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着良知诗写（创作谈）

[李静民]

揣着良知诗写（创作谈）

李静民

结缘于诗，无非是个性使然，也可说是对自己个性的一种放逐。我是个好静且热爱孤独的人，不喜热闹的娱乐及纷杂的环境。于是，在那个没有电脑与网络的时代，只有移情于阅读和诗写才能让自己的个性随心所欲。那时，年轻的我，眼前所见到的无非是小桥、流水、人家，而歌咏的也无非是她诗情画意中的美。对良知的认识，也只流于不做坏事不入污流。阅读似乎成了我那时惟一的快乐，我仿佛站在灰蒙蒙的水雾中寻觅光明，品味文字里被麻木的历史和经验，这让我重新获得认识，并同时获得了自我。我感觉书和诗正在包裹着我，自我不过是诗的元素，而且还充满着元素的活力！读诗就像和一个透明的灵魂进行神秘的交流，在诗的“神示”下获得感悟，还获得真理的“敞亮”，诗在勤勉地“去蔽”，存在栖居于诗！阅读让我义无返顾地成为诗的捍卫者，诗歌坚贞的守望者！
然而，风景的美丽不是人的美丽。随着阅读的深入，同时也随着阅历和年龄的增长，尤其是目睹了一些难见阳光有悖正义的人事，我才发现，原本被我歌唱的小桥、流水、人家并不是诗情画意的乐园。我发现桥边的草木被人任意蹂躏，河中的鱼族哀哀鸣泣，人家烟囱吐出的是火焰……我目睹的这些现状，正被一些人冠以艺术之名美化着、粉饰着。同时，在芸芸众生中，我目睹了一些君子人性扭曲的过程。他们将上帝布道时飞溅在脸上的唾沫作为荣耀，将其的脚垢作为此生的财富并向后代炫耀，却不知自己作为人身体内的一切坚质已改变原状，学会了哈腰走路，更改了血液的温度。触及到这些冰冷的内在后，我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良知，才理解了良知的真正内涵。我无法安宁，因为我的灵魂不允许我蒙上双眼歌唱。我知道，作为一个有骨有血的大写的人，无论是诗者还是其他，必须要有良知。面对那些至高而下的浊流，你可以是无奈者，可以是隐遁者，亦可是观望的沉默者，却不可是推波助澜者，不可用艺术加以冠名，更不可抛弃良知或哈腰断骨狺狺相随。
然而，身边总有一些熟知的人，渐渐地背叛了真正意义上的良知，成为识时务的“俊杰”，他们让自己诗意贫乏，诗心更改。面对他们，除了远离和沉默我无权指责，但他们成了我反思的原因。每当写到那些目睹、亲历的事件与人时，我的心会抽搐，我的灵魂会歇斯底里，恨不能抽骨为鞭取血为火，因为我看到了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人的人，正在以上帝的名义用各种手段蹂躏同类，那是一群患有软骨病不值得怜悯的人。这让我的思考有了更深一层的拓展，良知渐渐浮现于自己的灵魂。
我知道自己发现的仅是一个缩影，亲历的也仅是一个小点，而就在这个缩影和小点中，曾有多少蝗虫毁灭了春景，多少蝗卵正孕育其中。每每想此，我的灵魂便如烧似焚，让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暗泣中。可我能做什么，一个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一只被一口唾沫就能淹灭的蚂蚁。然而，血液与直立的骨质告诉我，将一切火焰燃于心中，把所有的话语言于诗中，让灵魂的血泪流于骨中，用一块净地插骨为峰，以血为水吧！于是，一次巨大的蜕变从这里开始，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一个从天堂到炼狱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不可能将我诗写的内涵彻底换血，尤其是我诗写的风格，加之阅读面的窄小，思想不可能一下子成熟，这让我无法突破，无奈之中，只能返回原地，从头起步。于是，我便从自身或身边写起，用灵魂写，用良知写，写出灵魂的声音，写出心中的爱憎。
我很小就失去父亲，他英年早逝于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在我成长过程中，这是形成我孤癖、自封，甚至自卑的源头。这是一个时刻笼罩我整个少年时代的阴影。成年后，这种灾难与阴影成了我思考之一而进入了我的诗歌。父亲之前的祖祖辈辈都是渔夫，我目睹父亲的兄弟及他们的后代们，月升而出月落而归的生活，他们卑微与贫穷的日子，他们善良且美好的心境，他们不顾渔人忌讳救助溺水之童的义举，都让我对渔业和渔夫有感恩之情。他们虽为布衣，而在我心中，至今仍是大写之人。我为此创作了大量有关渔业和渔人的诗歌，并用自己的思考注入诗中。《人间词语》中的作品都是那个时候创作的，同时也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风格：抒情。
在我的理解中，抒情是诗者对灵魂的全部沉浸，抒情是一个幻像对另一个幻像的执着召唤，诗人摆脱不了抒情，海子说：“抒情是血”。抒情者一直在追寻民族的材料，制作共同的形象，人们执着地追寻着。就像萨福最终找到了古希腊最纯真的声音。有诗就有抒情。抒情也是对幻像的召唤和创造，但丁把维吉尔作为幻像，最后升华为整个罗马的灵魂，贝雅德成了他自己的幻像。歌德把浮士德作为幻像，最后升华为整个欧罗巴的灵魂。与大师相比，我的抒情是渺小的，但饱含了我灵魂及骨血中热烈的爱。无论是天地众生，江河湖海，草木物体，我都倾注了作为一个诗写者来自灵魂与内心的爱，尽管这片爱里布满痛心疾首的指责、鞭挞，但这都源于爱。同样，这种爱超越了个体的范畴，蔓延到诗中各个领域，且带有一种中性的色彩，不是清幽素淡而是浓墨重彩的惆怅的感伤的掷地有声的爱。当然这种爱都是我一厢情愿的，犹如空气拥抱人类，人类却从未察觉。这种爱中，流淌着我汩汩的良知。
有人曾戏言我的诗歌与我的性别、性情相悖，不应该抹杀性别具备的天赋。而我并不为然，更无需争辩。我深知自己并非是那种匍匐在桃金娘树下一味风花雪夜的女子。人的一生，要爱的面积辽阔博大，良知不允许我驻足于某个点上。如果这样，对于我来说何言良知，何言为人，更无法继续诗写。因为，我深知性别是注定的，但良知却与此无关。一旦抓住了某个诗写主题，是良知而不是性别让我看见了众多与主题有关的各种幻象。无论任何诗写物，它们都会以人的形象与情感抓住我的良知，喜怒哀乐的音容笑貌，时刻牵动着我的心绪，无法驱除，让我与他们同悲同喜同生共死。我每一首诗的成功，往往都是我良知与爱的体现。
从1990年代初到中期，我的诗歌以自己独特的抒情和思想内涵，在各种诗刊杂志全方位铺开，也备受关注，但我认为这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开始对诗歌的思想内涵与创作方向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源于我从各种民刊上读到大量的优秀诗歌，这些诗歌给我的震撼力不亚于帕斯的《太阳石》和金斯堡的《嚎叫》，以及《恶之花》中的一些诗歌，我感受到了自己阅读面的狭窄和知识的贫乏，于是，我决定让自己的阅读来一次换血。我的老师石光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动“整体主义”诗歌运动的主要诗人之一）为我开了数十张读书单，从这些书单中我认识了自己知识的贫乏，于是，我开始大量地阅读，而不是仅仅选择自己偏爱的抒情作品。通过长时间的阅读和汲取、冶炼，我的诗写有了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向与诗写方式。
那时的中国诗坛，喧嚣繁盛，旗帜林立，诗歌革命之风渐劲，大量民刊上的优秀诗歌，以电闪雷鸣般的声音与姿态，覆盖了以往的诗坛。这让我看到无数的诗人都在用自己的良知诗写着，这让我彻底地成为诗歌的追随者，同时也为自己择定了诗写方向。然而到了末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物质以不可抗拒之力轻松毁灭了绝大多数诗爱者和诗人的理想宫殿，不少诗人不再做缪斯女神的信徒，跟随瞀目的物质和黄金奔跑，诗人堕落了，诗堕落了，诗歌精神更改了，诗坛被时髦、流行、流派纷呈所替代，民刊上让我推崇的优秀诗歌和诗人，随着气候的影响，似乎步调一致地被渲染上这种疾病，不痛不痒随波逐流地诗着、歌着、徘徊着……他们在为自己写诗，心中装的无非是名与利，这让我伤感、痛心、愤怒，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地在心中呐喊：诗人何在，良知何在？！
大痛大怒之后，我决定避离诗坛，站在诗坛之外冷静地思考，痛苦地创作，写自己灵魂的声音和精神历程，写“众生”之吁请，用带血的声音歌唱着，不张扬、不狂躁，以沉着的抒写语言和气势恢宏的意象，营构我血液中站立的神话。的确，我似乎在自己的诗歌里自弹自唱，用自己的思考将一种景象揭示得更为清晰，任时间累积的沙石集聚于内心，忍受愤怒的烈焰将我炙烤。同时也试图想用自己的思考和诗写方式去颠覆当下的诗歌气候，去颠覆流行、流派和时髦。当然避离诗坛，并不是说我远离了诗歌，我的热爱依然，我的创作依在，只是让自己与诗坛隔绝，不愿去随波逐流，更不愿为诗坛的一席之地扼杀自己的人格和良知。在这种毅然绝然中，同时为了生存，在朋友的提议下办了一个家庭作文培训班。孩子们如歌般的心灵，如诗般的眼睛，充满美好的幻想，给我带来许多震撼，同时我也常常感慨，他们所想所说所赞美的，在这个现实社会中正在渐渐缺失。思考之余，我为自己无法给予或挽回而难过，同时，从他们身上也折射出一些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从“从小见大”的古语中，我看到了令人担忧的人性现象。这个现象同时也进入我的诗歌中，成为我创作的题材之一，每每在诗中写到他们时，痛心的泪水会浸湿诗稿。
我的诗歌中承载了大量的意象，且赋予了宗教的色彩，这完全是汲取了西方文化的缘故，我用人性和理性两大标尺衡量现实，终无法对其进行完全的审判，只能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独立于现实的人间。我想用我的诗句敲醒现代物质人麻木的神经,用自己的思想呼唤一些死亡或正在死亡的东西，用自己的良知揭示或鞭挞一种丑陋的存在。我知道，这是一个诗写者应有的责任，当然这种责任谁也没有命定我，但作为人应有的良知我义不容辞。每当我诗写时，眼前和脑海里便有许多幻象呈现，他们是今人与古人，生者与死者，更是灭绝或正在灭绝的物种或是随处可见的植物、静物及动物，他们用自己的身世告诉我这个世界的曾经与未来，于是在我诗中便有了承载大地的总体意象，这种意象追随着我，让我无法驱除。
十几年来我远离诗坛，更疏于网络，拒绝过多的应酬和交际，拒绝庸俗的喧嚣，在日常状态中总是保持一种沉潜、宁静、闲适的心态，较多的是沉浸在诗的弥想中。从不去为诗而诗，不去逐潮，也不像当下一些浮躁的诗人一样一味玩技巧、玩表达，写生活琐屑，哗众取宠。原因是我不愿让自己因眼花缭乱而影响已择定的诗路方向，我认为创作需要孤独更需要孤立，它不是赶集，并不因谁叫嚣最响而成为主角，诗坛更需要颠覆者，冲击一下歌舞升平的表象气候，尽管这些冲击对庞大的诗坛没有任何效果，但作为一个诗写者能坚持自己的个性与良知创作，本身就是效果。 这个时代的诗歌现场由于与气候有关，许多颠覆者都不在场，我何必去凑热闹，还是坚守自己灵魂的净地，想自己心中愿想的事，写自己心中愿写的诗，其他违心的一切我无法背叛自己的良知，哪怕是含泪而歌，戴镣铐蹈舞。
《苍天在上》、《众生之惑》就是我避离诗坛十年后的成果。收入了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近年的部分诗作，其诗作的叙事、抒情、思辩、结构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可当作一部有着中心主题的长篇抒情诗去阅读。我用自己的抒情方式诠释了痛苦、奋争、灵魂的归宿、忏悔、死亡、刑罚等作为存在的生命的诸多元素。在揭示诗性的同时也在启示众生，从而用带血的笔将浮世中的爱恨情仇等诸多情愫作了刻画，洋溢着我作为人的母性之爱，良知之爱。
这两本诗集，是我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历程，我大规模地借助诗歌元素和现代诗歌表现技法，用独特的抒情方式，甚至碎片，表达我对苦难的深度关怀，对当下人命运和诗歌命运的人文关怀。也是一部揭示现代人心灵的新神话体抒情诗，用思想和思考的意象展示了现代人生存的状况与心态，同时也揭示了作为生命的无奈与卑琐。透过诗歌话语背后的侠气，让读者有所振奋。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信仰缺失、物欲横流的世界，我渴望自己的诗是一缕明丽的阳光，捻亮“众生”阴暗潮湿的心灵。罗曼•罗兰在100年前呼吁：“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明丽的阳光是我们需要的，自由的空气和英雄的气息也是我们需要的。
在出书之前，我将这些诗稿整理打印好后从不示人，直到丈夫楚子准备为我出书时，我才厚着脸皮找到从未交流过的诗坛大师彭燕郊老师，渴望他能为我的书写几行评语。彭老师看了我的诗后当即应允，并用两个月时间为我的书写下了近七千言的《我们向往什么？追求什么?》的序，远在故乡的诗人、诗评家沈泽宜教授，也不顾年老体弱为我的书写了万言的《英风侠气，忧患深沉》、《知更鸟的忧患与警示》两篇评论，他们一致地肯定了我的诗写方式和思考方向。
从这个时候起，我感到我的颠覆至少没有白费心机，因为在我的诗中，没有那种小女人情调，更没有谑戏的成份，而是带着沉重的使命感正气盎然地吟唱着，使字里行间贯满精气，那是一种昂扬的诗歌精神，犹如豪士挥舞宝剑闪烁的锋刃之光，给人以视觉冲击，给人以灵魂震撼。这是当代诗歌所缺失的。正因为我用自己的思考与良知诗写的这些作品，才让这两位老诗人感到了震惊，因为他们无法相信这些诗作出自我这个弱女子之手。书出版后，在彭老师的建议和参与下，为我的书开了作品研讨会，从一些教授、学者和诗歌研究者、诗歌创作者的发言中，我感到自己并没有顺流而行，而是流行、流派、时髦诗坛上的叛逆者，当然这种自诩换来的褒与贬，对于我来说已不重要，甚至对自己是否在线于诗坛从不上心。因为作为一个真正的诗写者，不应该违逆所想所思的心灵，更要将一种使命与良知自觉承担起来，为博一席之地而更改骨质或含泪歌唱的方式，对于我，直立的人格和良知不允许。
不管我诗写的作品在读者眼中是优是劣，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在数学概念里是相等的，当然我并不是需要概念里的数字，而是需要颠覆的效果。因为诗写者永远是歌者，神灵的歌者，众生的歌者，良知的歌者，人类悲剧和理想的歌者。诗者是人类灵魂幽暗深处的光亮，是人的灵魂代言者。虽然“文化霸权”依然横行，且越来越庸俗狭隘的利己主义成为日常状态的今天，在物质大规模统治人麻木人腐败人的今天，良知往往被邪祟所掩蔽，个人的欲望空前膨胀甚至掩埋一切，作为一位自觉的诗写者，我坚守自己沌洁的诗心，从不苟同于任何一种嘈杂的声音,不屈服任何一种诗学,我始终保持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用自己独立的生命体验,诗写自己不昧良知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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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民，浙江嘉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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