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行星上归来

[上城]

　　从另一个行星上归来
　　
　　这段时间到西北去了一趟。只是走马观花，没有细细体会。今后有点资金后准备去长久地盛览一番。那里留下了多少伟大诗人的足迹！我希望以后能居住在那地方，能见到我想见到的人，甚至我愿意用我所有的诗篇去交换。难道诗歌的力量在我的体内如此强大，以致我对之外的世界热度不够。从7月9日回到家，变得如此赤贫，人生还是头一遭。我一回来就写了《情走大西北》长篇散文，读了几遍马马虎虎过得去。我想接着写下去，写成巨制，这次没有继续下去，因为准备不足（如果一切事情准备好了，再做也没有意思啊），我就回来了。资金不够丰实，“情”就不够深，不够浓。又写了首《向西北去》，这一首可算我最近的顶峰之作，大有傲视群雄，蔑视古今一切诗人的意味在。如此气势磅礴之作，在我所有的写过的诗中也是罕见，恐怕今后也无人能超越。写的过程中，感觉诗写得太长了些，一百四十余行，与这个时代的节奏口味不合，一度灰心丧气，想放弃，急切地到深圳去。但脑中有种东西激励着我把它写完。我一想到维克多•雨果一生写了二十万行诗，这几个月我努力写，也不过五百行，这样下去我即使写四百年也超不过。这于我很是鞭策。很多首诗，我觉得于我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在街上》、《西藏卖刀女》这两首诗，写了几乎一个月，一空下来就坐在桌前，一句句地想，想了又改，数易其稿，花去了我所有业余时间（那时候还有个遮目的工作）。因为在前面是个空白，在后面又是巨大的虚空，其间只有我一个人，确实“前无古人，后绝来者”。我想在现代诗的语言上有所更新，看不惯诗坛上的那一套调子，——说实话，他们替我擦鞋都不配。我就想超越他们，把他们一个个甩在身后。去年年初我还有一个可笑的想法，工作挣钱出一本诗集，好沾沾自喜下。没想到来了个大地震，使我的心绪波动甚巨。工作无兴味，挣钱也提不起精神。我恍然清醒了不少，其实我根本就找不到工作，我简直浪费时间。而每次工作都给我留下一段耻辱性的回忆，逼迫得人要疯狂。想去北京，身份证又掉了（过去我到哪儿那些民警常查我的证件，令我觉得自己像罪犯，岂有此理！），倒霉的事都凑到了一块。没去汶川，还好，人死又不能复生，我去看也没有用。没去北京，我一直引以为憾事。
　　要是我按耐一下自己，目标早就实现。日后不会如此困窘，搞得天天像要死似的。年日渐长，压力陡增。7月19日到25日间我在极度地困累头痛中完成了《向西北去》。自己读一遍，令人振奋，证明写得还可以，觉得努力没有白费。其间还在修改一篇小说，这篇作品悬搁了三年之久，才想起好好应付一下。因为我原打算把它写成长篇小说，而完成它是我的夙愿。不很在乎手头写的，那篇短的只不过试下笔。诗篇完成后的两天，身心都极度爽快，如品佳茗，一扫几个月来的萎靡。又忽觉得短诗可以发展下，但总与我的精神格格不入，——显得太小气了。短诗与长诗都不容易写好。诗写作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不由自己控制了，精神容易失控。而且我不屑去雕琢“空空空”。那是老了没事才干的事，洛夫正好条件都具备。所以洛夫现在专写他的现代禅诗，我认为很不错，觉得那才是他诗中的精品。洛夫年轻时候写的诗，估计佳作难见。诗的形态万万千，大气象大手笔仍缺乏。禅诗应该为中国诗所独有，发展其诗种，有不错的基础。韩愈说：“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一领。”有影响力的长篇诗作的顶峰都被国外的占据了，手法上常感难出新，但现代诗的语言上确可推求（语言是大陆诗最薄弱的环节，罕有有知性深度的诗作）。而诗的技巧在鸿篇巨制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是可了于心不可道也。先不说欧美那些典范之作，《石室之死》这首诗读的遍数还是比较多，现觉得结构松散，精神强度不够，不是太好。而且洛夫在如此重要的诗作里面掺入外国人的名字，如A•卡尔，《漂木》也有此毛病，我觉得有失严肃（他国诗人中也有此现象，但大多是种出于求奇心理，无伤大雅）。
　　其实，一首诗如果足够纯粹，一个有能耐的诗人根本不需要借助外来力量。洛夫在我慕名的许多诗人中，一直排不上号，觉得他在所有有点名气的诗人中算是个很平淡无奇的人。从一开始，洛夫就没有对我施加影响。任何诗人也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真正的影响。我现在写了很多后，觉得洛夫也不在话下了，以前对洛夫也只是有点惊奇。我认为洛夫的诗只能算是个现象，还不能入那些古往今来有过辉煌的伟大诗人之列。若要说影响，李白绝对我是个例外。他那傲岸不群，不流于俗的气度让人钦慕。他那受了轻视也不放下头颅，仍能写出不朽诗篇不愧是大诗人的派头，——“丈夫未可轻少年！”他处处散发的是青年的精神。他对自己的诗才有着无比的自信。他的名篇从小就对于我有谜一般的吸引力。尽管他的诗歌现在也不常读，我觉得好的也不多。且有很多看得很不舒服。李白的时代，豪门权贵很有影响力，士人登门干谒是常事。而李白何曾低声下气过？他平交诸侯，不屈就，不俯仰。“一朝功成，归隐五湖”，这个理想非常好。但现代社会的退休制度似乎看起来比这个理想完美多了，且人人能做到。但现在如果一个人真想“隐”，能“隐”到哪里去呢？古中国人最看不起文学，常追求这功那名的，非常现实。现在的小说文字除了能卖钱过日子，屁也不值。为了生存，我也不得不干这营生的勾当。现在中国诗人沦落了，光辉不再，只剩一点老本。在国外中国的现代诗人也是地位不高，国内更屡遭贬损，各种污秽之言不堪入耳。你若要问它们读过几首诗，认识几个诗人，又答不上来，一群瞎起哄的浑球而已。
　　写诗太花费时间了，太不合算。我曾无意计算过一首诗的成本，专写《过武汉长江大桥》用了我五个工作日，不算跑图书馆的交通费。为了写《向西北去》这首诗，丢掉了工作，虽然不是很好的工作，但至少不用担心吃饭，担心没有钱花。为此前前后后，又耽搁了两个月时间，说来窝心。本来还算贫穷，写完这首诗后，变得愈发贫穷，真是天下之至穷。差点演变成一场灾难。《去汉行》是我写的较为沉静的一首，稍许落寞。我还是很留恋武汉这座城市，它令我感到安全。我想写作也许就是寂寞之事，不断给自己制造孤独吧。可诗歌让我无法忍受，“不能收放其心”。现在只能呆在屋子里，拼命写诗及其它的一些东西。这几天又雨绵绵，鼻子非常痛。南方潮湿的天气，令我无计可施。我无比讨厌南方的城市。一个大活人只能呆在屋子里写写诗，不啻为奇耻大辱。这些常让我难以释怀。再这样下去，我恐怕要完蛋了。“欢乐极兮哀情多！”尽管如此，我试图更新现代诗的语言，不要总是一副世界末日的调子。我觉得人生是广阔的，应该去梦，去开拓疆域，拥有自己的领地。一个人应能在世界上脱离凡俗，这样我更赞美那些“一意孤行”之士。
　　希望到深圳以后能买到《漂木》（这点钱总能凑的）。《漂木》我完整地读一遍，才放心。我一年大半的时间整天用在讨工作上，非常焦虑，压力之大不想而知。到现在我都没有从事过一份正紧的工作，很是忧愁。又不知道多忍耐，错事做了不少。又遇到祸不单行，感叹人生变化无常，生活的玄机不可揣度。近段时间我认为以前所做的挣扎全是白费力气，太辜负光阴了。而一些东西错过了不再来，现在看来都弥足珍贵，无法挽回。奔波、写诗，生活，反反复复搞得我已十分疲惫。钱一文没挣到不说，每次回到家身上都不剩一文。他们说你就是死也要死在外面，哪儿像你这么穷回来，还见爹娘。心里不知有多难受。我一个人来去自如，无牵无挂，落到这副田地，自己也说不过去。这还不算，邻里之间攀比之风又盛，常问这问那的，弄得不好回答。我想起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那真是个美好清静的世界。近觉中国人的压力指数越来越高了，已超过了超人国度美国。拿这次次贷危机来说，它使中国前些年本不明朗的就业形势更是雪上加霜。然而中国人的幸福度年年居高不下，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想即使人再怎么精力旺盛也赶不上世界的变化。以前对工作不重视，现在谁能预料到囊不如昔。即便如我要求不高，大体算得上随遇而安之人，早也失掉了心中的“定海神针”，加入了浮躁一群。物质文明甚嚣尘上，我还没见到一个没被文明污染的人。不在这个世界上，李白算一个。李白是中国古今最伟大的诗人，其行踪诡谲，比屈原更有吸引力。中国人的精神气度不无受其影响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举世誉之而不加毁”的鲁迅也在小说《彷徨》的首页印上了屈原这句话。“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么一个卓尔不凡的诗人，得有一部与之媲美的传记才行。追溯其行踪，我认为这是我的一个使命。毛泽东曾说：“不愿看杜甫、白居易那种哭哭啼啼的作品，光是现实一面不好，李白，李贺，李商隐，要搞点幻想，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他这下子可把我们害惨了。我们一下子回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生哪有那么多浪漫呢？只不过自己幻想吧。其实毛泽东并不真正懂诗，因为他连杜甫、白居易的现实都接受不了。把个人幻想强加给他人，更是要不得。毛泽东晚年不得不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有很多问题没弄明白，我想去问问。”所以我认为共产党文化是畸形垃圾文化。它不是文化的正常形态。杜甫潦倒一辈子，要“致尧舜”，现在看来不免迂腐。再想一想李白杜甫（缺少了谁历史都不完整），这两位最令中国人神往的大诗人公元745年左右在开封单县相遇，多么激动人心。“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是千古不易的定律。
　　想到人家凡•高生前还卖不出一幅画，死后每幅画作价值连城，心也常自宽。比较下古代中国与近代以前的西方艺术家，就知道二者显著差别了。近代以前的中国算是富裕的国，要不是被列强用火车拉走那么多金银铜铁，后来的中国也不至于落到一穷二白，闲着没事砸锅卖铁跑去闹“文化大革命”。我们以前的文人画家很少愁生计的时候，他们的大艺术家常落魄街头。现在这两个世界完全颠倒了。世上好多事都是相通的，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各有妙处，有些不可强求。什么“人”啊，“神”啊，“上帝”啊，“天”啊，都是黑色幽默。太认真不行，不认真也不行。写作就像是赌博，会让我输得很惨。顶着巨大的压力忍受孤寂，半载也弄不出什么来。即使写出来了，也要愁发表，非常之累。如果有足够的金钱，让我呆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倒不亦乐乎。如没有，我一刻也留不住。每天困在书堆中于我是一大快事，也是奢望。辗转奔波浪费了我多少时间哦。而有些经历于人毫无价值，它会严重挫败人的情感。工作环境倒是其次，消耗体力与心脏又是其次。以前没有好好珍惜时间，现在开始还不迟。诗歌现在于我已是耗尽心力了，算是对得起自己没有虚写。打算以后把《在街上》，《西藏卖刀女》，《过武汉长江大桥》之类的结成“带上你的芳容去旅行”的集子，里面的每一首都是独创之作。《想你》，这首诗是在我四月时的穷途末路写的，有时我想爱真是神奇，她让我们不死。以后再也不写这类诗，有机会得把那部史诗巨作整理完成，重构这百年历史，我敢说我的诗歌是最后的绝响。目前还没有想出这部诗作的名字。我希望以后不要每天都为工作的事揪心，去应付那张张丑脸。我希望挣足够的金钱以后，能维持我，至少回家不太受乡人的轻视。我可不像李白那样可以“赐金放还”，能到处大吃大喝。于我光有“赐金放还”不够，还得有块“免死金牌”才好，既遭流放又不死，人生简直完美到极致。尽管国家养了一群专家、学者、公务员，我一向鄙视这些人，但是不得不说它们中的大多数为社会的蛆虫，跟路边的垃圾堆放物毫无区别。
　　如果没有了诗人，世界不过一堆粪壤，就不值得去留恋。刘勰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大山大海见多了，小土丘、小池塘就平淡无奇了。诗歌还要受到来自科技的威胁。它在高速路上被汽车的轮子下压得变了形。它总不能站在车轮上说：“呵，历史前进，是我的力量。”台湾诗人我曾很仰慕，除了所谓的“乡愁”一类都可接受。洛夫、杨牧、夏宇，应代表了以后的诗的三种方向。可洛夫被我批判过，杨牧被柏杨写进《丑陋的中国人》里去了，夏宇的诗超出了大陆三十年，还无人能写。有的人的诗，你一看就佩服得五腑投地从不怀疑，一直读到他老；有的人你只消看几首，其余再也不想读，你就深深的爱上了；有的人看他一句扭头便走，再也不想碰到这个人；有的人的诗你还将信将疑，待到中途，你发现他也不过如此。我的灵感就像三江的源头绵绵不绝，磅礴喷涌，不择地而出。但有什么用？现在国内出不了大诗人，恐怕是和中国人体内没有民主的基因有关系。一个有本事的诗人，他得经得起受苦受难。一下子被击跨了，不是好诗人。这次去深圳，是我第二次去深圳了，这个渔民小村已成了国家经济重镇，肯定有其魅力。前一段时间搞得我快要崩溃。我又有多少次鞭打心中的恶感，忍受这一切。孔子曰：“国无道，贫且贱焉，耻也。”我想什么时候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又该怎样的“丛中笑”啊，笑一帮傻冒还在“资本主义”里摸爬挣扎。那时我一定佩服毛泽东佩服得五腑投地从不怀疑，把老人家奉为“诗神”。人老了就容易犯偏执狂，权欲熏心，又遇到中国这样的只要“待遇比畜牲高一点就满足了”的“善良人民”，马上一拍即合。我们的人民很容易沦为一帮权势人物私心所利用的牺牲品就不奇怪了。不管怎样，先弄点钱总是重要的，经济保证是产生一流作品的伟大条件。我要是死了，诗歌就灭亡了。我可不希望会有人为我替这个世界哀悼的。曾有人对我无比恼怒，说我没把他放在眼里，因为我目中无人。我觉得把别人放在眼里，是世上最蠢的人干的最累的一件事。是的，我们心比天高，尚未“凌绝顶”，早已“一览众山小”。
　　
　　二〇〇九年八月
　　
　　
　　附注：“从另一个行星上归来”，意为我刚去了另一个世界，回来了有时空错觉。火星是荒芜的，寂寞的，寒冷的，人间有烟火，似有些许温暖。此文的题目借用的是Ginsberg的‘行星消息’（1968)的诗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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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诗人都很重要

[遛达的七七]

顶一下

基本认同你文中观点
并对你目前漂泊无依的状况很叹气——同病相怜吧

[杨光]

读来有些感慨，受启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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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的语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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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

读了，像你这样用功于‘学问’的年轻人不多。
大部分人一两份工作，几顶帽子就可打发了一辈子的；
也好打发。那些不好打发的人，有可能三不朽，孤寂以没。
诗是一种堕落，不必太在意，随性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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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斷的審醜裡終將建立起新的審美）

[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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