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孙志刚”

[上城]

　　深圳星期三。王叔告诉我：夜晚又拖走了两车人。
　　王叔，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前十年还是在深圳开服装厂的老板。公司的人都叫他王叔，我们新来的员工也跟着这么叫。王叔算是公司的老职员。最近“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深圳举行，我也不知道今年几月份开幕。但是从夜晚路上巡逻的民警多起来，知道也快了。去年广州举办“亚运会”，市民买把菜刀回家切菜也要进行实名登记。这次，深圳做得更绝，干脆把城市里的三无人员无业游民直接遣送出城。
　　我租住的房东催我办居住证也有几回了。没有办居住证的房客，今后几个月会租不到房子（据女房东的告知）。记得2008年住在杭州的那会儿，也有这回事。当时，我没有找到工作，身上的钱省一分是一分。杭州的几个骑摩托车的所谓的“警察”经过我租住的房子的后窗，发现我在屋里睡觉，从窗户把我弄醒。当时天热，我似睡未睡，他们问我：“办居住证没有？”我吓一跳，心里很害怕，心想碰到警察了，这可咋办？
　　他们还说不办居住证，下次查的时候要罚我的款。最后不得已交了十五块钱给房东，帮办了。房东也说不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不被这些人碰到就行了。我这个人最怕公务人员，尤其在警察大人面前更是如此。不是怕他们什么，而是作为一个人，我担心不照他们说的做，我在中国，恐怕不行。当我在屋里睡觉，他们从窗户外把我叫醒时，我怕我遇到这些所谓的警察，恐怕不是人，就是鬼。
　　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鬼”。警察，是中国的鬼。不由得老百姓不害怕。
　　有了上次的经验，深圳的房东叫我办居住证。不几日，我到照相馆新照了相，身份证复印件也交了上去，都快大半个月还没办下来。我还真有些担心。最近我开始在深圳南山上班，听夜晚又拉走了两车人，我十分苦恼。深夜睡不着，也不敢去街上买酒喝了。大半夜一个人拿个酒瓶，碰到警察可就麻烦了。不留神，不由分说，就被卡车拉走了，就把我丢到深圳之外了。
　　所以，夜晚下班还是老老实实呆在屋里为妙。大热天，穿个短裤，荷包里塞个手机就嫌麻烦，谁还揣那么多证件出门？但在宿舍里实在闲着无聊，找不到一个可说话的人。王叔年岁大，有种中年人的无欲无求，说起话来一会儿话题岔到十万八千里去了。拉起家常，更是没玩没了，没甚了趣，——怎觉得自己不错，还能讲《易》，说人到了四十“亢龙有悔”，要多休息，“物极必反”。我心里笑他俗套的理论，听为自己找借口掩饰就烦，——中国的年纪大的人特别喜欢粉饰生活。我与他是不同世界的人。十年前，王叔还是服装厂老板；十年后，只是公司一个看门的，拿的工资还不及我一半。但是，我提起“孙志刚”，他却知道。他还知道“孙志刚”是个搞服装设计的湖北人，比我知道的还多。
　　2003年3月17日晚上孙志刚去网吧的路上，没带身份证，被警察带走了。随后的事，完全是草菅人命的“中国特色故事”。警察就是“老大”，“法律”只排在老二。《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报道了此事，随后引起了巨大反响（百度上搜索相关新闻很多）。中国城市对外来务工者实行了很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就是因“孙志刚”而提前终结。但是孙志刚却付出了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为代价。
　　2003年，我才刚进大学，这个令人心沸腾的事件对我产生了些影响，甚至一度我不想读大学了。2007年我大学毕业，也去了广州。但我已不见“孙志刚”了。如果回顾这一事件，我想，这不能怪谁如何如何。孙志刚是怎么死的？他不是被警察动手打死的，而是被同时作为“收容人员”的人员殴打致死的。也就是说，他是被“牢笼里的人”殴打死的，被一群奴隶残忍杀害的。
　　那么，我不禁要问：同是被收容人员，弱势者，本应站在同一战线上，反对不合理的制度，为什么孙志刚反而被同一阵营里的同志殴打致死，他们而不是联合起来为自己的处境战斗？这个结局是无奈悲凉的。法律最后给出了交代，指使和教唆的，充当工具的同谋都被判了重刑，但想起来“小人物”们的作为，我仍不寒而栗。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生活仍然如此，——粗鲁，庸俗，毫无出路。记住孙志刚的人仍然记住了他。遗忘了也遗忘了差不多，只是夜空偶尔想起的警笛声，总会叫人想起些什么。在深圳这些孤独的夜晚，我不敢四处游荡，只知道生活日复一日，死，只是某一天终会到来的事实。
　　我想我决不要做烂仔，不做危害社会的人，为了与下层劳动人民一定保持距离，我得脱离底层人们的低级趣味。做一个对血和罪渐渐麻木的人。周末我一回来问房东居住证办下来没有，房东说还没那么快。我问：“被抓走了怎么办？”她笑了笑，抓走就抓走呗。夜晚，我还得赶回南山。明天还得上班呢。
　　我提着酒瓶上了楼。准备写些无聊的文字。希望有一天，能走得远远的，不再看见，也不再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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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Zhou周道模]

有生活的实感和思想的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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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道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