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联合国足迹 胡锦涛5分钟展大手笔(组图) 国际先驱导报

[hepingdao]

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

金秋时节，纽约联合国总部将再度迎来中国领导人的到访。9月2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出席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以及第63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从1974年邓小平登上联合国讲台算起，中国已经先后有5位领导人亮相联合国会场。他们都说过什么，又有着怎样的风采表现？回望34年间各位领导人的联合国之旅，或许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坚实足迹


2008年5月24日，温家宝在汶川县映秀镇会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温家宝：首访48小时20场活动

行程尚未开始，各方已经闻风而动。这几乎是中国领导人每次出现在联合国会场前后都要面对的场面。9月19日，外交部新闻发布厅举行中外记者吹风会，详细介绍了温家宝总理即将开始的48小时联合国之行。而早在3天前，当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宣布温家宝将出席9月25日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以及第63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后，他的行程和有关细节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四个月前，温家宝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有一次特殊的会面。5月24日，汶川地震灾区的映秀镇，在中国刚刚遭遇劫难的那片土地上，两位领导人的四只手紧紧相握。4个月后，潘基文邀请温家宝做客联合国，探讨的话题依然并不轻松，贫穷与饥饿、教育与健康、环境可持续发展等专题圆桌会议将依次举行。

作为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后的又一次重大多边外交行动，在国内外形势复杂的今天，担任总理后首次率团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温家宝显然还肩负着不同寻常的使命。

“中国政府近年来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作出的重大战略调整，以及在减贫计划上的成功努力，对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不可或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陈琪副教授如是解读中国的贡献。在他看来，这次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中肯定会有相关的利益博弈，如何应对这种压力，提出既具有道义制高点又切实可行的国际主张，“将成为中国领导人面临的又一个重要考验”。而在9月19日的吹风会上，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透露，因公务非常繁忙，温家宝此次在纽约只停留48小时左右。但就在这短短的48小时中，将安排近二十场多边和双边活动。除了出席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外，温家宝还将在第六十三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全面阐述中国内政外交政策，并将会见与纽约的华侨华人、中资机构和留学生代表等，此外还将与媒体进行交流。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来说，即将走过四分之三的2008年都格外不同寻常。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正愈加集中地困扰着不同国度的人们，而中国的国际立场，以及后奥运时期的政治经济走向，或许就将在几天后的联大清晰地展现在世界面前。

“我们希望，通过温总理这次出席联合国两个会议，能够充分显示中国对实践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显示中国对联合国工作的全面、坚定支持，显示中国对落实千年发展目标进程的坚定支持，也显示中方将继续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努力。”何亚非说。



1974年4月6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

　　邓小平：新中国新面孔引发震撼

当温家宝总理几天后在联大阐述中国为新千年发展目标构想所做的努力时，距离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亮相联合国已经过去了34年。而三十四年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要远比现在恶劣得多。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纽约召开，中国政府决定由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率团参加。而彼时，国际社会对新中国并不了解，对邓小平更是知之甚少，很多美国专家都在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因此，“蒋介石政权的反叛者”、“职业革命家”等词都出现在美国媒体对他的描述上。

“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以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我记不太清楚当时一些具体细节了，但我在纽约和他一起吃过晚饭。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后，在接受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的采访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回忆说。不仅是对邓小平不了解，当时由于新中国刚刚重返联合国不久，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亮相机会有限，很多国家都对新中国充满了漠视、疑虑和好奇。邓小平作为第一次登上联合国讲台的中国领导人，自然吸引了堪称“史无前例”的关注。

望着台下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众多记者，邓小平健步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从容开始了富有自己特色的发言。发言中，他详细阐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原则。

在那次联大上，邓小平还庄严声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自己也决不搞霸权主义。这个表态震动全场，尤其是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得到了极大鼓舞。著名外交家吴建民当时作为中国常驻人员在联合国工作，他清楚地记得，邓小平讲话后，发展中国家代表十分兴奋，排着长队向他表示祝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的要求，不合理的、旧的经济秩序给他们带来的危害太大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国政府支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立场，对发展中国家是巨大的鼓舞。”吴建民回忆说。而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瓦尔德海姆也见证了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亮相联合国的历史时刻，他后来对《国际先驱导报》回忆说，邓小平了解联合国的重要性，他把中国带入了众多的国际组织之中，“我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曾与邓小平多次会晤。虽然我们两人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个人经历，并肩负不同的政治任务，但我感到我们有一个共同点，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消除中国的政治孤立状态，共同塑造一个世界，使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1997年2月，邓小平辞世后，联合国降下半旗。



2000年9月7日，江泽民（中）、希拉克（右二）、普京（右一）、布莱尔（左一）和克林顿（左二）出席由中国倡导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会议。

江泽民：让美国人很吃惊

回首中国领导人的联合国足迹，中美关系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江泽民的两次联合国之旅，与美国的关系几乎都是其中的重点之一。

1995年10月21日至25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赴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50年特别纪念会议。而在那次大会举行前的几个月，用《江泽民传》作者库恩的话说，中美官员都在为一个问题绞尽脑汁：美国总统克林顿是否将借江泽民在美国逗留之际邀请他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经过一系列的交涉后，两人最终计划在纽约举行会晤。10月24日，纽约刚刚下过一场大雨。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江泽民，在会上发表了题为《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讲话，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当时，中美关系正因克林顿允许李登辉“访美”而大动干戈，中国政府因此断然召回了驻美大使。在讲话中，江泽民未点名地批评了“有的大国”：“有的大国常常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侵犯别国主权”，“制造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终将自食其果。”这段语气尖锐的讲话结束后的下午，江泽民来到纽约市著名的林肯中心广场大厦的10楼顶层，同克林顿举行会晤。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两国元首的会面格外顺利，原定一个小时的会谈最后持续了90分钟。会谈时美方记录员苏葆立回忆说，江泽民讲话沉着自信，没用文字稿，“他直截了当地谈论有争议的问题，偶尔用幽默的插话来缓解气氛，有时还讲英语。”江泽民第二次到访联合国，是5年后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2000年9月6日至8日，150多位国家元首齐聚纽约，共同规划新世纪的未来。在那次会议上，除了发表简明扼要的讲话外，江泽民的出访还有两个花絮成为事后人们的谈资。

在5个常任理事国首脑会晤了1小时10分钟后，江泽民适时接过话头，准备提议结束会议。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江泽民刚刚开口说了一句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就被克林顿打断。克林顿说，江主席你先不要宣布会议结束，我还有一段话要讲。接着，克林顿不等翻译翻成中文，就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回顾起两个人的交往和友情。即将离任的克林顿，以这样的方式和中国领导人提前进行了告别。峰会期间，江泽民邀请了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元首来到自己下榻的酒店，而当时的一张照片引起了人们的猜想。包括克林顿、普京、布莱尔和希拉克在内的五位元首，摆好姿势照了一张合影，江泽民正好位于四个人位置的中间。《江泽民传》中披露，有人因此向他暗示，这张照片表明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世界事务的中心时，江泽民犹豫了一下后又开玩笑说，“我想，这是因为我是他们中最年长的吧。”江泽民还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史无前例”的举动——邀请言辞尖刻的美国记者华莱士在电视节目《60分钟》上对他进行采访，而且没有任何问题限制。访谈中，双方你来我往，华莱士提出的敏感话题，被江泽民一一化解。“当华莱士抱怨江的回答太长时，主席马上反击说他的回答和华莱士的问题一样长。如果华莱士想要短一些的答案，他就应当问更短的问题。”库恩介绍说。


2000年8月31日，李鹏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议大厅主持千年议长大会。


2005年9月7日，吴邦国主持第二届世界议长大会。

两位委员长：联大舞“槌”

从2000年至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两次联合国之行，无一例外都与元首峰会在同一时期展开。这两次分别是2000年的千年议长大会和5年后的第二届世界议长大会，出席这两次会议的领导人分别是李鹏和吴邦国。事实上，李鹏在1992年1月就曾以总理的身份出席过安理会首脑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李鹏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建立国际新秩序以及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等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反响良好。

2000年8月29日，在去纽约的飞机上，李鹏就召开了一个陪同人员会议。在《李鹏外事日记》中，他回忆说：各种反华势力正在紧锣密鼓，准备对江泽民主席和我这次来纽约进行干扰破坏。我驻美国大使李肇星同机返美，他介绍在美国“中国威胁论”嚣张，继苏联之后，中国变成美国之假想敌人。我简短讲了话，要大家作最坏的准备，作最大的努力，对付各种反华势力是一场斗争，要有克敌制胜的勇气和巧妙应对的部署，为完成我参加大会的各项任务而努力。联合国千年议长大会上，身为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李鹏当选为大会副主席。他在大会发言中重点阐述了中国关于加强国际合作的基本看法，并介绍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经济情况。“我是第五位发言，按规定不到5分钟就结束了。我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热烈的掌声。”李鹏当年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8月31日上午10时，李鹏主持了千年议长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为保证会议按规定进行，李鹏在会议开始前就拿起了主席槌，告诉大家发言不要超过5分钟，“不然，我只能行使主席的权力了”。而在第二天下午看望纽约华侨华人、留学生和使领馆人员时，李鹏对当时的发言记忆深刻：“分批照相后，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博得阵阵热烈的掌声。我讲话声音洪亮，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股劲头，可能是为海外赤子的诚心所感动。”千年议长大会后，第二届议长大会5年后在联合国总部开幕。2005年9月7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出席开幕式，并在下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做了题为《加强多边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发言。吴邦国还作为大会第一副主席主持了会议。当时陪同出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曹卫洲后来介绍说，吴邦国在发言中深刻分析了战后６０年来的国际形势，明确提出加强多边合作应当相互尊重、建立互信、共同发展的三点建议，并指出应当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积极作用，加强各国议会联盟与联合国的实质性互动，重申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胡锦涛：5分钟展示大手笔

迄今为止，中国领导人最近一次亮相联合国大会，还是三年前的联合国60周年华诞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了联合国首脑会议。作为出席联大会议的第五位中国领导人，胡锦涛的出现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当时评论称，胡锦涛以国家元首身份进入大国外交和国际舞台不过二三年时间。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神态风格，他已经展现出雍容大度、挥洒自如和信心十足的大国领导人形象。成立60年的联合国，2005年起开始更加正视改革的迫切要求，以至于“焕发新春”的口号都被印在了纪念徽标上。而究竟将怎样改革，未来的世界将是什么样，各国众说纷纭。

胡锦涛的讲话日期选择在了当地时间9月15日上午，当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的张义山副代表亲历了胡主席的讲话过程，他对《环球》杂志回忆时表示，自己当时还为中国代表团抽了“好签”。因为按照规定，大会发言分时段进行，先后顺序是国家元首级、总理级和外长级。为了体现平等，每个时段都要通过抽签来决定各国领导人的出场次序。“我们那个签抽得很不错。在大会发言，出场太早了听众还没到齐，太晚了人又都散了。胡主席讲话的时间不前不后，正好是人最多的时候。”张义山对媒体表示，另外一个签是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也相当不错，正好在正中走道比较居中的位置，“所以会议期间看到胡主席坐在那里，许多国家的代表都主动过来与胡主席握手。”中国前高级外交官陈有为表示，自己曾多次随同外长与国家领导人出席联合国大会，从代表席上观察会场风云。通常情况下，联大会场都比较松散，座席上交头接耳，人员进进出出，发言空洞老套居多，缺乏吸引力。但这一次，他在电视中发现，“当胡锦涛发表讲话时，会场宁静，各国领导人全神贯注倾听。在胡锦涛讲话结束时，全场立即报以热烈掌声。这种情景是前所未有的。”这篇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及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对加强联合国作用、推动联合国改革、促进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提出了具体主张。也正是在这短短5分钟的讲话中，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这种新世界观就此在联合国会场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到访联合国的69个小时中，除8场多边活动，胡锦涛还进行了11场双边会见，包括同美国总统布什、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同菲律宾、赞比亚、莫桑比克、印度、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马其顿、加蓬等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会见，同第6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国瑞典首相约兰·佩尔松的会见，以及同众多领导人的握手寒暄。日理万机的穿梭外交，成为贯穿胡锦涛联合国行程的鲜明主题。也是在那次大会上，胡锦涛还提出了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五个具体措施，包括为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提供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今后两年内免除重债穷国的债务，三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医药援助，以及为发展中国家培训3万名人才等。

有外媒因此感叹，“在联合国大会的讲坛上，从来还没有一个大国提出过这样具体的一揽子援助计划……也许有人会说，中国自己还有很多人没有脱贫，何必如此阔绰地援助他国。但胡锦涛的这一大手笔反映了中国国力的日益壮大，拥有更大的外援能力，表明即使北京已把大国外交置于全球外交的首位，仍然关心着第三世界，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本专题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江泽民传》、《江泽民出访纪实》、《李鹏外事日记》、《吴建民传》以及其他媒体的公开报道，在此一并致谢）

中国借重联合国舞台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领导人每一次亮相联合国舞台都格外引人关注。而从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亮相联合国会场至今，尤其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登上联合国讲台的频率越来越高。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刘建飞教授看来，今天中国的影响力与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1974年中国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整个国家也被孤立在国际社会之外，虽然联合国恢复了我们的合法席位，但中国的声音还是很容易被忽略。”

刘建飞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冷战时期是美苏两个大国在主导世界事务，联合国基本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无非就是表决机器”。而在冷战后，联合国的作用开始显现，一些大国也愿意通过联合国协调，而不是争斗，“联合国过去是斗争的舞台，现在是合作的舞台。”

对中国而言，新一届政府更加重视多边外交，而多边外交的最主要平台就是联合国，所以中国对联合国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视。“特别是冷战以后，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也是中国的目标。”刘建飞表示，中国领导人频繁参加联合国会议本身，也是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表现之一。“我们曾倡导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就是以联合国为基础，在联合国框架内来操作的，这一点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提的建立所谓新秩序是想降低和减弱联合国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正式在联大上阐述了“和谐世界”的理念，并对发展中国家做出了5项援助承诺，充分说明了中国的负责任形象。

具体到温家宝总理的这次出行，刘建飞认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肯定会使中国领导人的信心更强了，同时也令世界对中国人的办事能力有了新的认识。在这个背景下，国内国际舆论的期望增高是自然的，尤其是一些国家可能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面对机遇和挑战，中国人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呢？“期望是期望，现实是现实，”刘建飞表示，“中国肯定会一如既往地表达自己主张，包括支持千年发展目标等问题，但中国毕竟只是一个国家，发挥作用也不能超出自身能力范围。” （记者 晓德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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