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凉的黄昏

[吟啸徐行]

苍凉的黄昏

人都期盼有一个幸福的黄昏，可事实上常难如愿。庸人有庸人的烦恼，名人有名人的愁苦。或为衣食，或为荣誉。有时内忧，有时外患。不顺心事十之八九，古今亦然。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六十八岁时，以《古都》《雪国》《千纸鹤》等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享尽殊荣，按理可以颐养天年，也能弥补自己一生的苦难了。可四年之后，他却在自己新买的公寓里，饮煤气自尽，给后世留下了无限的猜疑。

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晚景也甚为凄楚。他痛苦异常，不知是巨大荣誉滋生的压力，还是老头倔强性格的自逼，他每天烦躁难抑，只得户外散步，长时间在郊野徘徊。他的墓地，也就是在这种徘徊中，自己为自己选定的。

前苏联文豪高尔基，文学创作成绩可谓如日中天。他的长篇小说《母亲》，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纪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受到列宁高度称赞，被誉为是“一部非常及时的书”。他的短篇小说《春天的旋律》结尾部分《海燕之歌》中的名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曾被列宁、斯大林引用，这在俄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高尔基遂声名大噪。此后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将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送到中国。高尔基这个充满革命性和战斗性的名字，在每一个中国读者心中，就像一颗饱满的果实，分量是沉甸甸的。在俄国文学走廊里，率先刻入我心中的名字，就是高尔基。其后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肖霍洛夫，到俄罗斯诗歌太阳普希金、自然诗抒情王子蒲宁、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星星一样闪耀于我的心空时，早已是花季之后，乃至而立岁月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读林希诗集《海的诱惑》，其中有一篇叙事诗，写高尔基的，诗名为《马克西姆的黄昏》。其时高尔基作品受到领袖列宁的批判，高尔基不服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生争执，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斥之为昏庸和愚蠢。一时间，山雨欲来，风声鹤唳。高尔基做好随时入狱，或流放西伯尼亚的准备。突然革命领袖列宁打来电话，声称任何一个读者，有权利欣赏作家的作品，也有权利批评作家的作品，并可以与作者公平地论争。言毕邀请高尔基赴克里姆林宫做客，原来一场虚惊。虽时过境迁，但高尔基心中准会留下杯弓蛇影之忧，我想。

又不知在那一本书上，写着高尔基晚年精神抑郁，痛苦得差点自杀。终于详因，则语焉不明，我也无法究底，只好不了了之。
前苏联解体后，诸多关于前苏联政治内幕的书籍和文章陆续问世，我才得知一些原委。高尔基晚年曾写过《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被认为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高尔基因之离开苏联，到索伦托定居。在索伦托栖居的日子里，高尔基惊愕地发现，离开了苏联，他再也难以获得更大的声誉和必要的金钱，一切都陷入困窘之中。为重回苏联，他不能不接受一切条件，自愿成为雅戈达俘虏。他一踏上苏联国土，就被派往索洛维茨岛考察。前因是索洛维茨岛劳改营，曾发生一起犯人从海上逃往境外之事，并在英国出版了一本《我的二十六座监狱和我从索洛维茨岛的逃亡》，作者是尤德.别松诺夫。这在当时看来，是对苏联的恶毒诽谤，是有心抹黑。高尔基前往考察则肩负着“辟谣”和驳斥“谬论”的重任。

1929年6月20日，高尔基带着儿媳妇，在国家保卫总局官员陪同下，前往索洛维茨岛。一切都在严格监视和预先精心准备下，考察只是为了例行公事。那些在索洛维茨岛上的犯人——穿麻袋片的男人们，被集中坐在长椅子上读报，可一个个都把报纸反拿着。明眼的高尔基心知肚明，无言地走过去，将一人手中的报纸正过来。犯人们则有些欣喜若狂，他们相信正直的高尔基，不会视而不见，一定会将他们受虐待的事实真相公诸于世，并为维护他们的人权而竭尽努力。当高尔基一行参观儿童教养院时，在一片文明快乐的气氛中，突然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大叫：“你听着，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这还带着稚气的声音，不啻于晴天霹雳，振耳发聩。高尔基屏退左右，与这个男孩子长谈了一个多小时。当高尔基走出工棚，人们看到他老泪纵横。他刚刚离去，这个男孩子就被枪毙了，这是高尔基万万没有想到的。

考察结束后，全苏和外国各大报刊都发表文章，“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岛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好，改造得也很好”。这种昧良心之言，无论是被逼而为，还是假托以欺世，都让高尔基锥心泣血，颜面蒙羞。为此，罗曼.罗兰归咎于高尔基的善良和软弱，并进一步剖析写到，高尔基这个“不幸的老熊，荣誉缠身，备受崇敬，但内心深处，他对所有这些利益都不感兴趣，他宁愿用这些利益换回昔日无业游民的独立性，在他心头，压着痛苦、思乡和遗憾的重负”。显然高尔基在接受条件回国时，已步入圈套，已注定被利用，惟有他言重九鼎。此刻高尔基是无法回到昔日无业游民时代了，尽管独立是那么可贵。高尔基被套上了无形的项圈，不能不为强大的斯大林时代，去作精彩的表演，哪怕内心万分痛苦，也要装出快乐的样子。

二年后，高尔基又再负使命，赴古拉格群岛，考察白波运河。这条在斯大林“又快又省”指示下，修成的113公里的运河，被誉为是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楷模。而运河的真相，每一个考察的人都一清二楚。而斯大林不要真实录，只要赞美诗，这一点，所有考察者也一清二楚。于是游览结束时，以各种理由开溜了八十四位，余下三十六位由高尔基领衔编写了《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作为给布尔什维克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献礼。是组织纪律，还是 人义务和责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虽有待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部充彻着假言、美言的著作，必定在高尔基心中烙下了浓重的阴影。

专制时代的危害已初见端倪，至于此后愈演愈烈，则一言难尽。好在高尔基在1936年去世，否则在苏大清洗中，不知会落下个什么命运。专制时代需要美言，需要颂歌，需要绝对顺从和合作，这已是铁律。斯大林名为尊重和关心，派克留奇科夫到高尔基身边，实则是为钳制这位全苏最举足轻重的文人，高尔基是明了的。你看左琴科被日丹诺夫臭骂一顿，只好放弃写作，流落街头，在地摊上补皮鞋谋生。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丈夫被枪决，自己被赶出苏联，失去祖国多年。法捷耶夫，在专制余烈的困窘中，百无聊赖，于1956年在作家村饮弹自尽。

若移笔到中国，自1957年反右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二十余年中，知识分子的命运，岂止一个尴尬能概括之。他们之中被迫害致死、揪斗致残、关进牛棚、投放北大荒者，真是擢发难数。倘若文革再延迟十年，不知又会发生多少悲剧。他们之中像高尔基一样无赖的，绝非个例。他们为生存计，为荣誉计，为活着尊严计，多唱了几曲赞歌，只要没有为虎作伥，没有作恶害人，尽管昧过良心，依过权势，说过阿谀奉承的话，写过粉饰太平的文，但盖棺论定，我们何必去扣疮疤，让他们多一份内心的愧疚或灵魂的蒙羞呢？

专制时代，尴尬文人，苍凉黄昏！孔子周游，碰壁而归；孟子赴齐，徒费口舌。文人之窘，古已有之，非始于今朝今夕，岂可怪也欤！


二00五年元月二日夜于素我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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