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日本韩国为何会从对中国尊崇敬慕到鄙视厌弃 几曾回首

[hepingdao]

原题《对网络上疯狂仇韩现象的分析与批判》(作者:杜车别)

现在网络上论坛里，反韩是很流行的风潮，看看一些帖子，对韩国人的憎恶似乎到了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地步，刻薄，恶毒，尖酸的挖苦，嘲笑似乎已经成了谈论韩国的帖子必不可少的佐料。不了解历史的人，如果看了这样的景象，多半以为在历史上朝鲜（韩国）一定对中国犯下侵略屠杀的滔天罪恶，所以现在的一些中国人心里才会郁积起对韩国民族（朝鲜族）这样歇斯底里的仇恨与厌恶，他们对日本似乎都没有这样的仇恨。

当然，说起来，这些疯狂仇韩的人是有理由的，什么理由呢？就是韩国现在有非常强烈的抹除历史上中国对其民族文化影响的倾向，甚至把许多源自中国的文化说成是其自己发明的，或者说成是朝鲜民族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一些人憎恶韩国的理由！

但在我看来，韩国人现在这么做，是值得充分同情和理解的；而现在这些拼命煽动反韩情绪的中国人倒不过是愚昧可怜，不知自我反省的小丑！

中国如果是这样不肯正视历史，不肯彻底批判满清政权罪恶，甚至反而对满清歌功颂德，那么这样的中国本就没有资格以历史上中国文明的继承者自居！更没有资格对其他国家把一些中国文化当作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的行为说三道四！

韩国也好，日本也好，这些国家为什么会从历史上对中国尊崇敬慕，转变为现在的疏离，厌恶，这个问题是值得许多人好好反思一下。这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纯粹是因为国家实力消长，贫富变化那么简单。

韩国（朝鲜）、日本在历史上确实是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是中国文化哺育了他们文明的成长都半点不过分。

远的不必说了。就是到明代，这些国家还深受从当时中国传来的文化与思想的深厚影响。

比如日本近代就受到明末大儒朱舜水巨大影响，梁启超有过这样的评价：“舜水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渊博的学问，极诚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功劳实在舜水，后来德川光国著一部《大日本史》、专标‘尊王一统’之义。五十年前，德川庆喜归政，废藩置县，成明治维新之大业，光国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国之学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对日本维新致强有着直接和根本的影响。”

再比如明代产生的王阳明的心学（简称王学），同样对日本近代产生巨大影响，高濑武次郎《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韩国岭南大学教授崔在穆说“起源于中国的王阳明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产生了一新概念——‘阳明学’”

至于朝鲜所受明代中国的恩惠与影响，以及和中国之间的亲密关系就更不消说了，葛兆光说：

“对于大明王朝，朝鲜人一直有一种广泛的认同(identity)，这种认同不仅把自己的国家和明帝国联系起来，而且相当深地把朝鲜王国与大明帝国象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

“这绝不是一种“事大”的权益之策，当时，朝鲜人对于中华确实是有一种相当仰慕的心情。我们看明代一次次到中国来朝觐的使臣和他们的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在“朝天”这两个字中，不仅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

“就连那个无意中漂海不期而至中国的朝鲜读书人崔溥，在回答中国官员的询问时，也再三再四地申明，朝鲜真正以明帝国为自己的宗主国，问曰:‘你国王称皇帝否?’臣答曰:‘天无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诚事大而已’，;问曰:‘汝国用何法度?别有年号乎?’臣曰:‘年号、法度一遵大明”’。并且严肃地申明：

‘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则不可以外国视也。况今大明一统，胡越为家，则一天之下皆吾兄弟，岂以地之远近分内外哉?况又我国恪事天朝，贡献不怠，故天子以礼以待之，仁以扶之，怀绥之化，至矣，尽矣。’”[1]

至于对万历出兵抗倭援朝，朝鲜人更是刻骨铭心，感激不已，“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却享有极崇高的声誉。在从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 (1598)的战争中，他派出的军队使朝鲜免于被日本丰臣秀吉所占领，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廷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并且坚持明朝的纪年，甚至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在朝鲜仍然被隆重地祭祀。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即朝鲜肃宗三十年三月，那时，清廷统一中国已经六十年，在朝鲜却仍然记得‘甲申之岁，回于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沦陷之日也’。所以，在这个改朝换代一甲子的时候，朝鲜官方依然要举行祭祀，祭祀逝去的旧王朝，而且国王还特意说，明神宗即万历帝的祭祀 ‘是早晚必行之盛礼’，表示‘空望故国，朝宗无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圣服事之至诚，祇自呜咽，流涕无从也。昔我仁祖大王当天翻地覆之日，不废焚香望阕之礼，则经今丁皇朝沦陷之日，岂可遣官设祭而已耶’。于是，他三月亲自去祭崇祯，九月特地筑坛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尽古代诸侯祭天子之仪” [2]

可以说朝鲜对明朝中国的尊崇仰慕，是出于内心，发于至诚，不会因为明朝中国实力的消长有所变化，甚至在明朝中国已经灭亡以后，这种由衷的感情，依然经久不息。

“在崇祯皇帝尚未自缢，明朝还残存的时候，朝鲜‘不忍背弃大明，凡祭祝之文及公家藏置文书皆书崇祯年号’。青原府院君沈器远准备起事反清，试图事成后 ‘用崇祯年号，书示八方’，但事败被杀，其中另一个为首的权斗昌被捕受刑后说，‘国事艰危，为清国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国，欲趁此时内清廷廷，外攘夷虏 ’。”

“很长时间里面，他们仍然坚持用崇祯年号。像雍正四年(1726)，那个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明清嬗变的申泽(1662一1729)仍然署的是‘崇祯纪元后九十九年’，而他去世后给他写祭文的人也仍然用崇祯纪元，说他‘生于崇祯纪元后再壬寅，卒于周甲后己酉’”

“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洪大容仍然坦率地告诉探问东国历史的严诚和潘庭筠说，‘我国于前明实有再造之恩，兄辈曾知之否?’当不明历史的两人再问时，他动情地说:‘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八道糜烂，神宗皇帝勤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这种在清帝国治下的人看来是狂悖的括，在朝鲜使者嘴中说出，让两个清廷文人都无言以对。” [3]

那么日本和朝鲜对中国的感情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变化，又是怎么发生变化的？

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满清！

就拿日本来说，尽管在万历时期，发动了侵朝战争，甚至想进而侵略明朝，但这不过是因为不过实力膨胀导致一时野心勃发而已，就如同中国历史上也有充满野心想***或吞并天下的人物一样，但当时日本对中国在文化上的尊崇仰慕，对明朝中国人的尊敬甚至崇拜这一点是没有变化的。而并非如葛兆光认为的那样从万历日本侵朝战争开始，日本在文化上开始与中国离心的倾向。

这也可以从如下的事实得到证明，在西方传教士利马窦与金尼阁著的《利马窦中国札记》的第一章中说“当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间进行工作时，他注意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这很符合如下的事实，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以及关系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因而情况是，他们通常总是声称，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4]

而了满清统治中国以后，日本人对满清中国才开始真正鄙夷不屑起来，将其当成蛮夷来看待，即便在满清武力最鼎盛的时候也是如此。甚至一些人认为这时候日本才有资格作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中国，“比如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1672年林鹅峯的《华夷变态》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 ‘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使日本形成……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著名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 1715年演出的《国姓爷合战》，则以郑成功为基础想象一个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驱除鞑靼恢复国家的故事，更显示了日本对清国的敌意”[5]

还有一些事情，也能从侧面说明日本人对清廷中国的态度，“就连日本人也常常试探清人的反应，说在理学方面，清国人崇拜陆稼书很自然，虽然‘吕晚村(留良) 卓识，盖出陆(稼书)之上，然吕，明代人，非贵朝之人’，于是，清人柳桥只好尴尬地承认说，吕留良‘归我而不臣，故书籍，我朝弃禁而不观’，所以他再高明，也是‘明代人’，而我朝仍然以陆稼书为‘道学第一’。见《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二，页101。”[6]

这段对话是很有意思的，表面上看这个说话的日本人很客气，但骨子里对清廷中国鄙夷不屑，已经是透露无遗了，清廷推崇的陆稼书，在这个日本人看来其实是二流货色，而他所尊敬的佩服的吕晚村(留良)，则是“明代人，非贵朝之人”。讥讽意味之强烈，今人读之尤觉其锋芒。

还有一则资料也很能说明在日本人看来，中国的文化其实已经和满清统治下和统治后的现实中国是两码事情了。

宇野哲人（1875-1974）1906年来华后，又在1912年1月来华。他来华参学，被Joshua A Fogel称为最后一个“儒家朝圣之旅”，此人长年浸淫中华文化，心仪文化中国，他在《中国文明记》中告诉故乡亲人，初谒曲阜圣庙感动：

“今夕是何年，得以拜谒圣庙，徘徊圣林，三生之幸也，欢喜不知所措。……啊，彼大成至圣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间，虽眠于杂草之下，然其灵魂遍满宇宙，与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人心’”

然而他看见满清统治下的现实中国，不得不使他的中华梦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现实中国的残破，从他在塘沽踏上中国土地时，已经一览无遗，他这样形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自塘沽上陆，最初之所见，非常遗憾，绝非愉快之事。夹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极矮陋之泥屋，墙壁自不待说，连屋顶野是泥土所涂。时值冬枯时节，原野一望无际，满目荒凉，难怪先时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7]

至于朝鲜对满清统治后的中国，鄙夷态度就更为鲜明了。这种鄙夷态度同样是与国家实力消长无关，同样是即便在满清所谓鼎盛时期，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就已经格外强烈。

还是来看下葛兆光文中的大段记载“在康熙十四年即朝鲜肃宗元年(1675)，朝鲜有一个叫金寿弘的人，写了《辩长》、《论庶》二书敬献给国王，本来想讨好，却激起一片嘘声。原因很简单，因为‘其贻宋时烈论礼书头书以康熙十四年。……又于祭其祖(金)尚容祝文，欲书康熙(年号)，一门惊骇，谓之家贼。尚容殉节于江都，而寿弘独奉清国正朔，至书祝文，其乖戾反常如此’。为什么说他是‘乖戾反常’，因为当时朝鲜‘凡官文书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金)寿弘独书之’。”

“不仅是朝鲜的官员士人在上书进言中表达着对清皇朝的愤懑和屈辱，就是书写历史的史家也在表达着对这个新宗主国的轻蔑和鄙夷。在朝鲜当时对明清之际历史的记载中，尽管李玄锡《明史纲目》是把明代的下限定在崇祯十七年(1644)，把崇祯去世、北京陷落和顺治元年当作明代的终结，这好像承认了清王朝的合法性。但是，康熙五十三年即朝鲜肃宗四十年(1714)九月，其子李汉谦进呈李玄锡《明史》的时候，却在稿末说明李玄锡编明史的目的是，‘大复仇，重讨贼，严尊王黜夷之法，而素律无施，藉空文以见其志概，是‘伤皇朝遗泽之既泯，痛今日大义之莫伸’。这种不承认清帝国合法性的历史笔法，一直延续到很晚，像南有容(1698一1773)《明书纂要正纲》就直指李玄锡的做法有不妥，他将明史从明太祖写到永历十三年 (1659);赵徹永《续明史》也纪载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即清军最初犯境年代)至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的历史，在序中看出，他相当重视华夷之说，并站在南明的立场上，以南明为‘我朝’，以清廷为‘奴’;而洪奭周(1774一1842)的《续史略翼笺》也同样把明史写到永历十六年，其跋藉中公开说，‘皇明乃本朝父母之邦……且蒙受神宗派遣援兵再造恩惠之国’。此外，李锡佑(宪宗、高宗时人)的《芊园家势续通鉴》二十三卷(记宋太祖至明永历十六年)、佚名的《皇明纲目》之第十卷(记崇祯十七年至永历十六年)，都不认同1644年顺治元年作为清人建立王朝的合法性标志却把南逃的小朝廷看成是依然要尊奉的正统政权。所以，吴金成《朝鲜学者之明史研究》一文指出，‘在朝鲜奉清正朔百余年后，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仍照样记载明朝为‘皇朝’，有关明朝的时代史，几乎大部分以南明的年号为基准，甚至连南明时代也论及，以此来认定南明为正统王朝‘，这种激烈的华夷观念，恰恰是朝鲜学者修明史的重要特点。”

“因此，在清帝国时期，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中国来，就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 ’。他们虽然也恭恭敬敬地来朝贺，但是，心里面却满是怨愤。一个姓韩的使者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到清国去受辱，但是为了国王之事，实在是不得已，‘周旋异域，日见丑类，凌逼饱尽，无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赐，固已不胜，其大赧矣’，他觉得，这就是因为‘中华文物沦落已久’，所以，至今在心底里还是追忆明朝。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虽然离开大明的覆亡已经百余年，但朝鲜关于‘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

“……在看透了清帝国的这些民风民俗之后，从一开始就很瞧不起清的朝鲜使者，就更存了轻蔑之心。像1803年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就得出一个结论:‘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8]

这类记载不胜其引，更详细的可以看我文后对葛兆光长文内容摘录的附录。

看了以上这些内容，再来看当时朝鲜人所发的“明朝之后无中国”的议论，或许可以有更多的理解：

“一个叫做金钟厚的人，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并且相当激烈地锐，朝鲜对于中国，‘所贵乎中华者，为其居耶?为其世耶?以居则虏隆亦然矣，以世则吴楚蛮戎鲜有非圣贤之后者矣’，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应当是中华，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

“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已不把清帝国作为‘中国’，更不把清帝国看怍中华”[9]

不过真是应该庆幸，金钟厚说“明朝后无中国”是几百年前的朝鲜人所发的议论，否则的话，一顶大汉族主义的帽子恐怕早就扣了下来了。现在这是朝鲜人说的话，你总不能把这说成是“大朝鲜族主义”吧？

其实从朝鲜对待明清中国态度的变化，我倒觉得朝鲜人还是很有些骨气的。他们态度并不因为某个政权武力强弱而改变，并不是说某个政权武力强大了，就对其倾慕崇拜赞叹，主动依附，而某个政权武力衰弱了，就对其鄙视厌恶不屑。恰恰相反，明朝即便武力衰弱的时候，甚至明朝灭亡了，他们对明朝的感情依然深厚，甚至过了一两百年都没有淡化；而清政权的武力再强大，他们内心始终对其充斥鄙视厌恶。这样一种态度，足够那些欺软怕硬，趋炎附势，遇见强大的就去巴结讨好，遇见弱小的就去欺凌嘲笑的民族或个人羞愧无地了！

正因为在朝鲜人，乃至日本人看来，“明朝后无中国”，所以在满清及满清以后，朝鲜，日本与中国感情也日渐疏离，甚至对中国鄙视厌弃，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中国这个土地或许还存在，中国这个名称或许还存在，但中国的文化实质，中国文明的核心其实已经从这个土地上消失了，或者说即便中国文化还存在，那他们自己也比这块土地上的人更有资格作继承人。

说句刻薄话，在满清余毒未消的情况，这种观点也确实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不过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一点，朝鲜人即便在清廷的时候，其实还是强烈保持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对明朝中国的尊敬，绝不否认历史上中国尤其是明朝的中国对自己的帮助和恩德，甚至不断强化这种感情和敬慕；为什么现在的韩国却连这种感情都不存在了呢，连明朝对朝鲜帮助都竭力淡化甚至抹杀了呢？甚至连历史上中国的对朝鲜诸多文化上的影响也试图竭力否认，而说成是其自己发明的呢？

我不是韩国人，所以无法知道确切答案，但我觉得这里面的原因恐怕还是和中国本身有关系。

在清廷的时候，尽管朝鲜对满清充满鄙夷厌恶，但在潜意识里其实还是把这个政权同中国，同汉族区分的很清楚的，骨子里还是认为终究有一天，汉人能够重新奋起，推倒满清政权，正本清源，恢复中华文明传统。这从如下一件事情也可以看出来，康熙二十五年，即朝鲜肃宗十二年（1686年），朝鲜国王为了平息那些对满清政权愤怒已极的官员的情绪，“说了一段相当有深意的话：

‘自古匈奴之入处中华者，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也。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搆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10]

所以尽管那个时候，他们厌恶鄙视满清，甚至认为“明朝后无中国”，但是对历史上中国的尊敬，尤其是明朝中国的尊敬，不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还浓烈依旧。

但到了满清统治结束之后，他们反现自己鄙视的满清，在中国依然是歌功颂德的对象，相反自己原来尊敬崇拜对象，在中国却被丑化侮辱的体无完肤。当年朝鲜连书写其年号都觉得是羞辱，“虽下贱”也不为之的那个康熙，在中国居然被膜拜成了圣主明君，而且这还是满清屠刀淫威不存下的情况；而他们曾经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包含感情隆重祭祀的万历皇帝，崇祯皇帝，在中国却被描绘成了病态人渣，曾经真心敬慕的明朝中国，被中国人自己描绘成一片黑暗。

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要觉得羞愧了，原来我们这么尊敬的人，在中国，在汉族人已经摆脱压迫的情况下，还是被丑化的狗屎不如，那么我们还继续尊敬下去，还承认当时中国人对我们的帮助，那只能说我们自己太下贱了吧。

面对中国人这种对待自己历史的极端病态自虐的丑陋，彻底摆脱与中国历史上的干系，似乎对韩国（朝鲜）人来说，也就成了相当合理的选择。

以上的说法，当然只是一种基于情理的推断，但也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可以这么说，为了满清，中国对自己的文化肆意践踏蹂躏，任意批判否定；为了满清，中国对自己的历史任意丑化污蔑；既然中国自己这样喜欢践踏蹂躏自己，喜欢丑化污蔑，还拿什么要求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来尊重中国自己？

明朝万历崇祯皇帝本来在朝鲜一直是被歌颂纪念祭祀的对象，而中国人自己却将其丑化的极度不堪，也就无怪乎现在韩国人对中国只有鄙弃厌恶，没有基本的认同了。

如果我不是中国人，我只能说这样下贱，这样喜欢自虐，这样把值得歌颂尊敬的英雄极尽污蔑丑化之能事，把侵略屠杀自己的暴君禽兽歌颂膜拜的中国，得到其他国家（如韩国）这样的待遇，那只有活该两个字，居然还恬不知耻去嘲笑指责韩国人的行为，真是脸皮厚如城墙，真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但我是中国人，我只能说，要想让中国重新真正得到周边国家的尊敬，要让中国文化所蒙上的层层污垢彻底洗去，重放光芒，要让现在的中国能如明朝的中国那样得到其他民族发自内心的倾慕向往，那就必须，第一是严厉批判满清，第二是严厉批判满清，第三还是严厉批判满清。

否则这样一个不尊重自己历史，不尊重自己文化，这样一个膜拜侵略者屠杀者的民族，即便一时实力上升了，强大了，那也只能象满清一样，得到其他民族表面上的畏惧，骨子里的厌恶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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