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不是看客的宽容

[上城]

我在她的眼中，不过落后民族的一员。而是那个妈妈内心深处真挚的想法。相形之下，中国人就聪明多了。因为中国人太聪明，我想世界上的民族，包括犹太人在内，恐怕都没有中国人这么聪明。
——《人生文学与历史》

在所有的人种中，中国人也许是最聪明的一类。因太聪明了，傻瓜主义就大行其道，显然这并不是什么“种族优越”（中国人相信四海一家，常对自己苛薄得很。对内凶残，对外懦弱大抵如此）。
——《中国当下：诗人可为》

仔细一比较，竟发现两段话如此相像。一：都认为中国人也许是世上最聪明的人。二：都认为本民族“落后”，并为这种“落后”痛苦过。前者是柏杨先生在美国大学演讲时说的，后者是我离开学校后不久又回来时一蹴而就的。在此之前，我并没有读过《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对书中的观点亦一无所知。这本二十年前就出版的书，直到今天才得一见，并没有产生多少激荡。倒是这一不谋而合，让我备感惊奇，“栩栩然”，“不知庄周”。柏杨是哪个年代的人？我们对事物的言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要不是不读这本书，我还不知道此书“显赫”的身世。

此书一直没有大陆的出版社出版。据书里言直到最近柏杨先生才把版权授给内地出版社，我今天得见的就是内地版。此书一出，立刻风靡两岸三地波及全球华人圈，可见当时引起的震动。又记得不多久前看的一期（不知道是前年还是去年看的）CCTV播出的“东方时空”访谈台湾的节目，白岩松采访台湾文化界人士，正好我看到了柏杨。当时柏杨先生对着镜头表情凝重，显得颓丧，——很老了。只见他缓缓地说出：“杂文都是偏激的语言，有什么用？”（不知道记错没有）。谈话中当然提到了《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当时我印象白岩松稍微有些尴尬。采访很简短，后面还有余光中的镜头。后来我记得了：“杂文都是偏激的语言，有什么用？”也不怎么理解。好像柏老的记忆里有很多难言之隐。而去年，柏杨先生不幸去世。至今想来其音容风貌宛存。

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丑陋的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因为我对作家不甚感兴趣，对文坛故旧更是所知茫茫。真正对这本书有些直感印象的是我在无意读到的一本《美丽的中国人》里面，此书为一个旅日华人写的。“美丽”与“丑陋”相对，两本书自然有呼应。于是这个《丑陋的中国人》自然就成了《美丽的中国人》的“书中之书”。旅日华人想展现中国人的美丽，我倒没有感受到多少。显然这个“美丽”是冲着柏老来的，也就是说这本书能卖是借了柏杨先生的光。

躬逢盛世复加冕
弱冠未及已出圜
终日悔罪终有罪
可怜少年变老年。*
——述弢《梦醒莫斯科》

据此，我也没有强烈想读《丑陋的中国人》的欲望。相反追溯一下“丑陋”一词在我脑海里的形成会更有意义。我记得最初的接触是在小学语文课堂上，老师常会考的题目就是：说出一个词的同义词与反义词还有褒贬色彩。应该说这种“儿童时期”的词汇训练包含了我们最初对世界的认识。“丑陋”的贬义的，它的反义“美丽”是褒义的。课本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它对生长其下的人们的影响将是终生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美丽”是理所当然的，尤其与“勤劳”、“勇敢”放在一起，更是不得了。即使后来独自一个人到外面世界里，与真实生活遭逢（我们大多时候都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中）的最初的不堪日子里，我仍如此认为：“我们”是“美丽”的，当然“我们”包含在了全体中国人。而我第一次听说别人将“丑陋”与“中国人”联系起来，简直不可思议，有一种强烈的被侮辱的感受，包含在全体中国人之中。——真想把作者痛揙一顿（我不知道作者是谁嘛，“无知者无畏”）。可以推断我知道这书名是在看白岩松的节目之前。这本书太有名了，没有办法（大抵我是不问世事的人，因为学校的教育从来就是读好自己的书就行。所以后来看到进入大学的纯洁的学生们看起来都像白痴一样），——不是太有名，就不能贯耳。从上面这个“追溯”可以看出，我们有时并不了解真相，同样可以判决一本书，一个人。——可以把人随便痛揙一顿，把东西痛骂一顿。这是否反而可以证明“丑陋”是我们人的根性？

我们总是依照“理所当然”来看待这个世界与事物，而很少根据“理智”来判断，并依此来作为我们的行为准则。我们没有反抗这种意识的能力，思想的惰性依然制服着我们，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依附于别人，就像永远都处于阴暗里的苔藓植物，随水漂浮，直到能抓住一块石头为止。甚至我们丝毫没有反思一直以来加于我们背上的教育是否正确和必要。“纯洁”、“美丽”的外衣是多么的不可靠，容易被感染被蛊惑被纠集以“人民”的名义出现。我曾就像有一个无辜的青年学生，无端听到被冠以“丑陋的中国人”，有说不出的气愤，到蜕变成无论“美丽”还是“丑陋”都不惊一样。我是带着这种情愫急切地读了《阿Q正传》，反倒觉得自己就是“阿Q”，突然逼真的“阿Q”，真不可思议！毫无疑问： “丑陋的中国人”无时不在。这个认同的反应跟当初第一次听到“丑陋的中国人”的反应应是基于一个心理：对自身无知的恐惧。当时我真暗叹鲁迅的笔力。如果把“中国人”范围扩大点，推广到“人”上，世界上的哪一个“曾经的人”没有“阿Q”的影子？这是小说的艺术形体不同于杂文的地方。

在这个接受的过程里，我们看到了“反抗”，“误解”和“认同”和“反思”。这些也只有在一个“自由宽容”的环境里得到进行。以至现在，我们更能接受这个观点：人，他既不十分丑陋，也不十分美丽。随后，一切消失不见，归于平淡。我们甚至给他们开盛大的追悼会，树立纪念碑。我们以平和的心境接受了鲁迅，又以更平和的心境接受了柏杨。 “丑陋的中国人”，也是这样，现在也慢慢地融入我们的“历史”。它与“阿Q”的时过境迁一样，是不是证明我们的“宽容”了呢？显然不是。

“八十年代人”在接受鲁迅的思想的是毫无障碍的，他们认为鲁迅笔下的中国人是和他们毫无关系的，那是旧的中国人。……不知不觉间，他们也成了那些看客。（<“适时出现”的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第186~187页）

我们并没有长进，而成为“历史的看客”。鲁迅笔下的人物与我们毫无关系，柏杨重新告诉了那与我们有关系，现在柏杨笔下的人物亦与我们毫不相干了。那只是“八十年代的”，现在没有人告诉我们它与我们有关。我们集体沦落成“看客”。历史的司空见惯反复重演。无论多么反叛的思想，曾经多么固执的异端，最后都被历史的洪流“收买”了，缴械投降。如果“宽容”与“看客”诡合，那么历史的价值又在哪里？我们遭遇了更多的挑战。从没有像现今这样，地球把我们每个人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不需要“偏激”的言辞，因为当“偏激”变得义正严辞时，只会增加我们对人类社会的不可忍耐的程度。在本质上不会对我们的智识增加一点点。只有从这点上来理解柏杨先生关于“偏激”的言辞，——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深刻的思想把我们武装起来，来挖掘我们意识深处的宝藏，它不是随着岁月流逝，而经过洗炼越来越光芒四射。它能自动在我们体内建立起一种反思机制，不断提供给我们“顿悟”的灵感。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反思机制”，我们的社会就会趋向“死亡”。 正如欧洲人士所忧惧的欧洲：

“能够统一欧洲的最高价值将在什么领域得以实现？科技？市场？带有民主理想、带有宽容原则的政治？可这一宽容如果不再保护任何一种丰富的创造、任何一种有力的思想，那它不是空洞而无用？”**

但愿我们能不那么“聪明”“智慧”，“傻瓜主义”就不会那么大行其道。“傻瓜主义”本不能产生一个民族的智慧。“不知不觉间，我们也成了这些看客”，其中是否还有人在对看客的“沦落”作过征讨的努力？在历史面前，谁都在扮演“无辜者”的角色，又谁都不是无辜者。“宽容的看客”不需要，“看客的宽容”，大可不必。我们呼唤真正的宽容，能容纳各种真正有创造力思想的宽容。杂文也不是没有用的，它能在关键时刻给我们的脑袋猛烈的一击。 既是“关键”，就不能时时有。 “丑陋的中国人”，所以我将之称为“不是看客的宽容”。


二〇〇八年九月


*《梦醒莫斯科》述弢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5.1版
**《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著。2004年译文出版社版。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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