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曾主人翁过

[吟啸徐行]

何曾主人翁过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当这雄浑响亮的宣言，裹着浓浓的湘音，雷霆般滚过天安门广场，滚过神州大地，滚过每一个人心坎，顿时每一双黯淡的目光灼亮起来，每一副佝偻的腰板挺直起来，数亿张仰起的面庞，洋溢着亢奋的红晕，如秋天灿烂的向日葵。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然到来，每个人心中都涌动着主人翁的自豪。

正是这种自豪，使从未做过主人翁的中国人，工作那么负责，劳动那么投入，待人那么热情，处事那么原则。自己是国家主人了，多干是为了建设自己的家园，是为使自己的祖国繁荣富强，是为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幸福美满。这样的日子，再苦再累，也不感到吃亏。即使没有比别人多拿一分钱，多挣一分工，人们也为自己多干了，干得出色，而自豪，而光荣。

这种浓浓的主人翁意识，弥漫着神州大地，渗透每一个角落，感染每一处人群。我辈虽为农民，生活在偏僻落后的乡村，但心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不比城里人低。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社会主义新农民的理想，像一块烧红的炭火置在心屋，整个心房被烤得其暖融融。此后电灯牵进农家低矮的茅屋了，拖拉机开进乡村贫瘠的水田了，水泵架在生产队的水塘了……乡民一阵骚动，又一阵骚动，仿佛农业现代化指日可待，社会主义美好明天，正如东方旭日，喷薄而来。

可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们所在村的主人翁们，每天在尖利的哨子声里出工收工，忙进忙出。可收获季节，仓库里粮堆愈见其小，每家每户的口袋愈见其瘪。终于到了每个工分只值两毛钱了，家里穷得只有喝稀粥的分，比曹雪芹“茅椽草牖，绳床瓦灶，举家食粥酒常赊”还要尴尬三分。布票、粮票、油票、糖票、肉票、肥皂票、煤油票……大凡日常生活用品，都得凭票供应了。不用说票僧多粥少，供不应求，即使弄到票也枉然。因为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人，无钱购买，只得望票兴叹。村民肚子里装满了倒不出的苦水，偶尔发点牢骚，还惴惴不安，深怕有帽子和棍子飞来。昔日主人翁的劳动激情正陷入一片可怕的低潮之中。

忽然不知从哪儿刮来一阵风，人们在将信将疑的窃喜里，将生产队的田分了；小农具分了；大农具搁在仓屋里，无人问津。一切又退回到牛耕锄耘、人挑肩扛的年月，我也随着主人翁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是休息时，坐在田埂上，想到农村的出路，农民的生活前景，心里失落落的，也从未有过的茫然。

待我走进城市，目睹城里人的生活，一下子困惑起来。农村人在城里，总受到鄙夷，总被“农二哥”来“农二哥”去的，于是慨然。不是说工农联盟，工农一家吗？不是说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吗？怎么工人和农民，城里人和乡下人生活的条件、享受的待遇竟形同霄壤？在城里读书几年，我与城里人接触渐多，了解也渐深。城里干部、工人一直享受这补贴、那补贴。老了有退休工资，病了有公费医疗，还住着公家的房子，子女到年龄还可以顶职。而这些，农民一样也不沾边，心里万分委屈，大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原来国家主人翁是城里干部、工人，农民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我为我的父老乡亲愤然不平，继尔又为他们悲哀。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成了乡亲们仰慕的“吃皇粮”的公家人。种种差别，更强化了这一认识，农民作为国家主人翁，无论从那一个方面讲，都是最名不副实的。

脱离了农民身份，每月拿着固定的薪水，还享受着国家政策带来的一些好处，又坦然觉得自己是主人翁，如在温水里沐浴，渐渐漂浮起来。我工作愈长，见识愈广，接触社会愈深，了解情况愈多。有时从层面直深入到内部，甚至洞悉了一些事情的灰调和黑幕，我不禁触目惊心起来。竟发现自己有时是那么无奈，很多时候感觉自己是傀儡。在他人精心设计的圈套里，说话、行事、举手、投票，而内心真实的想法，却湮没了，霉烂了。至于说到享受、行使政治权利，常感到空虚盲目，更多是心愧和汗颜。有时直想放弃那所谓神圣权利，宁愿自己不长手臂，这样也就没有众目睽睽之下的尴尬一举、一投了。因为在很多场合，那是唯领导意图之一举，是强奸民意之一投。看到齐刷刷高举的臂膀，雪花般纷飞的选票，那一刹，我深深感到主人翁被玷污了。

在生活中你能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形，报刊杂志也有类似的报道。农民利益受到损害，无处说话，也难以讨回公道。倘敢与官碰硬，哪怕小小村官，吃亏的农民。吃亏还算侥幸，遭受凌辱，被打被关，则是家常便饭；为之丢掉身家性命也不乏耳闻。在这一点上，主人翁遭遇与旧小说里有理难伸的弱民，是相差无几的。
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苏联，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我们这些有着崇苏情结的人，痛惜之余，不免深深纳罕。后来读到许多文章，知道斯大林时代，为了筹集发展工业的原始资金，走工业强国之路，竟将农民当殖民地一样掠夺，极大损害了全苏农民的利益和感情，也种下了苏联农民积贫积弱的祸根，这无疑如挖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石。农民的穷困，使苏联一蹶不振，终于左支右绌，一筹莫展，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倒塌。

我国农民的贫困，又当何论？心里不免笼罩着淡淡的阴影，这种多虑很快被证实了。从1956到1980年，国家利用工农产品价格差，从农民身上无偿拿走了一万亿元；改革开放后则更多。朱溶基总理提供的数字是一年拿走一千二百亿元，实际上是四千亿到五千亿。识字是惊人的，事实是残酷的，农民主人翁受到严重盘剥，这已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多年来他们一直被蒙在鼓里。年年月月，勤勤恳恳，拼死拚活，生活又节俭得牙齿几乎都生了锈，怎么就富不起来呢？原来如此！现在总算真相大白了，也可以告慰自己的良心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策宽松了，农民处境也慢慢好起来，却仍未摆脱被压榨、被勒索的命运，只是被我们用“乱摊派、乱收费”等词给淡化了。

如今，农民纷纷进城，去做二等公民，从事城里最苦最累最贱的职业，领最低的工资，享最差的待遇。倘遇上为富不仁的老板，成囚徒，成奴隶，被打被锁，更有甚者，被活活烧死。若说到年终拿不到或拿不足工资，去作跳楼秀，也非一二。其他“秀”都让人有如吃蛆虫，恶心不已；唯这一“秀”，让人心酸落泪，不知读者是否也有同感。而有人铤而走险，远流海外，宁愿把自己的体力、贞操，甚至生命买给蛇头，也不能不让你在同情中多几分理解。唐代诗人韦应物诗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如今盲流遍及全国，乃至境外，而那些盲流所在地的父母官们，恐怕不仅没有此“愧”，还以劳务输出之多，作为政绩，沾沾自喜吧。他们“玳瑁宴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那有余暇去关心这些乡人土佬！

与主人翁地位相去云泥，可从哪儿飞来这一顶闪着金光的帽子？带着这种疑问，到典籍的浩淼烟海里去捞针，不想这针还真给捞着了。汉武帝时，其姑母馆陶公主，曾嫁给陈午为妻。五十岁时，丈夫去世。一日公主外出，偶遇十二岁的卖珠小儿董偃，见其长得眉清目秀，乃召之曰：“吾为母养之。”遂领回府中，精心调教，待董偃长成翩翩少年，公主把他收入房中充作性伙伴。为使出身寒微的董偃被上层社会所接纳，公主撂下“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金，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这样硬邦邦的话给财政部长，为董君结交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提供丰厚的资费。并以姑母的身份，反复唠叨，给董君叨来个“最高接见”，汉武帝登门，进门曰：“愿谒主人翁。”这个词从此被叫开了，到共和国时代，何以被戴上劳动人民头上，无法考证，也颇不可思议。若早知道底细，我想是没有人愿意承受的。何况素来嫉恶如仇的劳动人民，对这顶近乎伤风败俗的帽子和称谓，是会弃而远之的。且不言此，单董君受到最高接见的尊荣，日用百金、万钱、千帛的富足，其路之遥，劳动人民还不知要赶多少年的马车。

回首主人翁走过的历程，何其艰难！送公粮，交余粮，一“送”一“交”，压断了多少根扁担，跑破了多少双鞋，难以计数。之后纳五项经费，交各项提留，被乱摊派得眼冒金花，也一言难尽。在中央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政令高压下，终于费改税了，终于取消税了！欢欣鼓舞之余，且让我这个农民出身的主人翁，也得寸进尺，美梦一回。什么时候，也给农民主人翁一些无偿的援助，也像干部和工人主人翁一样，去享受几年粮贴、油贴、肉贴；享受几年医保、劳保、老保；享受一回福利住房，真正主人翁一回呢！

严格意义上的主人翁，我们何曾有过，更遑论农民焉。但检索现实，毕竟我们离主人翁地位愈近，享受主人翁待遇愈好，拥有主人翁权利愈多了。若抬眼未来，一个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人民是名副其实主人翁的时代，正在到来！


二00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夜于我闻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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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自我爱好,弘扬民族文化,追求诗意生活.

[荷梦]

是啊，何时做过主人翁。我为鱼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