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吉皮烏斯在诗海的作品!!! | |||
吉皮乌斯其詩作在展示人類在生命的兩極之間彷徨、猶豫、掙紮的浮懸狀態的同時，也體現出這位女詩人對存在所抱有的“詩意的永恆渴望”，以及在苦難中咀嚼生活的甜蜜、在絶望中尋覓希望的高傲。
生平經歷
俄羅斯白銀時代詩壇又一位被稱作“薩福”的女詩人是季娜依達·吉皮烏斯（Zinaida Gipius，1869－1945）。關於這位女詩人，勃柳索夫認為，“吉皮烏斯女士屬於我們最傑出的藝術傢之列。她的詩仿佛是以濃縮的、有力的語言，藉助清晰的、敏感的形象，勾畫出了一顆現代心靈的全部體驗”，安年斯基則宣稱，她的創作“有着我們抒情的現代主義整整十五年的歷史”。兩位象徵主義詩歌的巨擘對她作出如此高的評價，可見她在俄國現代主義文學詩歌史上那不可忽略的地位。
吉皮烏斯誕生於俄羅斯中部圖拉省的別寥瓦城。父親的遠祖是德國移民，本人是律師，母親是西伯利亞一位縣警察局長的女兒。吉皮烏斯的童年和少年在烏剋蘭的涅仁縣度過。為了讓女兒能接受正規的教育，父親曾經嘗試把她送到基輔的女子學院學習。可是，由於無法承受親人離別的悲傷，她大部分時間都不得不在學院的附屬醫院裏度過。面對這種情形，父親衹好讓步，把她重新接回傢。於是，吉皮烏斯開始以自學的方式來汲取知識與智慧。吉皮烏斯的自學儘管不太係統，但閱讀量大得驚人，她幾乎讀完了俄羅斯文學所有的名著，對果戈理、屠格涅夫了如指掌，尤其喜愛陀斯妥耶夫斯基。
1889年1月8日，吉皮烏斯嫁給了著名作傢德·梅列日柯夫斯基。婚禮舉行得十分簡單、樸素，按照她在回憶錄中的記述，“有點像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描寫的吉蒂的婚禮”。不過，接下來的場景就超出了托爾斯泰的想象。婚禮完畢的當天晚上，這對新人依然各自進行養成了習慣的閱讀。然後，梅列日柯夫斯基回到自己的旅館裏；而吉皮烏斯倒頭便睡，全然“忘記了自己已經嫁人”。直到清晨，母親來敲門：“你還在睡，你的丈夫已經來了。快起床！”而這就是他們那種婚姻－聯盟－同志式的友誼的開端。對他們而言，精神上的眷戀似乎遠遠大於肉體的親近，正是這對夫妻，“自從在第比利斯結婚以後，52年來，沒有分離過一次，沒有分離過一天”。
婚後不久，他們就來到了彼得堡。在丈夫的引薦下，吉皮烏斯很快進入了彼得堡的文學圈子，她在《北方導報》上發表了自己的處女作。1904年，出版了第一部詩集《1889－1903詩集》，這部詩集收入了很多在當時驚世駭俗的作品，如：“我的道路殘酷無情，它把我帶嚮死亡。可我愛自己，就像愛上帝，愛情將拯救我的靈魂”、“愛，衹有一次，好比衹有一次的死”、“我追求我一無所知的東西，……我追求的東西呀，這世界上沒有”。在主題上，吉皮烏斯的詩歌大體與“老一代”象徵主義詩人相同，描述孤獨、愛、死、個性，人的無力感，神性和獸性的交織與糾纏，等等。在詩歌語言上，她喜歡運用祈使句，直抒胸臆，卻又註意在詩中註入深刻的哲理，關註存在的根本問題，力圖在有限中追求無限，在必然性中尋找偶然性，在絶望深處捕捉希望。
1901年，哲學家別爾嘉耶夫組織宗教－哲學協會，吉皮烏斯夫婦是它的第一批參加者。至於他們的寓所“莫羅茲之傢”，就成了彼得堡的文化中心之一，被看成當時俄國知識界的一塊緑洲。沙竜的女主人也博得了“彼得堡的薩福”、“頽廢派的聖母”、“穿裙子的俄羅斯路德”、“緑眼美人魚”和“俄羅斯的卡桑德拉”等稱呼。吉皮烏斯根據自己的宗教觀，把人類的歷史劃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聖父階段，也就是“舊約”的時代，那是人類體會上帝的力量和權威，認識世界的真理的階段；第二階段是聖子耶穌階段，也就是“新約”的時代，同時也是我們目前所處的時代，愛在這一階段成為真理的象徵；第三階段是聖靈階段，永恆的女性－聖母階段，也就是“第三約”的時代，那是人類的未來，自由將成為愛的象徵，到那個時代，人類生存中的一切矛盾——性與禁欲、奴役與自由、恨與愛、無神論與宗教，等等，都將得到解决。在整個俄羅斯詩歌史上，吉皮烏斯或許稱得上最具宗教感的大詩人之一，她認為，人的本性最自然和最迫切的需要，就是祈禱。在她的心目中，真理或探索真理，要高於人間的幸福，因此，她在詩中宣稱：“我並不為你們去祈禱幸福，我祈禱的內容遠比幸福高尚。”
由於不滿沙皇的專製統治和官僚們的腐敗，吉皮烏斯發自內心地渴望自己的祖國能夠出現變動，渴望出現革命，希冀從革命和變動中創造一個新俄羅斯。為此，她熱烈歡呼1917年二月革命的來臨。可是，她不久就感到了失望，在日記中寫道：“這種沉重地靠壓在過去的奴隸身上的‘自由’過於殘酷”。她所理解的革命是精神的革命，是屬於宗教層次上的革命。但是，現實的粗鄙、暴力和血腥與她的理想差距很遠，以致於她根本無法接受隨之而來的十月革命。1920年初，吉皮烏斯與丈夫梅列日柯夫斯基偷渡出境。自1921年底開始，便一直僑居於巴黎。他們在巴黎繼續宣傳“第三約”和“新基督教”的精神，組織宗教－哲學團體“緑燈社”，舉辦沙竜“文學星期天”，在自己的周圍集聚了一大批僑民知識界的精英人物，為僑民文學的第一個浪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晚年，她一直堅持着寫作，留下了兩部出色的回憶錄《活生生的面孔》和《德·梅列日柯夫斯基》。她留下的最後一首詩則是：“最後一棵松樹被照亮。／黑色的木墩在下面凸現。／而今，它也即將消失。／臨近結束的白晝一去不返。／白晝消失。白晝內部有什麽？／我不知道，它像鳥兒一般飛走。／它不過是一個平常的白晝，／可是，畢竟呀，——一去不返。”
宗教信仰
吉皮烏斯既是個非常純粹的宗教詩人，又是俄羅斯象徵主義詩歌的傳承者之一。她那些熱烈地呼喚上帝之愛的詩歌清澈明快，意象舒張，甚少晦澀之處；她給宗教主題配備的意象密集而奔放。詩人時而放聲吶喊“上帝，我的上帝，太陽，你在何方？”（《八月》），時而沉醉於“此刻世界上再沒有別人/唯有上帝，天空和我”（《瞬間》），時而滿懷自負地宣稱“我像上帝一樣，渴望瞭解每個人的一切”（《路人》），這種對至高至善的嚮往甚至覆蓋了她濃厚的鄉土意識，而後者幾乎是俄羅斯文人的共同特徵。俄羅斯抒情詩傳統自十九世紀以降就在西方精神的兩大源頭——希臘和希伯萊文化——之間顯示着獨立寒鼕的自傲和猶疑，哲思不足而文情過剩，吉皮烏斯的出現加劇了這一傾嚮。她念念不忘把自己置於上帝的目光之下，置於聖父—聖靈—聖子三位一體的神學體係之中，這體係標出唯一的一個遠端，堅實地將她包裹進去。
強悍的宗教背景孕育了激情澎湃的詩句，也凸現了這位女詩人在本土同胞——“詩壇雙璧”阿赫馬托娃和茨維塔耶娃面前的殊異之處。無論是阿氏的《安魂麯》還是茨氏的《約會》，其悲壯都與婉轉的女性色彩水乳交融，但在吉皮烏斯為數衆多的以愛情為題的詩篇裏，其性別特徵始終是曖昧不明的。這些詩歌絶大多數以男人的口吻敘說，愛者與被愛者皆面目朦朧。1903年的《吻》，也許是吉皮烏斯形式上最為純粹的一首愛情詩歌：“安妮斯，何時能把我的微笑/靠近你迷人的嘴唇？/不要像膽怯的魚兒被嚇跑/未來怎麽樣——我也不知情。”溫柔的嘴唇、按捺不住跳動的心髒、“滑動的吻”，似乎標志出詩人最接近愛情的一刻，然而這愛情卻僅止於這種無限靠近——恰如詩人與上帝的關係一般。那個飽含愛的激情的主人公不住地鼓勵對方“看着我，別害怕，我的目光多純潔”，但他自己心裏仍然在回味“允諾的那一瞬間多麽美麗”。一邊是無法抑製的青春衝動，一邊是以幾乎靜止一般的靠近；詞句間滲透出的溫暖的呼吸，仿佛構成了這漫長的一吻的全部。
詩寫到這個地步，難免要遭到事關同性戀的猜疑。一個正常的女人怎麽會對“吻”的意象進行這般曖昧的描述呢？吉皮烏斯寫了許多表達對女性的愛戀的詩歌，在這些詩歌裏，愛情永遠衹停留在形成階段，說話人不停地許願“我將給你帶小門的透明屋子/獻上一朵鮮豔的百合花”（《緻群山中的她》），或迷惑“難道我們之間的一切永遠缺乏露水/既沒有露水，也沒有愛情”（《露水名字》），或追憶“我愛過她，愛得幾近瘋狂……/在我垂暮之年她是否能明白？”（《她走過去…》），所有這一切，皆宿命般地無從化為確切的感官經驗。這是否說明，同性戀如同一種難言之隱，始終在詩人的心靈裏作痛？
吉皮烏斯的秘密在《洞隙》一詩中有所明朗：“在人間我衹愛非人間的東西，/我愛她……她和你——是一個環節”。按我的理解，這裏的“你”應是指代上帝（在另一首詩《愛情》中，指代上帝的是“他”——“上路吧，痛苦與歡笑的人們，/大傢都嚮他走去”）；“衹愛非人間的東西”透露着她不滿足於世俗之愛。詩人把自己想象為愛情中人，卻有意識地回避着肌膚之親，縈繞在她腦海裏的是愛情的形上象徵，是它與宗教追求合而為一，作為上帝賜予人間福祉之明證的幻境。於是，她努力不使自己完全介入愛情敘事之中，而要在情節之外同時保持一個宗教布道者的使命感和落寞狀態。在這兩種力量的扯動下，她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放在戀愛中男子的位置，主動地靠近，按捺不住地衝動，但衹字不提帶有女性色彩的淚水和歡笑——情到濃時的自然結晶。愛人的終極境界是和愛上帝的統一。到了《自由》一詩中，吉皮烏斯這樣嚮人們宣示她與上帝的確切關係：“我衹是以兒子的名義/呼喚上帝，生命的創造者。”
不久前，我終於在吉皮烏斯的日記裏讀到了這樣一段文字：“我不想要鮮明的女性特徵，同樣也不想要鮮明的男性特徵。每時每刻都有人反感我——在女人身邊我女性的一面就活躍起來，跟男人在一起則男性的一面活躍！我在我的思想、欲望、精神裏更像個男人；但在身體裏——我還是個女人。兩者糾纏在一起，令我對其一片茫然。
“我的吻與那作為邁嚮愛的（純物理的）形式的第一步的‘吻’迥然不同；我的吻邁嚮真正的愛。”
至此，吉皮烏斯的“傾嚮”似乎不言而喻了。但我更關心的還是她所謂的“真正的愛”（real love）——在我看來，這種愛衹能作為天路歷程的一部分而存在，作為詩人精神世界無限擴容的界碑而存在。當她設定屬於上帝的席位的時候，與其說這個上帝是駕馭萬物的全知全能者，最終審判的主持者，毋寧說他是光明和善的象徵，一個此世者可以無限接近的超驗存在，或可被替換為精神世界的最高層次；而同時，“此世”又是人所不可輕易拋棄的、實踐責任倫理的舞臺。所以，吉皮烏斯能從德國人保羅·蒂利希那裏得到支援，後者主張“絶對信仰”、一個“超越上帝的上帝”，主張人要為自己的存在找到終極的依據——“存在的勇氣”。我們看到，吉皮烏斯在自己的詩裏執拗地呼喚上帝，在詩的結尾表達把自己獻給上帝的願望，與蒂利希的訴求遙相呼應。“一切願望，遠的和近的願望——/被鑄成一個偉大的圓環。/我的渴望，恰似着火的風，/恰似颶風一樣狂烈而無限。”（《深夜》）——正是“女性”徹底缺席之處，涌動着“存在”本身的豪邁。
古米廖夫說過，俄羅斯象徵主義詩人的神學追求，表現在“我們像夢見最高奬賞一樣夢見最後一刻的形象，它一剎那也不願打斷我們的註意力，但是永遠不會降臨。” 吉皮烏斯的上帝正是這樣一種“最高奬賞”，當它降臨的時候，處在最後一刻的人將獲得永恆的歡悅。為此，她耗費了畢生的精力經營她的虔誠，經營一個融化了愛情魔法的精神世界。那麽她得到了什麽呢？還是用吉皮烏斯回憶錄中的話來作答：“如果說俄羅斯當時的兒女中有很多人懂得什麽是真正的青春年華，如果說年老時他們的白發散發着芬芳，這莫不是因為每個人的心靈中都埋藏着宗教真理的種子？不必自欺欺人：沒有堅實的老根，長不出朝氣蓬勃、生機盎然的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