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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智昌:我们为什么需要设计? (ZT)
angel
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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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北美枫文集
帖子发表于: 2008-07-02 22:00:51    发表主题: 陆智昌:我们为什么需要设计? (ZT) 引用并回复

陆智昌:我们为什么需要设计?


2007年08月05日 深圳商报


初闻“陆智昌”,这颇显老派的名字,暗想定是在京城文化熏染多年,方有如此功力。未料,这位拥有无数拥趸的装帧艺术家,不仅年轻而时尚,更加远离中原文化,他的成长与成熟都是从香港起步。

陆智昌是个奇妙的混合体。他的设计是从西方学来的,却偏偏在强烈的形式感、色彩感中注入中国式的写意和诗意。他是个标准的机器迷,手边有很多台苹果电脑,慢条斯理的腔调与文字中却流淌着一股老派文人的质朴之气。他是个众所周知的卡通迷,公开照不是与阿童木相伴,便是站在巨大的机器猫和大雄身旁,腼腆地微笑,然而,那一部部清秀雅致、简洁大气、率性拓落的封面装帧,却又昭示着他的丰厚学养。

老一代装帧艺术家吕敬人曾说,陆智昌的封面设计对中国出版影响巨大,“阿智带来一种语境、一种意境,清秀、安静”,给内地书装吹来一股清风,提高了书籍之“美”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近日,本报记者连线这位封面设计大腕,畅谈封面之“美”那说不尽的深意。

专访“一石文化”艺术总监、装帧艺术家陆智昌:

我们为什么需要设计?本报记者刘悠扬

“一本书‘美’的核心是情感”

《文化广场》:书有形态,还有神态,形态吸引了眼睛,神态才让人动心。好的封面应该兼具形态与神态之美,这是我所理解的封面之美。您所理解的封面之“美”具

备哪些要

素?您觉得一本

书的“美”的核心是什么?

陆智昌:你说的可能是对“美”最标准的诠释了,也可算是基本的要素吧。关于一本书的“美”的核心,以我来看是情感吧。情之所在,形、神有时不一定那么重要。

《文化广场》:您对封面装帧设计的追求是什么?是否是您总提到的“润物无声”境界?一个完美的封面设计应该达到怎样的效果?

陆智昌:坦白说,真是无所求。“润物无声”不是单单能凭一己之力便能达到,它需要一个环境、一个时代的配合,到了某个机缘便有它生存的土壤。完美的封面设计……十多年前在巴黎的一间很小书店里,早上9时多的冬日洒满一角落的书桌,那时觉得书真美,至今难忘,这不知能不能解答这问题。

“心灵之美往往比物态之美更重要”

《文化广场》:在封面设计中,“美”与“丑”似乎也存在辩证关系。“美”是基本要求,但设计过程中不是将丑陋的筛出来、将美丽的堆积起来就能得到最好的一个,您的封面设计向来喜欢做减法,像我知道的《陈寅恪集》您读了很久才落笔设计,但最后出来的方案竟然极其简洁,封面上面一小块地方为出版者、作者和书名,下面一片开阔天地,只有两列文字,文字为陈寅恪撰文、林志均书丹的王国维墓志上的拓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些读者并不能体会这种洗尽铅华的“美”,能否借此谈谈封面设计中“美”与“丑”的关系?

陆智昌:有一个小秘密,有些很简单的设计是用加法加出来的……“美”与“丑”在正常情况下,本应有一个常人的标准,但总是难以说个明白,这人视之为美的可能之于他人是丑。买书的时候我好像也不太在乎封面设计中“美”与“丑”,我更在乎参与者是否尽心去做,心灵之美往往比物态之美更重要。那么说,我们应如何寻找真正的美才是重要的。

“不能否认有时艳俗中是有美态的”

《文化广场》:有研究证明,封面确实对读者的购买欲望产生影响。为此,有的设计者迎合市场,有的设计者仍然坚持设计的引导功能,不让读者永远停留在较低的审美层次里。在您的设计理念中,是怎样平衡这样两种倾向的?

陆智昌:封面对读者的购买欲望的关系肯定是有的,但会有一个临界点,亦即是说到了某一个数量,这关系不一定存在。

设计者与市场的问题,这是关于设计目的的问题,现代设计包含了很多层面,所要考虑的事情是不少的。迎合市场不一定等于不坚持设计的引导功能,亦不一定等于出现较低的审美层次,这只视乎设计者的水平和工作态度。在工作过程中,我确实是很少刻意纠缠于这个问题。时刻怀着平常心,会比较容易找到方向。另一方面来说,不能否认有时艳俗中是有美态的,关键是如何演绎。

影响最深刻的竟是《十万个为什么·天体卷》

《文化广场》:世界封面设计史上,您个人觉得最“美”的封面设计有哪几种?能否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它们“美”在哪里?

陆智昌:我很少用一个封面去看一本书是否“美”,这种抽离方式是没有多大意思的。我喜欢读的书有些是相貌平庸的,更极端的是影响我最深的一本“书”是十岁左右回乡时见到的一本只剩三分之二内页的《十万个为什么·天体卷》,至今我经常用这个体验去思考封面和书的关系。

《文化广场》:出版社各取所需,设计者也会有自己感兴趣的选题,有的设计名家不愿意给市场化很强的书做设计,你通常会选择什么样的书去作封面设计?

陆智昌:这问题好像包含了几个层次,首先要判断出版社所需要的对于他们来说是否恰当?设计者是否具备一定能力解决他们兴趣以外的选题?市场化很强的书是否一定没有发挥的空间?但这些都好像不是影响我个人选择的原因。挑书不如挑人,设计最大的环节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亦是最难的一个部分。

“我始终相信‘出版能救国’这些老调”

《文化广场》:您曾游学法国两年,并习版画于巴黎十七号版画室。那段经历对您的设计理念影响大吗?

陆智昌:影响是很大的,那里是一个很宽松的环境,有着各色人等。大家的法文都那么差,交谈起来更开心,真怀念那时大概下午4时左右大伙到隔壁那破咖啡店喝咖啡的时光,谈天说地,当中体会到的是不同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

《文化广场》:曾看到您说自己最珍爱的一本书《一个人的受难》,内有心仪的画家作品,更重要是有浓浓的鲁迅装帧风格。鲁迅是您喜爱的装帧设计家吗?或者说鲁迅那一代装帧设计大师,廖冰兄、钱君稥、叶灵凤、丰子恺等,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创造了首屈一指的图书设计,您的设计理念是否也浸染了中国装帧设计的深厚血缘,受到老一代大师的深刻影响?

陆智昌:鲁迅,当然是。关于血缘……这点我自己不太清楚了,反而对于书、出版,我的看法倒有点像老式出版人,我始终相信“出版能救国”这些老调。

“文化因思考而延续,不在于它表面形式的更迭”

《文化广场》:您设计的董桥自选集使用了与杜拉斯系列和陈寅恪文集相同的近于6:4的版面分割方法,其实,这种分割一般来说是有害的,因为它模棱两可,不过对于表现文化这种复杂的思想性题材,过于清晰与直白才是有害的。我想知道您的本意是否也是这样?

陆智昌:这世界确是有黄金比例的存在,依样画葫芦,效果不会太差的。规条以外是否还有别的方法,这是我经常想的问题,这个重点好像它不在于其复杂或简单、清晰或模糊,而在于曾否思考过。文化因思考而延续,不在于它表面形式的更迭。

《文化广场》:学术图书并不容易做出风格,更很难从这种图书的装帧上看出书籍的内容和风格,然而您本人策划的建筑专业书《作文本》却通过一张折叠起来的建筑设计图作为护封,制造出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创意,当初是怎么产生的?

陆智昌:这个是根据作者的要求而配合出来的做法,作者希望内文不加插图以强调内容的文本性。那么原有的

图片得要想个方法

处理,现在的模样是经过

无数次改动才定下来的,其中包括纸张上的工艺问题都做了不少的试验,原始的想法与这个成品有很大差别。

“我是一个迷恋机器的人,有很多台苹果电脑”

《文化广场》:普通的腰封设计有一弊病,大多腰封与封面及整体割裂,尤其是那种为广告而存在的腰封。您设计的书籍也喜用腰封,却增强了书籍的形式美感,让读者多了玩赏的余地,像《明月四十年》采用的大腰封,封面只露出3厘米,腰封与封面同样用心,颜色却形成巨大反差。您通常是应出版社要求设计腰封,还是根据书的内容、封面的整体需求添加呢?您设计腰封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陆智昌:腰封通常是我提出来才加上去的。加上去的内容大多是带有宣传的字句,目的很简单,将那些宣传字句搁在上面,封面会纯粹一点。这东西既然是书的一部分,当然就要考虑它与书的整体性结合的问题,当中同样要考虑的是去掉这东西后封面会是怎么的模样,这同样重要。

《文化广场》:现在的电脑技术给设计者带来了很大方便,等于把工厂搬到办公室来了,设计者可以控制它整个的质量。然而,设计能力是否也同样得到了提高?有观点认为,电脑的出现事实上降低了设计的门槛,封面设计还是要突出人的思维功能,您怎样认为?据说您在设计时也并不太依赖电脑,仍以手绘居多,是这样吗?

陆智昌:我是一个迷恋机器的人,手边有很多很多台苹果电脑,有时还会用十多年前的老式电脑做设计。它们确实是我可信任的朋友,每台机器都有它们不一样的脾性,早前坏了一台伴了多年的电脑,纳闷了几天。得明白我是手工时代便开始做设计,确实很怀念以往的手工作业的方式,但更享受现今科技带来的便利。电脑的好处和坏处只视乎用者之心。我是很少用手稿的人,所以没有什么笔记、手绘的东西,构想都在脑袋中完成,最后就用电脑完成制作。

行业的壮大不能只靠“精英”

《文化广场》:是否可以评价一下目前内地书设计发展的现状?与香港、台湾有什么不同?与世界装帧设计相比,是否还存在明显差距?

陆智昌:比起我刚来北京的时候进步不少,香港的情况我已不太清楚,与台湾的比较,内地的设计师好像更容易能将个人的特点展示出来。与世界装帧设计相比,明显是整体水平不够平均。

《文化广场》:就您所了解,中国书装设计发展最大的瓶颈是什么?是否在于设计者们对书籍的理解还远远不够?

陆智昌:这种水平不平均的现象,我想可能是中国书装帧设计发展的瓶颈,一个行业的壮大不能只靠一小部份“精英”。这问题只单单说成是设计者们对书籍的理解不够,太片面了。问题的出现,总会有方方面面的原因,尤其在中国内地。我想,不光是设计者,应该是所有人都去思考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设计?

人物简介

陆智昌,香港出生,现居北京。1988年以甲等成绩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平面设计课程。曾于香港从事书籍装帧设计工作10年,其间曾游学巴黎两年,并习版画于巴黎17号版画室。他参与设计的书籍曾获奖达40多项,并获2004年第六届全国书籍装帧设计金奖“中国最美的书”。他设计的书包括:《我们仨》、《安徒生剪影》、《洛丽塔》、《作文本》、《创意市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杜拉斯作品系列、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奥尔罕·帕慕克作品系列等。最近由他设计的《雷锋(1940-1962)》受到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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