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群体事件"震惊中外 官民关系重建难上加难 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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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瓮安“6-28”事件过去快半年时间，目前专案组工作仍未结束。瓮安事件让瓮安一批官员落马，新官上任后也开始了重建工作。与楼的重建、班子的重建相比，官民关系的重建恐怕难上加难。

　　瓮安重建

　　与楼的重建、班子的重建相比，官民关系的重建恐怕难上加难

　　10月28日，瓮安县城终于迎来了多日以来的一个晴天。经过几天雨水的冲洗，树立在瓮安宾馆上方的广告牌更加鲜亮。“让世界了解瓮安，让瓮安走向世界”，这句蓝底白字的广告语异常醒目。

　　瓮安真正“走向世界”，是在四个月前的6月28日。

　　这一天，由于当地少女李树芬的“非正常死亡”，引发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群体性暴力事件。

当地县政府、县公安局的办公大楼在此事件中不同程度烧毁。

　　重新修葺好的县公安局大楼在湛蓝的天空下显得威严、肃穆，门口的条幅上写着“黑恶不除，国无宁日”几个大字。仔细观察，依然能发现“6·28”事件留下的烙印：蓝色的玻璃幕墙隐约可见烟熏过的痕迹，二楼的金属栏杆被砸得有些扭曲。

　　这座在“6·28”事件中广受关注的公安局办公大楼，在重修过程中还是有一些细微变化：户籍大厅内的防护栏拆了，来办事的老百姓和公安人员之间的距离似乎近了许多；原来在楼上的信访接待处搬到了大门左侧醒目的位置。

　　办公楼重新整修

　　“你没看到当天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瓮安县公安局对面文具店的老板至今心有余悸，“这街上挤得密密麻麻全是人，都快把我们店门挤破了。没办法，只好赶紧把卷帘门拉下来，好几天没敢做生意。”

　　事发当天是星期六，瓮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黎明在家休息，“我睡了一会，醒来后已经六点多了，手机上有一条应急办发的短信，说是不要乱走和围观，需要的时候通知你到哪儿就得到哪儿。我这才知道出了事。当时往这边走的路上已经人山人海，挤都挤不进来。”

　　在之后的录像上，黎明看到了公安局被烧的一幕：一些看似“很有经验”的人把警车抬到办公楼内，将车翻过来，用利器戳穿油箱，点火焚烧。接着，疯狂的人群涌入政府大楼，奋力砸毁了玻璃和一些办公用品，然后继续焚烧……

　　事后的统计显示，县政府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四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42台交通工具被毁，被抢走办公电脑数十台，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00多万元。

　　“公安局的楼烧了两层，由于三楼存放着武器，当时拼死守住了，所以三层以上都没什么事。”黎明向《望东方周刊》介绍说，县政府的楼1～3层被烧了，电脑等值钱的办公用品全部被抢，“我们县委的楼最惨了，那是座上个世纪50年代的老楼，仿苏联的建筑，内部是木结构的。6月28日那天，全部付之一炬。”

　　之后，县委的一些部门只得和林业局、水利局等“搭伙”，共用办公楼。

　　宣传部的另一位副部长胡乾飞用“不可估量”来形容这次损失，“直接经济损失倒好说，主要是烧掉了很多资料。我的那些资料都是几十年收集下来的，还有不少和媒体记者的照片，全烧了。还有县委大楼，那简直可以算是文物。”

　　新的领导班子尚未到任，办公楼的重建已然开始。

　　“公安局的楼烧得不算太厉害，基本样子也都还在。我们七月份就搬进来了，他们（政府工作人员）大概要到八月中旬。”瓮安县公安局防暴大队大队长黄成坐在一楼新粉刷过的办公室里，指着四周对本刊记者说：“重修的资金都是省里、州里拨下来的，还给我们配备了20多辆新警车。现在我们办公条件好多了，电脑换成液晶的了，对讲机也多配了几台，就是警服还没买全。我们的警服都在‘6·28’的时候被烧光了。”

　　据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科长刘永州称，该办公大楼的维修估计得花上几十万元。

　　10月31日下午，在公安局一楼的户籍大厅，两名公安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工作着。

　　“这里原来跟银行一样，有防护栏隔断，事发后，我们把防护栏拆掉了，办事的老百姓和工作人员可以很方便地直接面对面交谈了。”刘永州告诉《望东方周刊》，不光如此，一楼、二楼临街的铁栏杆也被拆除。

　　整修过的政府大楼几乎看不出焚烧过的痕迹。浅蓝色的楼身，与公安局大楼的蓝色玻璃幕墙交相辉映。花坛里盛放的鲜花给这个劫后重生的大楼增添了一抹生机。花坛斜前方的两侧，放有两个石质立柱，上面写有，“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

　　被夷为平地的县委大楼原址，如今变身为一个满是鲜花的广场，成为百姓休闲、娱乐的一个好去处。

　　官场重生

　　10月30日，代县长谢晓东在瓮安县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全票当选县长。“200多个人投票，能全票当选，很不容易，这也说明我们瓮安现在人心很齐。”县委副书记瓦龙标向《望东方周刊》表示。

　　“6·28”事件后临危受命的谢晓东，履任前是贵州省旅游局综合处处长。此前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他称自己是在7月3日中午11点被省委组织部叫去谈话，当时“猜测可能是瓮安”。7月4日晚8点左右，同样新上任的瓮安县委书记龙长春和谢晓东同时抵达瓮安。

　　履新前的龙长春是铜仁地区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负责农村移民、公安、司法等方面的工作。此前，他曾主政松桃，并在治理松桃枪患及当地错综复杂的治安局面上颇有建树，其“铁腕”风格一直为当地百姓所称道。

　　龙长春另一个引人关注的身份是中共黔南州委常委，由州委常委兼任一个偏远县的县委书记，这在中国的干部任用体制中并不多见。另一个类似的事情是，山西省临汾市的市委书记亦由省委常委兼任。该市在2007年发生震惊中外的黑砖窑事件以及造成105人死亡的洪洞新窑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之后，又在 2008年9月8日，发生世界最大的尾矿坝溃坝事故，造成276人死亡。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朴实而不失高雅’。看上去很朴实，说话思路很清晰，很有水平和高度。”作为下属的黎明这样形容龙长春。而在更多人的描述中，“务实”“低调”被用在这位新书记身上。

　　上任不久，龙长春先是搞起了干部作风教育整顿；紧接着，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县委书记大接访。在一次讲话中，龙长春指出：“一些有能力、敢干事的干部，在老百姓中口碑好，但在干部圈子里容易得罪人，投票推荐的时候就不一定推得出来。一些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反而更容易推出来。”

　　这一番话让黎明等一大批人觉得“有了奔头”。

　　“我们以前常说‘洗碗效应’，洗碗的人可以比喻成努力干工作的人。大家一起吃饭，有的人吃完一抹嘴就走了，剩下的人洗碗。长期洗碗的人，打烂碗的几率势必高些，就会经常挨骂，不洗碗的人则可以明哲保身。在单位里，干得多，会挨骂，还得罪人。提拔啊、投票啊什么的就没你。所以长期下来，人们就觉得做得多还不如不做。”黎明向本刊记者解释。

　　几乎同一时间，县公安局的领导班子也做了一番调整。

　　局长庞鸿和政委周胜都是从贵州省公安厅调来的。前者此前为贵州省公安厅国内安全保卫总队副总队长；后者曾任六盘水市刑侦支队大队长，后在省公安厅“打黑办”挂职。

　　与龙长春一样，庞鸿给人的感觉也是“务实”二字。“他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周末也从来不休息。我们有时会跟干警们说，‘你做不好，看看四楼亮着的灯’。”防暴大队大队长黄成对本刊记者如是说。

　　尽管刚上任四个月，但周胜在这个新的团队中人气颇高。

　　据了解，周胜家境较好，平时一直抽黄盒的熊猫香烟。“有人劝我别抽这个，说太扎眼，影响不好。我说这才不怕呢，怕的是你刚来的时候抽10块钱一盒的，没两天就开始抽‘熊猫’了。”周胜告诉《望东方周刊》，压力确实很大，但很多事不得不做，“我想五年后，我会用忍辱负重这个词形容现在的自己。”

　　“6·28”事件同样让瓮安一批官员落马。前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县公安局局长申贵荣、政委罗来平被免职。

　　另据《望东方周刊》了解，该县安监局局长、珠藏镇党委书记等多位官员在随后陆续被刑事拘留。知情人士称，前者是因为收了矿主的钱，后者是牵扯矿山征地的问题，“都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

　　王勤在当地百姓和官员中口碑并不差。“这个人勤奋、好学。但他下台之后我对他说过，你很善良，但善良不能代替正义。”副县长肖松评价着他昔日的“战友”。而瓮安县政协的一位工作人员则用“温柔”二字形容王勤。

　　10月30日，本刊记者拨通了前局长申贵荣的手机号，但他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官民关系的重建难上加难

　　与楼的重建、班子的重建相比，官民关系的重建恐怕难上加难。

　　“6·28”事件前的瓮安县城，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好人散了伙，坏人结了帮，治安抓不好，无法奔小康。于是，“仇富、仇官、仇警”的情绪愈演愈烈，“鱼水关系”逐渐演变为“水火关系”。

　　国家统计局瓮安调查队9月16日～19日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500人中，“6·28”事件前对瓮安各级干部作风满意的仅为14.8%，不满意的占43%；而在“6·28”事件之后，老百姓的满意度有了大幅提高。

　　“现在这些当官的确实比以前好了，过去办个事要拖好几天，现在去了就给办。”出租车司机刘师傅挺满意，“不过我现在生意没以前好了，以前打车的净是些帮派小混混，现在小混混们抓的抓、跑的跑，我每天得少挣100多块钱。”

　　据了解，“6·28”事件后，当地警方已刑拘黑恶势力成员39人。目前，“6·28”事件专案组仍没有撤，他们的工作地点在党校院内。临时办公楼一楼入口处有武警把守，楼梯处还有一名武警呈跨步姿势持枪站立。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目前调查工作尚未结束，所以不能接受采访，结束后会对媒体公开。

　　“6·28”事件后，当地公安局开展了“巡警在你身边”活动。不仅要保证每天三辆警车在街上巡逻，同时要求巡警们走进社区和百姓家里，了解他们生活中的困难。

　　10月30日晚，本刊记者跟随一辆警车进行了半个小时的巡逻。“我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车速维持在每小时20公里，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看到我们。”一名巡警指着一位拎着包走路的女子给本刊记者说：“你看她现在走得多从容，以前就不会，拎着包恨不得马上到家。‘6·28’之前，女人们上街都不敢戴首饰。”

　　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科长刘永州告诉本刊记者，由于大量户籍资料在“6·28”事件中被烧毁，很多百姓不得不重办身份证，“一万多个身份证，我们很快就办完了，而且都是直接送到百姓手上的。”

　　公安局大楼贴着老百姓送来的两封感谢信。一封是珠藏坝村村民写的，感谢该局为其追回被骗资金16万元。在雨水的冲刷下，字迹已不再清楚，周围的边也已经卷了起来，但是还贴着。另一封则是10月26日，一个珠宝店老板送来的，上面写着，“有人抢了我价值4000多元的珠宝，我报案后不到30个小时，人赃俱获……”

　　这家珠宝店的老板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仍然难以掩饰对警察的感激，“我开始就没想到能破案，我甚至觉得警察都不会来，以前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看来现在的确是有变化了。”

　　尽管如此，如今的瓮安城，仍残留了一些“6·28”的痕迹——每天，高音喇叭会在固定时段播新闻联播、瓮安新闻或是县委书记龙长春的讲话，在县城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清晰地听见。人烟稀少的马路上，偶尔可见一群身着迷彩的武警官兵背着枪，跑步训练。

　　另一个细微的变化让瓮安这个偏僻小城的老百姓感觉到很稀奇：每个大的十字路口，都有交通协管员在把守，一旦有人闯红灯，就会听到一声尖厉的哨声。

　　“官民关系的修复，取决于规则的重建。”瓮安县公安局政委周胜说。

　　瓮安的“死结”

　　“‘6·28’事件即使不在瓮安发生，也会在别的县发生；即使不在贵州发生，也会在其他省份发生。”正在瓮安调研的前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刘子富对本刊记者表示，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瓮安现在的各项举措只是一个开始，要想真正解决这些矛盾，任重而道远。”

　　“6·28”事件发生不久后，刘子富偕夫人到瓮安进行了三天私访，又和新任县委书记龙长春聊了三个半小时。

　　“我对这次事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回贵阳之后就给省委书记石宗源写了封信，用了三页纸。一个月后，宗源书记找到现在的分社社长，把我叫去谈这个事。我的一些观点和他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共鸣。这次来瓮安也是受他委托做一个调查。”刘子富说。

　　“卷入群体事件的老百姓并非反对政府，他们只是要反映他们的一些诉求，我们要给他们提供反映的通道，要把他们和不法分子区分开来，并且要尽力解决他们的合理诉求。” 刘子富写给石宗源的信中，提到了这一观点。

　　但一些诉求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在瓮安，矿群纠纷、移民搬迁、旧城改造是较为突出的难题，一些官员甚至将其看作“死结”。

　　10月26日下午，瓮安阴雨不断，通往玉华乡岩根河村田坝组的路上更是泥泞不堪，出租车屡次陷到泥中。由于认为当地一家磷矿企业开矿占用田地堆积废料，损毁了村里的道路，甚至导致村民们喝不上水，谢关伦等村民一再上访，要求企业做出赔偿，甚至在2007年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群体性事件，七人被刑拘。

　　瓮安县信访局局长尹松竹告诉《望东方周刊》，“6·28”过后，政府已经给该村提供了饮用水。但田坝组的村民则称，“是有水了，但时有时无。有人检查的时候有，没人来的时候就没有。”

　　“我们现在就是趁水来的了时候接一盆，留着停水的时候用。”谢关伦称。

　　“当时没人开发的时候，老百姓也希望有人来开发。现在老百姓看到企业的蛋糕做大了，就想来分一块。矿群纠纷有老百姓的问题，也有企业的问题。不好说，更不好解决。”瓮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黎明有些无奈。

　　皮滩水电站兴建，使得龙塘县江界河村的村民们不得不搬迁。但由于搬迁补偿等问题，至今该村仍有54户人家住在零散搭建的茅草棚子里。棚子很矮，里面黑漆漆的，村民们说他们已经两年没有电了，都是点煤油灯。

　　“我们不是移民，是游民了。政府现在根本就不管我们，我们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村民愤怒地说。当地人称，“6·28”后，也有领导过来看过他们，“一开始来的时候说给我们解决问题，到最后啥都没解决，就说我们早晚都得搬。”

　　黎明告诉本刊记者，移民们最初闹矛盾的原因是，补偿标准具体到每个县、每一户不一样，“因为国家是按水淹没的面积来划分，根据人口密度，具体到人头上的补偿费就不一样。农民们总觉得凭什么他有我没有，不患寡而患不均。”

　　尹松竹认为，从信访上看，很多涉及到跨部门、跨地区、跨年代的问题，确实很难解决。

　　10月30日，瓮安县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关于建立瓮安县和谐矿区建设基金的议案》，即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引发、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明确矿山开采业主的责任，保证治理资金和治理措施落到实处，实现矿区群众、生产业主和地方政府三者共赢的目的。

　　对于这份将矿区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文件，谢关伦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政府官员永远都是和企业老板站在一起的。”

　　“如何打开官民之间的通道，取得老百姓对政府工作的大力支持，这是瓮安目前最大的难题。”瓮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黎明说，“我们一直在努力。”

　　瓮安官场的救赎

　　“6·28”当天，有些领导从人群中走过的时候，用衣服挡着脸，怕被人认出来。还有个领导就在附近打麻将，看到出事了，跟人家说别开灯，千万不要声张

　　《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 贵州瓮安报道

　　“一辆宝马车停在那儿，一个人在车上狠狠地划了一个A4纸大的“恨”字，这种仇富心理非常可怕。”10月27日，在瓮安进行调查的前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刘子富，向《望东方周刊》描述着他在瓮安街头看到的这一场景。

　　此次，刘子富是奉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之命，赴瓮安进行调查的。“我已经来了快10天了。我干记者这么多年，头一次在一个县待这么长时间。”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后，刘子富认为，“6·28”事件并非洪水猛兽，它的警示作用会给中国带来积极的意义，“只要能扭转过来，就会变成执政党的一笔巨大财富。”

　　后“6·28”时代，走出阴影的官员们也开始了一场救赎。

　　没有经验只有教训

　　《望东方周刊》：“6·28”事发当天，县里面的领导班子是如何应对的？

　　肖松（瓮安县副县长）：“6·28”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在开电视电话会，听周永康讲话。听了没一半，我就听说有人开始闹事了。走到门口，发现已经有3000多人围在门口。刚一出门，就遭到一些小青年的谩骂，指着我鼻子。当时人们情绪非常激动，来势之猛，始料未及。从谩骂很快过渡到打砸抢。

　　我当时马上跟王勤书记报告，说得赶快把大家集中起来一起商量，去做工作。我也很快找到了当时的公安局长和政委，让他们赶紧从都匀回来。说实在的，他们当时给我一种推诿的感觉。直到晚上七点来钟，他们才回来，延误了最佳处置时间。如果早些恐怕就不会这么严重了。

　　我的处理也有很多麻烦，比如调动警力，因为局长政委不在，我调动不了他们的警力。没办法，我就群发短信给干警，让他们过来做群众工作。

　　那天刚好是双休日，我们的值班制度形同虚设。按理说，值班的人都应该在办公室的。我们有17个乡镇的书记都到外地去了，他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木已成舟了，挤都挤不进来。班子里外地交流干部太多，政府班子里七个人有三个是交流干部，所以一到周末就不在，都回家了。你说到哪里找人？群龙无首了。

　　作为分管公安和信访的县领导，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没有经验的总结，只有教训的总结。

　　《望东方周刊》：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政府和公安人员面临着怎样的压力？

　　瓦龙标（瓮安县委副书记）：刚开始的时候特别难受，感觉灰溜溜的，走到哪儿都觉得自己矮别人半截。我也考虑过换工作，换个环境。9月份我回了趟老家，人家问“6·28”的事，我都不愿意谈，但是又没法回避。组织部一个副部长的儿子在广州上学，人家问他是哪儿的人，他说是安徽的，说瓮安觉得丢人。

　　周胜（瓮安县公安局政委）：经过“6·28”事件，很多公安人员心理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我们就得给他们一种人文关怀——带他们实实在在地破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我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有愧疚之情。我们的公安局被烧掉，我们的党委政府大楼被烧掉，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极大的耻辱。很多不文明不规范的问题，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彻底改变，在全州甚至全省成为响当当的队伍，这样我们才能挺起胸膛做人。

　　在有能力制止帮派发展的时候没有制止

　　《望东方周刊》：瓮安的社会治安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很大变化，那为什么以前那么长的时间里，会那么混乱？存在哪些问题？

　　肖松：这些年来，我们对干警教育不够，管理不到位，对装备投入不足。

由于干警工资低，因此前些年就是靠罚款来挣经费，导致管理混乱。一些人不去为老百姓干实事，搞好服务，而是天天抓赌，这个是要出问题的。另外，队伍里面很多人不是学公安的，对案件的分析等存在问题，导致一些案件有始无终，成了无头案。去年的四个爆破案至今都没有破。

　　我们公安局对干警的教育，一是要规范干警的行为，二是丰富生活圈，三是限制好社交群。他们有特殊的身份，是特殊的人，搞不好就会有特权的滥用。无原则的宽容就是纵容，纵容就是犯罪。

　　黄成（瓮安县公安局防暴巡逻警察大队大队长）：我们以前还参与过不少非警务活动，包括我也参与过，这是事实。以前移民搬迁什么的，老百姓去闹，政府就会找我们，时间一长，群众都被我们得罪光了。现在不会了，这一届班子很注意，什么事都是政府先出面解决，不轻易调公安了。

　　《望东方周刊》：瓮安的一些社会恶势力已经存在数十年，这一片土地为什么会成为滋生恶势力的土壤？

　　黎明（瓮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帮派的初衷只是靠拉帮结派聚拢力量，有事找人帮忙，后来就开始靠交会费什么的，成了不是组织的组织。改革开放以后，势力的壮大对帮派来说非常重要，以至于发展到后来，好多学生都加入了帮派。

　　帮派之所以日益壮大，也和政府的软弱和失语有直接关系。他们之间也互相利用。比如说你作为官员，刚调到某个地方工作，你了解到这个地方帮派势力很大，那么你要是想把你的工作做好，就可能会动一下脑筋，与其去打击它，还不如去亲近它，互相利用。比如因为宅基地的问题，政府翻来覆去协调不了，也许和帮派大哥说一下，他去吼一声，就解决问题了。而且政府里有很多人也是那个帮派里面的，即使他不是，帮派里也有一些是他的朋友，他是帮派的保护伞。

　　我们之前的一些领导，没有想过在有力量制止帮派发展的时候制止它，等它发展壮大之后，已经驾驭不住了。

　　李长贵（瓮安县雍阳镇党委副书记）：那么多孩子为什么加入黑帮，而不加入共产党呢？首先因为，在农村，党的关怀机制不健全。年轻人一看，那些老党员生活水平比我还低，那我加入你干什么？其次，人们发生纠纷，会先去找政府，政府这边一拖再拖，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人家就不找你，找黑帮去了。他们认为加入这样的组织有安全感，走到哪儿都有人撑腰。另外，公安机关对这些帮派的打击、管制也不够。

　　所以你让他入党，他觉得没好处没意义，让他加入黑帮，开好车，就觉得自己有人生价值了。这其实是一种歪曲的价值观。

　　另外，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有问题。比方说玉山乡有一家，孩子是帮派的，结婚办喜酒那天，很多人过来撑场面，收红包就收了好几万。另一家孩子老实，结婚的时候借了10万块钱办酒席。帮派孩子的家长就特得意，说你看我们家娃多有本事。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后面那个家长就觉得自己家孩子没出息。这是一种悲哀。

　　瓦龙标：我们之前太注重经济发展，强调以人为本不够。瓮安是个文化沙漠。县城八万人，没有像样的体育场、电影院、图书馆、公园。人需要精神上的东西，你不给他提供，他就会坐在街边打麻将、赌博，甚至加入一些帮派。无事生非啊，瓮安人又有结集的习惯，一闹活动就有好多人跟着上。

　　“6·28”之后，为稳定干部和百姓的心理，我们搞了一系列文体活动。9月26号，一个农民文化活动开幕。那天刚好下雨，几千人在雨里整整齐齐地坐着；闭幕那天，烈日当空，大家还是一丝不苟地坐在那儿。我当时就很难过，要是我们有个像样的体育馆，就不会这样了。

　　基层组织网破线断人亡

　　《望东方周刊》：刚才谈到基层党组织的问题，瓮安县的基层党组织面临哪些问题？

　　瓦龙标：我认为，“6·28”事件给党的执政敲了警钟。

　　拿瓮安来说吧，村一级的班子几乎瘫痪——总体素质偏低，年龄偏大。35岁以下的党员占12%，60岁以上的占31%。不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有的即使被发展成党员，发展完就走了。所以整个党组织没有战斗力。当然了，他们的工资待遇也偏低，一个村干部一年只有2400元工资，稍有能力的人根本看不上眼。

　　村干部在村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威信，村里的工作只能靠乡镇下去的包村干部来做。

　　乡镇包括县一级的班子自主权太小。比如，乡里选个干部都要州里来批。我认为应该抓大放小，适当把权力下放。另外还有体制上的问题，在基层是无限的责任，有限的政府。权责不统一，干部有时候就会推，说这个东西不是我的责任，你找别的部门去吧。回避矛盾，也导致矛盾越积越多。

　　瓮安是个教育大县，每年考出去的大中专学生有2000多个，但回来还不到300人。干部里面专科出身的很少，有的甚至是职高、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上班后再补的党校文凭。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真正科班出身的还不到1/6。

　　我曾经分管过组织工作，对这一块比较熟悉。目前的现状是，在一个单位里，老好人容易被提拔，但他们往往不具备敢想敢干的性格。这样的人工作起来不会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但也不会轰轰烈烈。所以选干部还是应该拓宽渠道。

　　肖松：我曾经说过，基层组织的网络建设，网破线断人亡。

　　我去一个贫困乡调查的时候发现，一个村里，支书主任一肩挑，一个人说了算，谁来监督你啊？另外，我发现，村里本应有的妇联、青联、民兵、治保等七大组织，文件上有，实际上都是悬空的，就是应付、欺骗上面。

　　要关注人口占95%以上农民的利益

　　《望东方周刊》：不论从政府还是老百姓来说，发展的需求都是非常迫切的，但发展必然引发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来讲，发展太慢也可能导致治安问题，不少刑事案件都是因为百姓过于贫困而引发，那么该如何看待和处理其中的关系？

　　肖松：瓮安之所以出现“6·28”，就是因为一手软一手硬，重视了经济发展，轻视了社会稳定。

　　我记得在今年年初，一个煤矿导致当地村子100多人没水喝了，老百姓打着条幅来上访。当时我们就跟煤老板说，不管花多少钱，都得把地下水挖出来。后来老板花了五六十万，愣是把水挖出来了。

　　我们之前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没有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搞得老百姓上访不休。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成了煤老板的保护伞，就是因为利益驱动。最近刚召开的人代会上，提出了和谐矿区建设基金，就是要让矿主们从自己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让利于民。我们在招商引资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承受不了就要出问题。瓮安农民占95%以上，这个群体如果我们关注了，发展了，很多矛盾是可以避免的。

　　李长贵：我们对老百姓利益确实保护不够。矿山开采80%～90%的利润被老板拿走了，当地穷的穷死，富的富死。我们能不能让这些老板每年拿一部分利润出来，保护当地生态和百姓利益。否则日后矿都挖空了，满目疮痍，老百姓也跟着受害。

　　瓦龙标：最近我们在做这样一件事，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项目开盘，想请县领导出席，说要给一些纪念品。县里商量决定，纪念品不用了，让这家企业捐 10万块钱给留守儿童做基金。在瓮安，在外打工的有10多万人，三万留守儿童。县里建议企业用这些钱回馈社会，做些善事，企业也欣然同意。以后我们做事都要按这种态度来处理。

　　说到矿的问题，强调环境和生态确实很重要。但一个老板在起家时的原始积累同样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你让他不断淘汰落后设备，改进方法，在西部是不现实的。这个从科学发展的角度，还需要探讨一些问题。

　　“6·28”对瓮安长远发展或是好事

　　《望东方周刊》：瓮安的干群关系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肖松：“6·28”事件现场，一些老百姓为什么要起哄、鼓掌？说明我们的干群关系已经恶化到一定地步了。

　　在干部队伍中，存在一种回避矛盾的心态。干事的不如站在旁边看的，站在旁边看的不如在家看的。还有这样的说法，“家事国事天下事，不问事平安无事。”很多干部党性原则丧失，正义感淡化。“6·28”当天，有些领导从人群中走过的时候，用衣服挡着脸，怕被人认出来。还有个领导就在附近打麻将，看到出事了，跟人家说别开灯，千万不要声张。

　　官员的回避，导致小事变大，大事变难，难事变乱。我们的信访案件一直居高不下，群体性纠纷成为最大难题。积怨太深，积重难返。

　　不过经过这四个月的整顿，大家工作作风还是有了很大变化，也赢得了相当一部分民心。

　　瓦龙标：几十年以前的老百姓什么都听上面的，现在不一样了，老百姓要求高了，就需要我们提供给他们配套的服务，但我们的干部服务意识跟不上。

　　李长贵：其实，我们90%的干部是很有能力的，但是公仆意识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不够。

　　我们那儿在今年8月份又出了件事，一个人掉到一个泡椒厂两米深的辣椒缸里，另一个见义勇为去救他，结果两个人都死了。这个事情比“6·28”还复杂，家属把医院都包围了，还有很多人围观。当时我们处理比较及时，从人道主义等各方面给家属做工作，迅速把这个事情化解了，家属也很快把尸体搬走下葬。这个事情在解决上就比较果断，而且找准了着力点。

　　干群关系的恶化，有的时候也有老百姓的责任。我有时候就想不通，以前我们的老百姓吃的是玉米饭、洋芋，穿的是草鞋；现在吃猪肉，穿皮鞋，为什么矛盾越来越多？一些老百姓总认为优惠政策是国家该给的，不管自己有理没理，都会一个劲儿地去上访。所以，在加强干部教育的同时，也要对老百姓进行一些教育，让他们懂法、守法。

　　我现在就觉得啊，“6·28”事件早爆发比晚爆发好。瓮安存在的矛盾，其他地方可能也存在，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先意识到了，就要先解决。从这点上来说，“6·28”事件对瓮安的长远发展或许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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