胡适斥毛泽东诗肉麻不通 蒋曾想胡适当总统(组图) 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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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父亲是胡传，字铁花，官至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母亲冯顺弟。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考试，同年夏天回国。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1891年12月17日，胡适诞生。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

思想与学术

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使其终生服膺实验主义(杜威式的实证主义)（pragmatism）哲学。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到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

新文化运动

1917年，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等论文，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被誉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郑振铎语）。1919年三月，守旧派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 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尝试集》的新诗充满试验性质，并不成熟。诗人余光中认为“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

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剧情里女主角留下“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的字条，与恋人离家出走。这是受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

他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问题小说”，“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叶圣陶、罗家伦、杨振声、冰心等。

哲学研究

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仅写到先秦，但一生也没有写下卷，被讥是“善著上卷书”。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冯友兰多次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页）。



古典小说研究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胡适是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人，可以说是将小说纳入了学术研究正轨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旧红学。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胡适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所谓“甲戌本”）孤本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接下来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庚辰本》，为现代红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禅宗研究

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1]，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印顺法师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胡适忽略了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部份，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胡适将当时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若无胡适的论断在先，日本学界不会有如此多的回应和研究成果，中国禅学研究将不可能达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实受惠于胡适的先前贡献[2]。胡适说：“ 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适的讲词、手稿、书信等编成《胡适禅学案》。

水经注研究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

在十几年内，胡适蒐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推翻了“几成定献”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

著名的话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胡适文集 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pp. 519)

晚年

1948年12月，傅作义西去绥远和南走海上的道路都被堵死。是战是和？傅作义日夜思考，下不了决心。他认为胡适能够替他出主意，把胡适接到怀仁堂密谈，胡送了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而胡适自己并没有坚持待变，几天后坐上南京教育部派来接华北名流的专集飞到南京去了。傅作义对胡适很失望，命令守城门的岗哨不放胡适出城。胡适说自己是送陈寅恪去南京，才得以逃脱未来中共的魔爪。

1949年1月，胡适前往上海。既觉国民政府之国民党无法应付国政，又深感共产党的国内和平协定苛刻和战条件下，两党“和比战难”。于是不得已于国共内战末期，避祸赴美教学。之后，他于1950年代初期偶回台湾参与政治活动与讲学。例如：以国大代表参与总统选举投票、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协办由雷震主笔的“自由中国”杂志等等。

1957年，胡适当选中华民国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于隔年4月回到台湾定居就任。自此，胡适多时往返台、美两地。期间因为经济关系，1958年他还将胡适文选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买断方式（一说为廿年）卖与国内某家出版公司。

1958 年后，大陆发起大规模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胡适响应说，“我觉得世界上二、三百年来有一种公开的趋向，朝科学民主这个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学方法走，那时候我朋友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我表示过这样的话，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当时我朋友陈独秀只认得两个名词，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

1959年金门构工部队，于旧金城东炸山采石，意外发现“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八字及全文石碑后交由胡适博士研考。

1960 年雷震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中正违背中华民国宪法三连任总统，胡适为连署人之一。之后，雷震筹备组党事宜，胡适虽未参与，但多所鼓励。1960 年9月，雷震因“共谍”案被捕，史称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认为是蒋中正为阻止雷震筹组新党而策划。当时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虽未受到此案株连，也参与营救雷震，不过并没有成功。对此胡适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记说明始末。

1961年2月胡适参加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宴会，刚抵达就感到身体不适，送至医院脉搏跳至135次，痰中带血。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栓塞症加狭心症。此次住院2月，后回家自养，但身体已日渐衰弱。11月病情恶化，至台大医院疗养，隔年1月出院。



胡适墓志铭

1962年2月24日，于台北参与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欢迎酒会的胡适，于会议中突发心脏病去世。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将胡适于台北的公配居所改建为胡适纪念馆。另外，台北南港当地仕绅李福人，也捐出一片面积达两公顷，位于研究院附近的个人私地辟建为胡适公园，作为胡适的墓地。（后来许多中研院院士或著名学人也安葬于此）

胡适墓志铭由知名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其内容为

“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就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一九二○年九月一日出版的第八卷第一号《新青年》杂志，面目一新。

这一期的封面上画着地球和一东一西伸进画面两只紧握着的手，暗喻中国人民和苏俄人民手携手。这一期杂志新辟“俄罗斯研究”，由杨明斋等撰写介绍苏俄新貌的文章。这一期杂志推出了“重头文章”，即陈独秀的《谈政治》，把他和胡适、张东荪的分歧公开化了。陈独秀写道：“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的）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 胡适，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新青年》杂志的台柱。如今，《新青年》的主编在《新青年》上点名批判胡适，意味着《新青年》编辑部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分歧。陈独秀鲜明地指出：“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的〕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陈独秀谈及了《新青年》：“外边对于本杂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陈独秀说及了胡适：“最近胡适之先生著《争自由的宣言》中已经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要除去这些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了。”胡适原先曾是陈独秀的“亲密战友”。正因为这样，当蔡元培恭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陈独秀却说他只是暂代，待胡适从美国归来请他担此重任。

胡适，曾与陈独秀有过亲密的合作，曾是《新青年》的一枝笔，擂响了新文化运动的鼙鼓，被陈独秀称赞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振聋发聩的“文学革命八条件”，即不用典、不用陈腐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俚语、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不模仿古人、须言之有物(即胡适致函陈独秀自我介绍的“八不主义”)。此文的发表，在中国平静的文坛上掀起一阵狂澜。胡适在《新青年》上积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主张“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他用白话作自由诗，写白话文学剧本，写白话文，领一代之先。胡适在《新青年》上抨击孔教，抨击旧礼教，主张女子解放，提倡教育改革……倘若用“丰功”两字形容当年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也并不过分。然而，一起冲锋陷阵，一起呐喊前进，陈独秀、李大钊向“左”转，胡适向右转，渐渐分道而驰。《新青年》在分化。

最初的论战在李大钊和胡适之间展开。

那是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陈独秀被捕，《新青年》虽然暂停，但主持《每周评论》的是胡适。犹如一辆汽车换了个司机，胡适驾着《每周评论》仍在继续出版。胡适代替陈独秀编的《每周评论》离开了陈独秀、李大钊的“轨道”。胡适把《每周评论》第二十六、二十七号编成了《杜威讲演录》专号。杜威是胡适的老师，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

在第三十一号《每周评论》上，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表明了他对他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的不满：“ 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是很危险的。”正在河北乐亭县大黑蛇村老家度暑假的李大钊(他在离京前看到第三十一号《每周评论》)，写下了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和主义》，寄往北京给胡适。胡适把此文在第三十五号《每周评论》上登出。李大钊驳斥胡适道：“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 《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引者注：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议论很少。……我可以自由，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阿鹦、阿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我们唯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然而，胡适一边刊登李大钊写给他的公开信，一边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与李大钊论战。思想的裂痕已发展成为难以弥合的鸿沟。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作为书记的陈独秀决定把《新青年》作为这个小组的宣传阵地。于是，刷新《新青年》，不但以陈望道、李汉俊、沈雁冰、李达这四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作为《新青年》编辑，而且在一九二○年九月一日的八卷新一号起，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写的《论政治》，公开与胡适决裂。


后来，当胡适垂垂年迈，回首往事，他这么追述道：“事实上，陈独秀在一九一九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扎维克(引者注：即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

“陈独秀在和北京警察搞了一段不幸的关系之后(引者注：指北京警察逮捕陈独秀)，便离开北京，一去不复返了。其后只有一两次他乔装路过北京〔但未停留〕，数年之后他在有一次秘密路过北京时，曾来看我。但是无论怎样，自一九二○年一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逐渐的失去我们的学报。因为《新青年》杂志，这个〔传播〕‘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

胡适讽刺刷新后的《新青年》杂志，“差不多变成了《Ｓｏｖｉｅｔ Rｕｓｓｉａ》(引者注：即当时一本进步的英文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两位“老伙伴”不光摆开“铅字阵势”，在报刊上鏖战不休，而且见了面，一个讲苏俄好，一个讲美国好，也争个没完没了。陈独秀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的一段回忆，惟妙惟肖地勾画出这对“老伙伴”之间无可挽回的分裂。那是一九二五年冬，胡适来到上海治痔疮，借住于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回忆道：“这位总书记(引者注：指陈独秀)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引者注：应为实验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去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在《新青年》的“老伙伴”之中，倒是鲁迅仍与陈独秀同行。陈独秀一回回写信给周作人，请周作人敦促鲁迅为《新青年》写小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一九二○年三月十一日函)“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函)“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证正，寄来付印。”(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函)正因为这样，鲁迅后来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这么提及陈独秀：“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迅选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新青年》是当年享有崇高威信、发行甚众的杂志，它的急剧地向“左”转，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迅速推及全国。

二、胡适的众人皆醉我独醒

1.在 1915年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条约时，青年胡适在《日记》中抄录了《二十一条》条约全文，称赞说：“ （一）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二）此次日人以青岛归我……岂亦有所悔悟乎？”因此他说：“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 ”（《胡适全集》第28卷第89页）胡适竟然能从《二十一条》中看到“希望” ，感到“乐观”。胡适进而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骂学生们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同上第 129页）。我国人民把签订《二十一条》的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胡适又起来作《提议废止国耻纪念》的演讲，说“这种机械的纪念，毫无意思。”（《胡适全集》第29卷第240页）

2.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蒋不抵抗，胡适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全集》第21卷第610、617页）。胡适不仅“反对对日作战”，“反对对日绝交”，还亲自另搞一个以“兴办实业为宗旨”的“自觉救国会”，来抵制“抗日救亡” 团体（耿云志：《胡适年谱》第194页）。胡适主张向日方让步。他要政府以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为基础来谈判，并“自动地主张东三省解除军备，中、日皆不得在东三省驻兵”（《胡适全集》第21卷第478页）。胡适主张由国际共管东三省。“国联调查团”的《报告》提出“十条解决的原则及条件”和“东三省自治”，实际是置于“国际共管”之下。胡适表示赞成，说这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我看不出有什么反对的理由……我主张由外国教练官协助训练一种特别宪兵”来“管 ” 东三省。（《胡适全集》第21卷第 518页）

胡适公开发表文章说日本不能用“武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这就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胡适全集》第21卷第603页）。胡适主张东三省问题“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再说。

3.胡适致电指责张学良“名为抗日，实则自坏长城……为国家民族之罪人”（《胡适全集》第24卷第325页）；胡适写文章骂张学良勾结中共“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骂“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天津《大公报》1936年12月20日第2版）。他的文章由国民党大量印制后派飞机向西安空投。

三、胡适与中共在几个根本问题上的分歧（“胡适与中国共产党” 摘自《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 年第3 期）

胡适与中共在几个根本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是导致胡与中共之间逐渐由疏远走向对立的重要原因。胡适与中共都认为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是势在必行的。但是， 在为什么要改造中国，改造些什么和怎样改造等问题上， 两者的认识是迥异的。

(一) 为什么要改造中国？

胡适从根本上反对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些范畴来描述中国社会的性状。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既不是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压榨，也不是由于本国封建政权的腐朽统治，而是由于中国人民的不努力。胡适宣称：“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脱因果的铁律的”，“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因此，摆在国人面前的任务并不像共产党指出的是赶走帝国主义和推倒封建主义，而是打倒“五大恶魔”，“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味、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国人应在这方面奋起“自救”。

(二) 改造中国， 要改造些什么，应从哪些内容入手？共产党人为，一切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政治制度，在于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中。中国要获得独立和发展， 中国人民要获得自由和解放，中国社会要获得根本的改造，必须劳动群众起来“打破现状”，“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夺来政权； 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立劳动者的国家以至无国家。”

胡适认为， 要使社会结出新果， 就必须先为社会造出“新因”，他声称：“要经打定主意， 努力造因”。一开始，胡适就将国体与政体排除在他所强调的“新因”之外，他声言：“那些认为中国需要君主制增强实力，抵抗强暴，和那些认为共和制将创造奇迹的想法同样愚蠢。无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如果缺乏我称之为必要的前提条件——造新因，对于拯救中国都是枉然”。那么，为改造中国究竟应该创造哪些“新因”呢？在胡适看来，那就是现代化的科学、教育、文艺、学术等等。只有从这些入手，才能为中国的复兴奠定基础。

胡适在政治上的要求是成立一个他认为的“ 好政府”，即一个“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在这个“好政府”的领导下，将实现人民的民主、自由与社会的“和平渐进的改革”。

(三) 怎样改造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反对中共提倡的革命运动与阶级斗争方式。他在阐述他与中共两条道路之间的区别时说：“我们都是不满意现状的人，我们很诚恳地宣言，我们今日所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革命。”胡适将为改造中国社会而进行的革命理论研究与宣传斥为“空谈主义”，他嘲笑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口号：“试问，在墙上贴上打倒帝国主义和贴上'抬头见喜'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胡也极力反对集体的群众运动，他断言：“群众运动总是不能持久的”、“民众运动牺牲的大部分，是白白地糟踏了”。胡指责群众运动是“少数人把持操纵”、“是浅薄的煽惑”、“是盲从、轻信、武断、压迫少数、欺骗群众”。否定了共产党人主张的暴力革命和群众运动的政治方式，胡提出了自己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政治方略。

胡适认为，那些优秀的个人主义者的地位是自由的、独立的，他们不拟成立代表任何阶级或集团利益的政党，他们也不采取任何激进的斗争方式。胡适声称：这些人“只知社会与国家，而不知政党与派系。他们只持政见， 而不持党见”。“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永远不忍加入”。这样，胡适在对于政党、群众、政权、武装等一系列政治问题上与中共划清了界限，从而在怎样改造中国这一问题上走上另一条道路。

四、胡适劝毛泽东“放弃武力”与蒋介石和谈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重庆谈判国民党代表之一王世杰(字雪艇)择机递呈毛泽东一份电报。是胡适自美拍给毛泽东的。全文如下：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销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旨，今托王雪艇兄代为转告，用供考虑。

胡适，八月二十四。

五、胡适的敢言和蒋介石曾想胡适当总统

蒋中正“总统”为表示对胡先生的尊敬，亲自参加胡适先生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典礼，因为“中研院”有许多人与北大有关联，“蒋总统”在典礼中对五四运动颇有微词，胡先生在“蒋总统”致词完毕后，立刻对“蒋总统” 说，“总统”你错了，五四运动纯粹是一种文化运动，与以后的左倾思想，与共产党活动，并无很大的关系。这件事情给他的印象，他们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再看到了去年，我们还看到有这种记录，报上讲，老的院士讲古，“中央研究院”院士讲？，胡适一句“总统”你错了，不少人脸发白，为什么发白呢？因为想不到胡适这样敢讲话，最后看到没有，在历任院长中，一个院士叫做李亦园说他最佩服胡适，为什么呢？因为胡适在民国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号接任院长当年，蒋故 “总统”中正说，五四运动造成共产党做大，最后政府只好退来台湾，胡适竟当场指正说，“总统”你错了，五四运动是民国八年的事，共产党做大是十几年以后的事，跟五四运动无关。胡适这番话让当时在场的所有人脸色发白。（《胡适也疯狂》 作者: 李敖）

1948年3月30日下午 3点，王雪艇对胡适传来蒋主席的话，"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并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胡称"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并称"蒋公是很诚恳的"，胡适在政治上还处于"穿开档裤"的阶段，蒋也不见得"很诚恳"，但蒋的确"很聪明"，这一手使得胡适"感觉百分不安"了，胡适思来想去，然而，"我实无此勇气。""我不敢接受，因为我真没有自信心"。124月4日，蒋再次声明自己不候选总统，并建议提出一个无党派人士候选，此人暗指胡适。然"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所以，他在上海时曾对王芸生说，"老蒋真伟大，竟把自己打来的江山拱手让人。""我问他此话怎讲？他说：'他要我做总统呵！'"总之，在胡适的眼里，蒋是一个值得依赖，值得帮扶，值得进谏的"明君"。更重要的是，蒋似乎有纳谏的气度和雅量，这是以诤臣自命的胡适最易受感动的地方。

1948年10月25日，"局势大坏"，蒋便请胡吃饭，胡适质直地说了十点"很逆耳"的话，诸如，你"必须认错，必须虚心"，你统帅的"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等话，"但他很和气的听受"。1953年1月16日。蒋介石又约胡共进晚餐时，胡适又说了些逆耳之言，诸如，在你统治的"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明明"宪法止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

如果说胡适自任为"诤臣"的话，那么，他的明君则为当时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对胡适来说，蒋介石的人格却自有其优异之处，尤为重要的是，他尚能虚心纳谏，故而还是属于可以上条陈的统治者，所以即使蒋曾送给胡适一个"反党"的头衔，他仍还能在国府败北之际，还在美国对记者宣称，"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

六、胡适批评毛泽东词韵脚不通

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赠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 568—569页）

七、胡适支持雷震组党与蒋介石抗衡

《自由中国》杂志与国民党发生正面冲突，起因于胡适、雷震等筹组“中国民主党”。胡适一直主张在台湾成立一个反对党，以便彼此有所制约。他曾向蒋介石建议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但遭拒绝。于是转而支持雷震组建新党。

从1959年到1960年初，有人发动劝请蒋总统第三次连任，《自由中国》和许多海外舆论都主张遵守宪法，反对修宪，反对连任，因此又形成一次舆论和政治权势的强烈冲突。胡适这时一方面支持雷震和《自由中国》，一方面也私下劝告雷震略作约束。

1960 年，6年一度的政治季风又在台湾吹拂。 73岁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违宪连任“总统”？然而，蒋介石却做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胡适对蒋的恋栈十分不满，在这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不要作第三任“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蒋介石连任后，《自由中国》发表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胡适也从美国返台，发表《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的演说，与雷震等相互呼应。

1960年9月4日，蒋介石下令台湾省警备司令部，以涉嫌叛乱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筹组中的“中国民主党”也胎死腹中。10月3日，台湾当局以“涉嫌包庇匪谍，知情不报，并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的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出版了290期的《自由中国》杂志也正式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雷震案与《自由中国》事件。

此时胡适正在美国出席教育文化基金会，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副总统陈诚打电话，希望政府能不作摧残异己的事。不久胡适回到台湾，去看蒋介石，和蒋谈得很久，谈得也很激动，并于当天留下一段详细的日记。据胡适的日记所载，他告诉蒋说：“军法审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宣告的，被告的律师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查卷，可以调查事实材料。十月三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八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

回台后，胡适拒绝友人的劝告，对记者发表了义愤填膺的谈话：“大失望！大失望！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们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10年坐监，这(胡适说到这里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

胡适一辈子经常营救朋友，如陈独秀等。他与人联名请求“特赦”雷震。蒋介石交“国防部”签注而无下文。

八、胡适逝世，蒋介石亲写挽联，评价极高

1960年12月17日是胡适70虚岁生日。蒋介石写了一个大大的“寿”字以示祝贺。蒋氏夫妇在官邸为胡适摆下寿宴，邀请“副总统”陈诚等10余人前来庆贺。

蒋介石的寿宴不能抚平胡适内心因“雷案”所造成的伤痛，他仍旧为雷震的入狱而沉痛不已。翌年7月26日，雷震在监狱中度65岁生日，胡适写下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绝句《桂源铺》送给雷震，这是胡适最喜欢的一首诗。诗云：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1962 年2月24日下午5时，胡适亲自在台北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主持院士酒会时，胡适幽默而得意地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饶毓泰、吴健雄是物理学家。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胡适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声音很大，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上，经抢救无效，当日作古。

胡适去世后，蒋介石亲自写了挽联：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



1958年，胡适在“国民大会”上请蒋介石致词


胡适（中）出行访问，陈诚（右）等人亲至机场欢送



胡适一家


胡适与蒋介石惺惺相惜


1961年，胡适博士由美国返台，胡适夫人江冬秀女士前往机场迎接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研院”酒会之后不幸突然昏倒


胡适夫人江冬秀女士与不省人事的胡适握最后一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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