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一个“错打”了得

[吟啸徐行]

怎一个“错打”了得

2004年春，中国书市里诞生了一本奇书。虽说不上洛阳纸贵，但却在文化人手中悄然传阅，并产生憾人心魄的影响。这就是李辉编著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几年前《人民日报》记者、作家李辉，在北京一家废旧市场上发现并买下这批珍贵的历史资料，经过整理加工，编成此书。它原原本本地真实地记录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反右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展示了戏协政治运动的内幕，也是中国那个年代政治运动的缩影。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超拔众多书籍，是不言而喻的。

《档案》里有许多话，很让当年老右们感动，并咽下几十年的苦水，谅解了党，谅解了组织，谅解了那些当年整过自己的人。你听：“党是你的母亲，肃反运动中斗争你就像母亲打了孩子，打完就完了”“在战场上，一颗子弹打中了你，那颗子弹不是敌人射来的，是自己同志走了火，你受伤了，是掉过头来打自己的同志呢，还是继续同敌人进行战斗呢？”“对不起，黑夜里打枪伤了自己人。”多么诚恳而又感人肺腑的话语，可是在今天，当你痛定思痛后，再手抚《档案》，回顾历史，稍加思量，你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你顿有上当受骗的感觉，随之唏嘘，自己是轻饶了那些人，也轻饶了那段历史。

1954年“胡风案”伊始，就是将其定性为反党集团；“胡风集团”成员，都被视为反革命分子，而拉开序幕的。1955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所说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此后，毛泽东在几次会议上发表讲话，都反复强调“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和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这个论断说得明明白白，当年千上万的右派，都是被视为敌人、反动派、反革命派，被批斗、入狱、投放乡下，乃至北大荒改造的。怎么二十年后，一个母亲误打了孩子，同志误伤了自己人，就将这场严重的错误斗争、深重的血泪灾难涂抹得干干净净呢？

秦始皇“焚书坑儒”可视为文字狱的滥觞。以后历朝历代都没有绝迹过，至清“戴南山案”满门抄斩，诛灭九族，受害者达千百人。封建社会文字狱之祸之烈，让人惨恻。而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肃反中，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被立案查处的就有一百三十万，被视为反革命分子的有八万一千人。我们不能说这是文字狱，但这些人祸从口出，患由文起，却是一定的。这些人中没有谁纵过火，投过毒，组织过什么社团，从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或参与黑社会，进行颠覆政府的打砸抢和爆破，这也是明摆的。再联想到前苏联斯大林时代大清洗，数以万计的冤魂屈鬼，我们不能不深深困惑。

“错打孩子，误伤同志”。一个“错”，一个“误”，说得何等轻巧。倘若较真，可以说是典型的避重就轻，转移视线，或施放烟幕弹，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欺骗。当烟消云散，责任人早已逃之夭夭，剩下的只是受害者捂着伤痛的空喊了。空喊就空喊吧，不能使责任人绳之以法，但能让围观着聆听，明白事实真相，一语惊醒梦中人，也还是有益的。

有人说五十年内无历史，现在离那场浩劫，从其发轫时算起，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了。趁现在还有些许耄耋之年记忆还算清晰的幸存者健在之时，也趁我们这些旁观者还能佐证之时，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使沉在水下的冰山显露，让后代们了然这段历史，而不是埋没、扭曲、玷污这段历史，应是我们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予生也晚，对于反右，算是个局外人。只是在童年时，从大人口中时有耳闻，在村上和身边，也曾见到过右派，还同右派有过不深不浅的交往，若扯起来，还沾点亲戚。对于“文革”我算是经历过吧，但由于年幼，也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文革结束时，我忙于读书，对于右派平反，平反过程的艰难，知之不详。可有关我村一右派平反之事，还是颇知一二的。他先是请求组织落实政策，给他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工作。但组织不予理睬，他开始上访；上访受阻，则挂着牌子自我游街，扩大影响，争取同情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大约经过两年，问题算是解决了。

至于平反到什么程度，恢复名誉到什么层次，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几十年损失弥补到什么地步，我则概莫能知了。总之，重新工作的愿望未能实现，倒是退休在家，每月拿着固定工资。这在乡下也惹来了无数羡慕的目光和口舌，虽然村民们还是“老沈长、老沈短”，但一改往常的奚落，都是歆意了。至于老沈心中的悲凉与失望，痛苦与酸楚，是村民们不关心，也不知晓的。

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国文化人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诚意深信不疑，民主党派也积极响应号召，推心置腹，坦陈己见。可为时不长，却风云突变，名为整风的倡议，实为“引蛇出洞”的阴谋。等意识到这一点，为时已晚，悔之不及。最让人料想不到的是从此一发难收，愈演愈烈。在这场长达二十年的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文化名流有田汉、老舍、吴晗、邓拓……；历经苦难的有胡风、艾青、巴金、丁玲、曾卓、张贤亮……。若算上二流、三流作家，还有各省各地知名的、不知名的，甚至无名的知识分子，不知凡几。真是一场文化人的空前大劫难。

吃一堑，长一智。时过境迁，再回眸党内这种严酷的斗争，早非首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毛泽东本人也曾是这类斗争的受害者，当时也是很泛化的。四十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也曾在扩大化中被人利用过。在这场整风中，康生是一个上窜下跳的活跃分子，也是一个得益者。看来借整风之名，行打击之实，是有渊源和传统的，而借此运动达到排除异己，大权独揽，也是惯用的手段。过后将责任一推，仿佛自己什么也没做，心惴惴，而很快为荡荡。除了极少数双手沾满血污而又洗不脱者，受到点惩罚，则余者不咎了。

漫长封建社会里，宫廷黑幕让人怵目。可从1957年开始，中国社会最高层的阴谋，也着实让人惊心。过去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今则有点“党要你亡，你不得不亡”的意味了。为党受过，为党蒙冤，为党家破，为党丢掉身家性命，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已不是什么新闻。最后还是党伟大英明，给你平反昭雪，给你恢复名誉。但深长思之，不难看出，在这过程中，党已沦为某些人的傀儡，怕不是党在为某些人受过吧。“党”是一个组织，组织是不会有过的，更不能承担人为的过与错、罪与责。显然罪在于领导组织，并以组织名义发号施令的人。而将过错、罪责轻易转嫁给组织之风，起于何时，我没有考证，但此风蔓延至今，是无须遮掩的。在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中，党和国家蒙受的损失，不都被一笔带过了吗？为什么在我们的逻辑里，总不去纠错之元凶，而用党作挡箭牌和替罪羊呢。党是无辜的，组织是无罪的。这正像在杀人命案中，刀是无辜无罪的道理一样。从肃反到反右到文革，事后算帐时，我们放过了多少元凶，掩盖了多少问题，推脱了多少责任，怕是无发肃清了。
时至今日，在中国当代社会一系列严酷的政治斗争中，我们不是去找真正的原因，而是遮遮掩掩，求得一团和气，甚至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母亲错打了孩子、同志误伤了自己人”作为托词，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

怕问题不是这样简单吧。翻开人类历史，有这样错要了无数孩子命的母亲吗？有这样误伤而使无数自己人魂归西天的同志吗？岂不荒谬透顶！这样的说辞怎能让信服！

真相显山露水之后，我们的正义哪儿去了，良心哪儿去了。喂了狗，哪狗又何在，还要不要索回呢？

中国人是喜欢凡事都爱真相大白的，如今肃反、反右、文革这些政治事件，性质似已定性，但离真相大白于天下，大白于后人，恐怕还是有一段不小的距离的。

五十年已去，怎样捉笔这段历史，是到了该认真面对的时候了。


二00五年元月二十一日于芳草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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