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人性书写的一部胶东战争史

[昆仑磨剑]

回归人性书写的一部胶东战争史
——马怀荣长篇小说《老兵》阅读札记

阙再伦

马怀荣，一个扎根胶东乡土而又具有现代意识的学者型作家，他用自己开阔而自信的精神视野，崇高而又毫不盲目的精神内力，引领自己眼中的“老兵”----- “我的父亲”马宜堂 ，一个当年非常年轻的八路军战士，重回戎马生涯，重回抗日战争的胶东乡野，重回风云变幻的国共山东战场。老兵用他灵敏而朴实的眼光，打量方方面面的真实场景，再现了各色人等的生死沉浮，喜怒哀乐，描绘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罹受战争苦难的山东社会。老兵有真诚、勇敢、正直、坦率、聪明的性情品格，为已然被政治教化，而又不完全政治僵化，所有这些为我们眼中的全新的战争史提供了价值判断的可能；加之引领“老兵”重回现场的作者精深独到的历史视野，整部作品虽以官方历史的大事年表为框架，而内在的材料却绝对的个人化，超越了常规的革命教化规范，甚至更接近于真实的个人言说，滤掉了过时的政治意识的约束，因而成为一部标新立异的战争史，一卷山东历史的风情画，一部老兵的独特的史诗，一曲立足乡土的人性礼赞，作品以充满人性的视界，充实了昔日的正史的抽象概述，再现了阶级外衣下的各类人物的原始风貌。

（一）吃饭-------为革命背枪的动因和热情



鲁迅先生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说正史往往靠不住，不如野史，我们的庄重场合的革命史，往往是崇高的革命意识在先，在《老兵》中，革命的动因与热情却是具体逼真的“吃”的需要，而非抽象的革命意识。在《老兵》中当八路军参加解放军可以说是革命的代名词。“我”，《老兵》的叙述者，马宜堂十六岁那年参加八路军闹革命，以后成长为有文化的基层军官，其革命动因很简单：吃饭。在当兵前“我”揣度，“穷孩子命大，一旦当上了兵，就不用要饭了。”当兵后“我”上了二连六班，那时候当上八路军，家里就不用要饭了，不仅“我”本人有饭吃了，全家老少都有饭碗了，共产党八路军一封信就解决了，具体方式是，八路军便衣给开明地主一封信，“你疃马宜堂在南边干上了，家里的安全你负责，老少的生活你负责。”当然，革命的动因还有一层，就是报仇，因为姥爷受了二鬼子的辱打，但显然没有吃饭显得紧迫。无独有偶，“我”革命的领路人马宜飙的革命动因更纯粹，马宜飙抽大烟，好吃懒干，不务正业，在家欠了一屁股债，混不下去了，才跑去当八路军。同时，当了八路军又借此唬人，寻点大烟抽，马宜飙并不隐瞒说：“部队上什么人都有，木匠、瓦匠、洋铁匠、吹手、打拳卖艺的、开饭馆的、还有尿炕的、夜游的、半男半女的。“我”当兵后，接触到的连长王成宾，就出自一个老百姓穷得惨的村庄，而指导员也出自一个深山沟穷地场。与我同班的李麻子，从小打拳卖艺闹出人命逃亡黄县后，也因扛活混不出吃来，才当上八路军，但是他却懒得扛枪。加入队伍后，当天晚上吃面鱼，可谓是盛宴，同来的马仁光撑得拉肚子。革命的好处，吃饱喝足可谓立罕见影。这是第一次写“吃”，后来“吃”的意识也一直贯穿着整个军旅生活，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下意识的，毫无疑问，“吃”在整部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品中的吃的食物，吃法、吃的场景足以复合成一小本山东的食谱。作品中根本不隐瞒对吃的要求，也不隐瞒要吃好的要求。为了吃好，甚至向军队最高长官许世友、林浩抗议，迫使政委林浩检查道歉，这显然在别的革命作品中难以见到的。又写共产党封锁烟台后，周边妇女为了赚钱，身上挂着盛了油的猪尿泡装孕妇走私赚国民党部队的钱。这也是吃的侧面描写。
吃作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作品中从吃的方面显示了人性真实的方方面面。这是作品的高明之处，通过吃食，反映了战争年代的生存境遇，也对革命进入了深层次的逻辑探究。如果说身强力壮者，因为吃不饱吃不好，可以通过革命暴力争取的话，那弱小而卑微者的处境就更值得探究了。作者借陈毅军长询问学习进步时的话说，“就是为了天下人都安居乐业，我们才出来扛枪打仗嘛！”可见革命是手段，安居乐业是目的。
所谓民以食为天，革命理想就是天下太平，都有饭吃。革命是理想的前提，吃饱吃好是革命的目的。顺着这个逻辑再探究下去，即使革命成功，也不代表社会就实现了吃饱吃好的目的。事实上对于这个话题，在同样的胶东乡土上，在革命胜利后的20世纪六十年代，马怀荣先生的长篇小说《对门》进行了探究，新中国建立后的集体公社，可不是理想生活的好时代。可见有吃和吃好，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相比革命并不更简单，它已经成了另外一个宏大的历史命题。在中国历史的评价中，邓小平之所以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其原因就在此。如果可能，我希望马怀荣先生再创作出中共十一届三中会后的胶东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
(二)情欲——在枪口边上隐现的火苗
如果说吃饭是底层次的人性的话，那情欲则有更高一层次的人性意义。《老兵》写了方方面面的情欲。
首先是八路军领导者的情欲禁忌。我的连长王成宾犯了错误，和武工队的的包袱客{女交通员}有点恋爱关系。让侦察兵发现报告营部后，被调去干杂活，一边反省，一边写检查。“我”当时的理解是，八路军是和尚队，是骡子队。显然情欲是被禁止的。解放军打了胜仗后，当地老百姓慰问军队，大闺女带着茶光眼镜扭秧歌，战士们眼都直了，政委怕瓦解斗志，赶紧补政治课，不惜丑化地方百姓。为了保证军心，甚至贵为司令的许世友也对闹着复员结婚的士兵，好言相劝，动之以情，“不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你结了婚也睡不安稳”。
为了稳住军心，遏禁情欲，对妓院进行严格规定，你可以照常营业，你要是接一个解放军，连窝端起。就此小说写了一个反面军人包子久，因为嫖娼，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抓住现行，其后果是开除党籍，军法从事。包子久嫖娼材料，从干部到战士，每一个军人必须认真阅读、明确表态，排以上干部写下保证。正因为如此，小说巧妙地借看澡堂的老头子的观察，得出结论，八路军打胜仗，是因为八路军鸭子好（生殖器好），因为椐他看澡堂的经验，从日本鬼子到伪鬼子，从军阀张宗昌到国民党韩复榘的士兵大都是长大疮，生梅毒的烂鸭子（生殖器），就此推断，部队要打胜仗，就是要禁欲。
当然，八路军的情欲是禁不完的。小说借用“我”做首长王昆警卫的便利，将文武双全的首长，王昆的情欲世界发掘了出来。王昆结过婚，不远的老家有老婆，显然没有感情，常年不归，却爱上了部队里并不漂亮的司药李小美，李小美是个会来事的人。于是“成天价跑北海专署，找专员迟耀庭解决他的婚姻问题。”而且离婚手续未办，结婚证未拿，就同居了。即使面对政治部主任的批评，他也不为所动，而老家的另一边，却是死守妇道的痴情等待并要讨说法的弃妇，只是王昆的突然牺牲，为这份情债蒙上了更浓的悲剧色彩。小说还写了一个叫全恤云的士兵有好撸管儿的毛病，---撸管儿就是手淫，撸得动静太大声响吵人。不过最终通过“我”细致的教育改正过来了，后来各方面都进步了。“年轻人哪有不手淫的？”这一句，看似轻描淡写，实则为部队万千战士的情欲世界打开了一条隐蔽的通道。这是革命战争史中符合人性的神来之笔。

相比较于严禁情欲的八路军，不受军纪约束的平民的情欲世界又是另一番光景。
小说写了一个解放了的叫做古现疃村庄的情欲世界。 古现疃土改之后取得政权的村干部胡搞妇女，和“青妇小队”关系不清。青妇小队长娟子性情开放，大白天躺在村府的床上，村团长马耀祖和农会会长的“瞎子”轮班儿包了她。可见村干部无论男女，一旦获得政治上的解放，情欲上的解放，就随之而来，并且来势凶猛，突破道德界线，不受约束。小说还披露了共产党区中队的马燕王的混帐事，他当然有权，马燕王于是在外边胡搞，甚至于和弟弟马魏王结成虎狼兄弟，随意奸淫人家闺女。而老婆换儿在家也不老实，于是和共产党员村干部马全程私通了，换儿虽然背叛丈夫，但还是有夫妻感情的，却不想一经马全程的枕边风，无意中却害得马燕王被国民党支持的“军民合作站”割了生殖器喂狗，被人报了淫人妻女的仇。

与此相反，平民百姓的情欲世界却隐密得多，也自然得多。小说借野张飞曲德进连长的手枪被房东男人偷走为线索，审讯原来貌似夫妇的房东男女，发现原来是一对姨兄妹组成的露水夫妻。双方为生活所迫，表哥死了老婆，又因地主身份被扫出家门，要谋生养家；女的老公经商长年不归，要人干活，但不道德的情欲被披露，是基于其地主身份而偷枪。
作者似乎有道德洁癖，使得情欲不端的人没有好的下场，当然也可解释为叙述技巧使然。毫无疑问，小说的情欲描写极为节制，却又自然合理，使得整部小说中的情欲氛围受到革命气氛的紧张压抑。即使如此，战争环境中若隐还现的情欲之光，为深邃的人性世界作了若干可识的标记。

（三）哭泣者------枪口边上的母亲

战争是雄性的、热血的、暴力的、似乎跟女人无关。然而男人是母亲的儿子，是母亲的骨肉，战争中拼搏的躯体，无时无刻不牵动老母亲的心。也因此战争不可避免的带来了母性的因素，使得战争多了几分人性。小说《老兵》非常恰当的融合了母性的因素，使得战争史多了更多的人性成份，不妨试加分析。

小说写了几个老母亲，所有的母亲都在哭泣。首先是“我”的母亲，母亲是个老实人，老实过头了，还有几分懦弱，大小事情都是“父亲”做主，“我”决定离开家去参军时，晚上听见她在梦里呜呜啦啦的哭，哭什么呢？无非是穷困，是丈夫的霸道，沉沦于命运的恶劣。参军后第一次回去看母亲的时候，母亲一直在流泪，见面时流泪，离别时流泪，并且告诉儿子龙口炮战时的前景。龙口打了几晚，母亲在院子里跪了几宿，跪着烧香祷告，希望儿子没有参加战斗，为的是儿子的平安。最后也因为母亲的力量，使得“我”看淡军功，决定解甲归田，整部战争史在温情的母亲的召唤下落下平实的帷幕。

第二位是八路军侦察兵刁永才的母亲，刁永才在侦察任务当中好吃，上街挑螃蟹，弯腰露了枪，被敌人便衣发现打死了，群众自发埋葬了他。母亲非得要死要见尸，棺材被掘出运回来打开，却发现并非儿子，立即又责骂大儿子去挖棺材，最终才见到儿子的死尸。做母亲的自然要哭得死去活来，这种离奇的情节充满了动人心魄的悲痛力。

作者还写了“我”的首长王昆的母亲。革命胜利，首长王昆已经牺牲好久了，家里除了家门口的烈属牌，就是贫困和茫然。仿佛一棵大树，连根拔倒之后，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大娘守住的是空洞，脸上是无尽的泪水，泪水冲洗着胜利的喜悦，尽管坚强，却将胜利之下的残酷再次暴露无遗。小说将这位母亲无声的泪水，放置在小说的最后。当所有的硝烟散净，当飘扬的旗帜归于安静，当庆功的聚会人散曲终，母亲出场了，母亲悲哀，母亲困顿，母亲流泪，母亲在乡村路口遥远而模糊的身影化作战争史的句号。因此，革命和战争不再只有骄傲，光荣的背后，是沉重，是人性的悲悯，是母亲的大悲大痛。大家因此明白，革命和战争的名义，决不容许轻易的滥用。

小说还写了两位另外层面的母亲。马燕王是共产党区中队的，但干的坏事也多，被国民党支持的“军民合作站”判了死刑，割了生殖器喂狗。应当说并不冤枉。而做母亲的“西太后”也被抓去，戴上“驴蒙眼”打得死去活来。最后还得买薄板棺材为儿子马燕王收尸。小说没有直接写这位母亲哭泣，或许她不敢公开的哭，但她一定会偷偷地哭。战乱成就了儿子马燕王称王称霸，战争也毫不客气地惩罚了这位道德上有争议的母亲。作者还写了一位瞎婆，她显然是位真正意义上的老母亲，膝下有众多的子孙。但她却以瞎目之身，老迈之躯，直接介入了战争。国民党打过来，共产党撤走了，瞎婆母亲不吃不喝，苦苦等待几天，在村头拦住了国民党整编54师师长阙汉骞的车，跪着哭，哭诉家人子女遭受的罪，哭诉共产党的绝密情报。为了子女家庭，她显然是拼了，结果把许世友的藏宝计给破了，电台、金条、军火全给阙汉骞的部队得了。共产党受到重大的损失，撇开政治意识不论，这何尝不是老母亲巨大的母性力量的体现。阙汉骞和许世友的一场斗法，不是在战场上拼兵力，而是由一位瞎眼老母亲来定上下，这种笔法，是中国传统小说的惯用手法，看似神道，实则合乎人性事实。瞎婆老母亲的哭诉，使读者在获取战争的趣味性的同时，也获得了战争的苦涩味。

（四）对小说中的历史事实的思考

1. 康生爱古董

战争年代，林浩爱古董古籍。反封建主义一向是共产党的主张，在某个时期，古书古籍文物几乎是封建主义的代名词。共产党中的林浩是个异类，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战争环境中，弄那么多宝贝，十匹马也驮不了，真不简单。保管又严密，大箱套小箱，打封条编号，房门再加双重锁，又加封条。中央保卫部长，康生来查林浩的政策错误，最感兴趣的却是这些宝贝，不是林浩的错误。古董古籍原本有救了。共产党坐稳江山之后，康生视故宫文物，如自家仓库，有史料说“康老”高兴了，就拿古字画练字；同时自比齐白石，取名鲁赤水。中国古文化，康生精得很。除了本职工作需要，他却很少露手，因为上面有毛泽东在。后来康生弄权成大奸，杀人如乱麻。无论早年在苏联修得的共产主义理论，还是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文化，都无力阻止康生沦为魔鬼。那么多共产党同志的命，他都不珍惜，何况是故宫里的古字画。

2.国共内战中的日本人

《老兵》借农村青年牛子的嘴巴，谈出一件希奇的事情，解放军的兵工厂里有日本人。不久前读李南央的《可信的珍贵史料》（2008.12.书屋）摘有李锐的日记和笔记，其中写道1948年，陈云在东北军管会上指示日本技术人员不出面。无独有偶，读国民党军事史料，为了对付共产党，也在起用日本人。规模最大的莫过于台湾训练班的白鹤亮训练团，据说最后连美国人都看不下去了。日本原本是战败国，由于国共内战，日本人又有了打中国人的机会。

3.专政的力度向下天然递增

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俭让，而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老兵》中写了革命和专政的情况，写出了一个规律：革命越到下层，专政的力度越大。比如说，国民党兵的俘虏，名牌八路军他不怕，因为真八路军对俘虏真地优待。可是一旦到了称作“黑八路”的民兵手里就糟了，人家高举担架棍子，连衣服都要换掉你的，再到乡村里又如何呢？“地方政府不讲政策了，一切大权交给农会，有些群众乱来，官报私仇，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怎么乱来呢？把民愤大的地主，栓在马套上，活活拖死。阶级专政的名义下，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是在下层政权完成的。国民党许多将领本来厌恶内战，抱着解甲归田的愿望回到家乡。政治运动一来，结果给自己的乡亲抓住，就弄死了，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比如远征军中的团长沈岳荃————大作家沈从文的胞弟，在被押到家乡的河滩上枪毙时说：“想不到你们会这样。”滇西抗日，反攻腾冲立有军功的预备二师副师长彭劢，也是解甲归田后被家乡人干掉了，据说共产党的军政要员陶铸曾电令阻止都无用。倒是那些和解放军对垒到底被俘虏的人，大多关起来，人却好好的。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们整天抓斗包括共产党党员的各级干部，许多在战场上立有赫赫战功的人，还不是被拳打脚踢，甚至惨死。

4.厌战

八年抗战，终于胜利。大家都向往安居乐业，国民党官兵大到将军，小到士兵都有厌恶战争的说法，人所共知。不幸内战不可避免。共产党的官兵呢？《老兵》里描述也有厌战，这是一个进步。作者写“杏花庄阻击战”后，五班赶十里堡那边撤，五班长张显不见了。他做梦也没梦到打那样的仗，吓熊了，开了小差，一气跑到东北去了。四班长也跑了，他家是福山，以后找到他了，他说：“我算醒脑子了，说实话，从根儿没打过那么惨的仗。”作者再写准海渡江战役之后的胶东长山岛海战，从征船写起，朱营长和打渔归来的艄公有段对话：“大哥，打长山岛，调你的船，你愿不愿意？”艄公说：“不愿意，也得愿意啊！这一带，1947年，又叫国民党占了，八路军的政策俺知道，不能白用了，不过，你想调得赶快调，调晚了，俺就跑光喽。”士兵的情况如何呢？“有的战士本来就晕船，上了船就呕，有的听说海里头有鲨鱼，不晕船也吓得晕海。不晕船不晕海的，也有一部分人厌战，不想干了。”为什么呢？刚刚经历过准海渡江两大战役，“部队减员严重。有的部队全打光了，连个种也没留下，部队的番号没变，实际上是重建了两三次的，翻了两三番。“兵员随打随俘随补的。”也因此，小说写了一个离奇的情节，连队一士兵闹着坚决要复员，许世友来部队视察时就见他，劝他“你是毛主席的兵，现在也不能复员。”那人横竖不干，声称：“那得许世友本人跟我说”。许世友只得自报身份，才吓得他结结巴巴的改口不复员了。

当然，面对厌战情绪，共产党有办法。“许司令当场开了三服药，让连级以上干部带回去，第一是形势教育，各连指导员带头学习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忆苦思甜，进行阶级教育，第三开展立功创模活动。”

革命几乎不可避免战争，革命不能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打个比喻，之所以革命，是因为社会形态病了，要开刀，动手术。而吃药打针开刀，不是吃饭那么好玩的。战争一久天下疲惫，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当英雄的，承受战争苦难的普通老百姓，厌战是当然的。

5. 警卫员有权枪毙不忠诚的首长

小说中通过警卫员的视角，将军队中的上下层联系起来，因此上至陈毅、许世友、谭振林、林浩、高锐等高级将领进入了描述视线。警卫员的职责和生活有了较多的着墨处。文中经常提及警卫员开会。警卫员有严明的组织纪律，要求忠诚于首长，也要求警卫员监督首长的忠诚，一旦首长叛变，可以开枪枪毙。

小说所言警卫员的情况，确有依据，共产党是个组织体系十分严密的政党，环环紧扣，监管严密。相反，国民党却是松散的组织，对党员监管不力，在国共内战的山东战场，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如范汉杰身边，就有共产党的情报员，而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本身就是共产党，如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就向许世友的部队提供情报。甚至蒋介石身边也有共产党的谍报人员。如此打仗，岂有不败之理。小说没有反映这一重要历史事实，虽然视角是有可能触及到这一块的，这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6.阶级意识与家国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意识是主要的，代表之言即有，“忠孝不能两全”，“移孝尽忠”，国大于家。中国传入马克思主义之后，有了阶级意识，阶级意识一度得到很大强化，对传统的家国意识有一定的冲击，试就小说材料作些分析。

“我”的父亲马仁楷，觉察到“我”往南山跑，想去当八路军，借机会打得“我”鼻血外冒，这是家国意识中的家意识，父亲不去想爱国的事，但他想着这个家，他怕“我”去当八路军丢命。但“我”当八路军时，指导员问：“为什么当八路军？”“我”说：“打日本鬼儿。”这是家国意识的国意识，尽管并非完全如此，因为一方面痛恨二鬼子（伪军），一方面为家挣口饭吃，应该说这是家国意识的统一。总的来讲，初看起来，小说全篇中的家国意识，相对不强，表现在1.抗日战争的情境相对较少，反倒是汉奸二鬼子的情况多，冲淡了民族意识。2.战争的主要方面是国共内战，无太多涉及国家民族意识，主要是阶级意识。也因此，小说的封页引用黑格尔的话，好像不太贴切。黑格尔说：“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史诗这种纪念坊简直就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意识基础……就会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但是，结合胶东清末以来的风雨历史，黑格尔的话又是合适的。整部小说反映了胶东人民痛苦的挣扎历史，是中华民族各种痛苦的浓缩，足以因为民族的焦虑感而唤起民族的强烈的自我省悟。小说用不少的笔墨写了“我”与“我”父亲马仁楷的矛盾，“我”用在部队政治教育中的阶级方法分析“我”与父亲的矛盾，得出阶级对立的结论，这种思想行为是历史事实，其实也是革命者对中国传统的人伦文化的部分颠覆，后来这种阶级意识一度在国民中膨胀异化，导致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无数家庭关系的悲剧。比如思想家顾准就遭遇了这种家庭悲剧。甚至许多子女登报声明父子关系因为阶级对立而决裂。小说用阶级意识来思考“我”与马仁楷的父子关系，并非肯定其是非，而是当时思想客观之描述。应当理解为一种含蓄的反思。时至今日，阶级言论鲜有提及矣，家国意识却得到了中华民族的一致肯定。

7.投诚起义的大人物：洗心革面，还是投机取巧

小说写了两个投诚起义的大人物，一个是林香圃团长，一个是郝鹏举将军。他们都是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林香圃团长是借警卫员的视角，近距离写的。林香圃原来杀了很多的人，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后来起义了，部队改编后，升为团长。情况如何呢？“有你吃的，有你喝的，有你的名誉地位，你的警卫员不撤，你的家产不没收。但是，军事会议你捞不着参加，成天价可以跟着跑跑颠颠，可以说是聋子的耳朵，一个摆设。”他的心情也是可以体察的，气急了也骂人，“他娘的，整天拖着我干什么？”酒桌上许世友也坦诚相待，热情劝酒，不动声色。林团长酒后动了情，又哭又叫，要求带兵参战，哪怕一个连一个排也行。结果呢？一纸调令，去守草料场了。

郝鹏举的描述是传来的听闻，写法上如同亲见亲历，显示出作者超人的故事编织能力，郝鹏举反反复复，确有其人其事，最终落得为人耻笑的结局。

小说借用警卫士兵的独特视角，观察起义将领的心态，多了一份胜利者的傲慢，少了一份历史观察者的同情。可是，原来的历史或许原本应当如此，“老兵”又有什么办法呢？服败者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精神历程，只是我们后来的有心者的探问而已。



2009 年6月初稿于昆仑磨剑书屋





马怀荣，1956年生于山东平度，成长于黄县。中学毕业后曾在家种地，自学英语，历史，文学和哲学。先后毕业于烟台师专英语系和山东大学历史系，历史学硕士。现任教于青岛大学中文系。出版有长篇小说《对门》，《老兵》。

《老兵》，2009年4月，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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