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摩托车立在窗下，
一圈橡皮像帽斗
围住了前面的挡泥板，
两只粗大的手把

在阳光里发着热气，摩托的
拉杆闪闪有光，但已关住了，
脚蹬子的链条空悬着，
刚卸下法律的皮靴。

他的警帽倒放在地板上，
靠着他坐的椅子，
帽子压过的一道沟
出现在他那微有汗水的头发上。

他解开皮带，卸下
那本沉重的帐簿，我父亲
在算我家的田产收入，
用亩、码、英尺做单位。

算学和恐惧。
我坐着注视他那发亮的手枪皮套，
盖子紧扣着，有绳子
连结着枪托。

“有什么别的作物？
有没有甜菜、豌豆之类？”
“没有。”可不是明明有一垄
萝卜，在那边没种上

土豆的地里？我料到会有
小作弊，默默坐着想
军营里的黑牢的样子。
他站起来，整了整

他皮带上的警棍钩子，
盖上了那本大帐簿，
用双手戴好了警帽，
一边说再见，一边瞧着我。

窗外闪过一个影子。
他把后底架的铁条
压上帐簿。他的皮靴踢了一下，
摩托车就嘟克、嘟克地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