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满洲人对汉族的血腥大屠杀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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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十日一六四五年四月，清军进攻南明，兵围扬州。史可法正在扬州督师，固守孤城，急命各镇赴援，但各镇抗令拒不发兵。清军乘机诱降，史可法严词拒绝。清军主帅多铎先后五次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清军攻城，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历七昼夜。二十五日城破，军民逐巷奋战，大部壮烈牺牲。清军纵兵屠戮，“十日不封刀”。满洲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繁华都市顿成废墟。八十多万汉族人惨遭杀害。城破时史可法被俘，多铎劝他归降，史可法说：“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


嘉定三屠一六四五年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严重伤害江南百姓的民族感情，于是纷纷起而抗清。其中嘉定人民的抗清尤为顽强激烈。闰六月十三日，剃发令下，群众开始酝酿反抗。清嘉定知县强制剃发，起义顿时爆发。城郊居民一呼而起，打败来剿清军。人民公推黄淳耀、侯峒曾出面领导抗清。降将李成栋率清兵猛攻，城中居民冒雨奋战，坚守不屈。清军用大炮轰城，始得攻入。侯峒曾投河死，黄淳耀自缢，城中无一人投降。清军屠城，杀两万余人后弃城而去。次日朱瑛又率众入城，组织抗清，旋败，再遭清兵屠杀。八月十六日明将吴之藩起兵，反攻嘉定，亦败，嘉定第三次遭屠城。史称“嘉定三屠”。

江阴屠城一六四五年，满清颁布剃发令后，江阴（在今江苏）人民举行了反清起义，共推阎应元、陈明遇为领袖，坚持“头可断，发决不可剃”，进行反清斗争。满清先后调动二十四万军队攻城，江阴人民浴血奋战，守城八十一天，击毙清三王十八将，清军死伤过十万。但终因力量悬殊，粮食罄尽，守城者全部壮烈牺牲。城破后遭到清军血腥屠杀，死者无数，繁华都市，化为废墟。

满清欠中国人的血债，不仅有清遗竭力抹杀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当时东虏血洗江南、岭南等地，还有广州之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苏州之屠、大同之屠等无数屠城血案，满清甚至勾结荷兰，攻屠思明州（厦门）。义士百姓屠戮殆尽，尸积成山，血流成河，（你可去翻翻各地的方志），至今人们谈起多尔衮这个欠下我汉人大笔血债的魔头仍切齿不已。南方一带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一个个被血海笼罩，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摧残殆尽，至少六千万人惨死，可能远不止此数，还有很多被掠为农奴，多尔衮实乃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屠夫。

大明忠义之士，不向野蛮人屈膝、投降、剃发、打猪尾，就“按律当屠”。辫子兵们挥刀，砍掉每一个不屈汉人死不瞑目的头颅；满城都是鲜血，满地都是尸首…辫子兵撤离济南，城中积尸十三万具，运河之水变红！！！其手段之残忍、屠杀之野蛮、破坏之惨重远远超过日本鬼子之“扫荡”。

17世纪，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经常可见数万成群衣衫褴褛的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汉奸兵在挥舞鞭子驱赶。马上的满清兵，用野蛮人的牲口话不断欢呼大叫，狂饮抢来的美酒，盘算着今天“收获”的财宝。这些磕头求饶、保住小命、被迫“谢恩”留活口的汉人，只好去当野蛮人的奴隶，没有价值的老头老太小孩子早已就地杀死。男丁押去庄园做农奴苦工，女的分配给满人奴隶主淫乐…

被满清杀害的新建人徐世溥，著有《江变纪略》，仅有抄本传世，该书于乾隆四十四年被满清禁毁。最近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了。书中对清兵攻破南昌城的暴行进行了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清兵将妇女抓来“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轮奸的兽性，更是人间地狱。

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转战烧杀三十七载，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 五千一百六十五万零四百五十九人 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一千九百零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净减三分之二。繁华的大都市尽毁于清军之手，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仅扬州一城，死者即达八十余万。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惨状让三百余年后的我读来仍阵阵心痛。

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以致有人说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就是缘自明清之际。

清军入关，大肆烧杀之后，还竭力抹杀汉族的民族意识。清廷颁行“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并强令汉族穿着难看至极的满族服饰，使延续千年的汉族衣冠毁于一旦。清廷还大兴“文字狱”，文人动辄以一文一句获罪，使清代全无敢于研究思想与学术的人，有的只是一些翻故纸堆的考据学家。为控制人们的思想，清廷居然还篡改历史，将前朝史书上于金、女真不利的文字大肆删改日本人攻占南京，屠杀三十余万同胞，这是血海深仇，我们固不能忘；但是清军攻占扬州，屠杀我八十万同胞，知道的人却不多。有人说，这是国内民族间的战争，和中日战争毕竟不一样，也无需大惊小怪。但是，看待历史问题时，最忌带着今天的观点。经过长时间的融合，满族现在已经完全被同化了，但是在明末，那就完完全全是两个国家，两个文化、制度、风俗都完全不相同的国家。至于满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那便是后话了，反正当时的国人绝不会想到。

明儒顾炎武就很明确地把“亡国”和“亡天下”两个概念区别开。他认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如清朝那样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还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与有责焉”。这就是后人总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朝的灭亡，就是“亡天下”，就是中国的一次灭亡。其后近三百年，有的只是清朝，并无中国，因为中国已亡。正因为如此，同盟会才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革命军凡解放一城，则谓之“光复”。

有人认为满族的统治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清代的前期经济是发展的。这种观点我很担心。如果这样残暴的民族压迫，都因为有那么一点儿利益关系，就变得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日本当时侵华时，如果也学着满族在烧杀之余给中国的农民一点儿恩惠，那么日本的统治是不是也可以接受？呵呵，也许过个两三百年的，日本人也会完全被中国人同化亦未可知？

总之，当时的中国是灭亡了。不承认中国当时的灭亡，就像不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样，是十分可悲而危险的。

可悲的是，有些文弱的书生们的抵抗倒比武夫们更坚决。吴三桂、洪承畴等明朝武将充当满清鹰犬，四处镇压人民的反抗，而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即明末清初三大家）却坚强不屈地畴划抵抗。其实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并不少见。明成祖入定南京，武将皆已臣服，只有文臣方孝儒虽诛十族亦不肯为篡位者拟诏书。文人们的英勇行为是不能用利益得失来解释的，因为他们心中有儒家忠义的信念。儒家思想的精髓，不在于那些关于心性的空谈，而在于对忠义谦耻的追求。怀有忠义之心的人，才能称为真正的儒家。明清之际的文人，在拼死抵抗失败以后亦不忘著书立说，以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并图唤醒国人。他们那些在剧烈动荡中留下的作品闪着思想的光辉，如《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等。而清代，终其全朝，鲜见有像样的有思想的作品出现。

拒不剃发的人都掉了脑袋，拒不与清廷合作的人也渐渐老死在了山里。后来的人，逐渐为功利所诱，纷纷地去参加了清廷的科举。清廷的科举，表面上看考的也是儒家的东西，但实际上，要参加这样的考试，前提就是要放弃自已的羞恶之心。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

《松谟记闻》说“女真即古肃慎国也，东汉谓之挹娄、魏晋谓之勿吉、隋唐之末曷，其属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

有的学者解释通古斯人为“善于养猪的民族”。

文献记载挹娄人“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其身，以御风寒。”典型的“牧猪奴”。

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话对他们不完全适用，因为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屠戮汉民，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连经历了文字狱闹得最厉害的乾隆时期的御用文人纪？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军屠刀下的遭遇。

多尔衮进关之初，为了取得汉族官绅的支持曾经一度有所收敛。从顺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开始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此外像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充分暴露了满洲贵族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

顺治六年正月，多尔衮道貌岸然地说：“君，父也；民，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故杀人之理？自元年以来洗民谣言无时不有，今将六年矣，无故而屠戮者为谁？民肯从此回想，疑心必然冰释。”几天之后，他就“谕大同城内官吏兵民人等曰：姜？自造叛逆大罪，摇惑众人，诱陷无辜，尔等被围城中，无所逃避。止因姜？一人作恶，遂致无罪众人同陷死地。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同年二月，“兵部以总兵官任珍阵获伪官兵四十九名，俱抚养不杀奏闻。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抚之以示恩，抗者杀之以示惩。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来归矣。今平西王等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此事甚不合理。尔部其移咨平西王吴三桂、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知”。

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顺治八年福临亲政以后，把各地屠戮无辜的责任全部推到多尔衮身上，说：“本朝开创之初，睿王摄政，攻下江、浙、闽、广等处，有来降者，多被诛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窜匿。”实际上，清兵的滥杀无辜根源于满洲贵族的迷信武力和民族歧视，多尔衮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罢了。在清廷上同多尔衮争夺权利的“辅政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师出征时表现出同样的野蛮，就是一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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