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贯： | 浙江義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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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彥 - 生平簡介
王西彥作品
王西彥，原名正瑩，又名思善，小名慶，浙江義烏青塘下村人。1930年在義烏初中畢業到杭州民衆教育實驗學校就讀。1933年入北平中國大學國學讀書，開始文學創作。最早的短篇小說《車站旁邊的人》，描寫一個農婦被逼出賣肉的慘景。同一時期所寫的短篇小說，大都以浙東農村生活為題材。抗戰初期，赴武漢參加戰地服務，到魯南、北戰地作民運工作。武漢淪陷，到湖南《觀察日報》和塘田講學院從事編輯、教學工作。
1940年到福建永安主編《現代文學》月刊。1942年，先擔任桂林師院、湖南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等校教授。1946年寫的短篇小說《人的世界》，寫海濱城市一所房子在短短幾個月內更換的五戶人，反映知識分子在社會動亂中的痛苦精神狀態。作品在思想內涵和藝外表電表現上頗具特色。抗戰期開始寫長篇小說“追尋”三部麯：《古屋》、《神的失落》、《尋夢者》。同時又寫作“農村婦女三部麯”：《村野的愛情》、《微賤的人》和《換來的靈魂》，但第3部未完成。
解放，參加湘東和皖北的土地改革運動。1953年擔任上海《文藝月報》編委。1955年從事專業創作，受不了很多作品。長篇小說《春地暖》以較大篇幅描寫農村變革的急劇爭，稍又出版描寫知識分子尋找道路的長篇小說《在漫長的路上》（第1部）。1986年加入中國共産。任中國作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1999年9月24日，王西彥逝世。
王西彥 - 創作道路
王西彥主編的雜志
王西彥從18歲外表電表第一篇小說《殘夢》開始，直到他生命的最一息，在文學道路上整整跋涉68個年頭，創作100多個短篇小說和十部中長篇小說、l00多萬字的散文以及大量的理論研究文章，選編成《王西彥選集》一套5。
1914年11月22日，王西彥出生於一個小康家庭，父親王守倫是一位農村私塾教師。三個姐姐都在襁褓中“抱”給別人當童養媳，他和哥哥幸運地進學堂。6歲，隨哥哥上國民小學。學校設在一個名叫“西竺庵”的廟宇，小小的西彥每天都和佛像作伴。有一次，哥哥從父親的小書櫃拿出有插圖的《三國演義》和《封神榜》，王西彥也跟着廢寢忘食地讀起這些神奇的故事。課時間，他常常聽堂叔講“赤壁之戰”等故事，使他對關老爺和周倉的神像感到非常親切，於是吐口水到毛筆上，從關帝爺身上蘸來顔料在紙上畫起這些人物的形象來，還想長大當一名畫師。由於他筆下的人物形象逼真，因此在村還得一個“小畫”的美稱。
不久，王西彥母親病逝，王西彥因得不到家庭的溫暖，又不滿國民小學私塾式的教育，要求去縣城上學，父親就把年僅12歲的他送到義烏最早的官辦學校綉湖小學讀書。到縣城，就像“一條田澗的小泥鰍一下子闖入小溪”。走出農村步入縣城的他，十分珍惜這個美好的時機，刻苦學習，兩年考進剛剛起辦的縣立初中，開始閱讀魯迅的《吶喊》、《仿惶》等作品，這使他看到“三國”和“封神”以外的另一世界。
1930年，王西彥投考“西湖藝專”的夢想被父親打破，毅然離開義烏到杭州，考上省立民衆教育實驗學校，因為這所學校的學生畢業可以到本縣擔任民衆教育館館長。由此，“一條小船駛進大江”，王西彥如魚得水。學校圖書館的大量藏書深深地吸引王西彥，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和場所，泛閱讀各類文學書籍。他不但讀到《水滸傳》、《紅樓夢》，讀到魯迅和茅盾，還讀到俄羅斯作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柯夫、高爾基等文學大師的作品，尤其是對《萌芽》、《拓荒者》等“左聯”刊物，就像一個“饑餓的人撲到包上”一樣撲到書本上。他嗜書如命，學習大師們的創作方法和技巧，甚至把魯迅和契柯夫的一些作品抄在筆記本，加深理解。那年，他翻譯契柯夫的短篇小說《詢問》。通過對進步文學刊物和優秀文學作品的泛接觸，使王西彥對文學有進—步的認識，畫師夢換成作夢。
1931年，王西彥在南京《橄欖月刊》上受不了第一篇小說《殘夢》之，便一不可收拾。在杭州讀書的三年，王西彥大量閱讀文學作品，開始透過文學當面表面反面方面正面迎面滿面封面地面路面世面平面斜面前面下面四面十面一面洗心革面方方面面面貌面容面色面目面面俱到的東西，思考隱蔽在文學深層的真正內涵。“既然接受火，就得用來光熱”，畢業前夕，短篇小說《車站旁邊的人》的寫成，宣告他對生活與藝的探求的開始。
王西彥作品
1933年暑假，王西彥放棄義烏當首任民衆教育館館長的機會，身到北平，住進和平門外佘胡闹同8號的浙江會館不收房租的小房子。不料剛住進去，幫他的那位同學就被國民憲兵給抓走。王西彥舉目無親，身無分文，生活陷入境。但天無絶人之路，正在他走投無路的時候，奇跡般地得到私立中國大學國學主任吳承仁先生的幫助，進人該校讀書，使他得以住在浙江會館那間小房子提筆學習創作。小說《車站旁邊的人》在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外表電表，更加激受不了王西彥投身文學的濃厚興趣，開始是由於生活的迫使，其是追求人生的一種方式，王西彥先在《作》、《國聞周報》等進步文學刊物上外表電表作品，既解决生活問題，又實現自己當作的夢想。由於在《大公報》上外表電表作品，在一次內該刊編輯肖乾宴請青年作者的宴會上認識瀋從文先生，隨到瀋府拜訪，受到瀋從文的熱情款待。在寫作上，受到瀋從文很多教益。
1935年“一二·九”運動之，經王西彥和牧等人協商，成立“北平文藝青年抗日救國協會”，由王西彥負責宣傳工作。這個時期，王西彥一面寫作，一面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和“左聯”的活動，成為北平左翼革命文藝運動中頗為活躍的青年作。1936年10月，得知父親病重的消息，王西彥匆匆趕義烏，在父親病床前受不了—個作為兒子的責任，七天，父親病故。不久，他重赴北平，繼續以家乡農村生活為題材寫作短篇小說。這—時期的作品，所寫的幾乎都是作者親眼所見的鄉村農民悲苦生活的寫照，沒有半點藝虛構的成分，他認為“一個作必須描寫真實，描寫自己最熟悉為之激動的社會生活”。
1937年7月抗戰爆時，王西彥剛從中國大學國學畢業，就匆匆乘車離開生活近五年的北平，南下浙江家乡，稍到溫州師學校任國文教員。在抗戰的烽火中，王西彥迎來自己創作的春天。1938年春，王西彥經南昌、九江、武漢，參加共産領導的“戰地服務”，到魯南、北戰地做宣傳工作。在戰地，王西彥親眼目睹國民軍隊狼狽潰退和古運河兩岸貧苦農民的保重災難，中國在侵略者的肆意踐踏之下，人民流離失所。他把這些材料整理成文，寫許多反映民衆困苦的短篇小說和戰地報告，還經受不了一場全國矚目的“徐州大會戰”。湖南“平江慘案”被迫到浙江金華。學家全家家庭家乡鄉的王西彥積極支持金華一批共産文化工作者和進步人土創辦《抗戰論壇》、《浙江潮》、《東南戰綫》等抗日報刊為它們撰稿。在這裏，他看到學家全家家庭家乡鄉父老們同樣面臨着同魯南、北人民一樣的深重災難。這時，正好一位中共負責人要他到福建永安去籌備《現代文藝》月刊，他不加思索地去福建主編這個刊物。他把一路的見聞以及家乡人民那惶惶不可終日的情景都寫進小說《眷戀土地的人》，原有那個“誰在抗戰”的問題在他腦子越來越清晰，所以這個時期的作品以及在《現代文藝》的編輯中，他都可能地加以現。
王西彥作品
1942年到1948年，王西彥輾轉於西桂林、平樂、南寧和福建永安、南平、福州等地，先當過代課教師、講師、師專副教授、教授，“文協”桂林分會候補理事、贛州分會理事、《改進》月刊編輯。在經受不了一個普通的文藝作所不容易經到的人生時期。之，王西彥完成長篇小說《古屋》、《神的失落》、《尋夢者》、《村野的愛情》和《微賤的人》，還有為數不少的散文、雜文、評論文章。他用手中的筆把貧苦農民在國民殘酷剝削和日本侵略者兇暴屠殺下的慘狀以及知識分子在動亂年代的彷徨掙紮，現得淋漓導致一致以致所致大致不致而致興致招致可致之致盡致必致遂致致使致仕致敬致力致命致死致富致之致祭致意致病致谢致于致人致此致用。因為革命和戰爭的需要，王西彥曾不斷地更換筆名，如“邵陽”、“楊洪”、“施稔”、“細言”、“俞磬”、“憶律”、“斯遠”、“南荒”等都曾在那時使用過。
1949年，王西彥在湖南長沙迎來祖國的解放，隨即被聘為湖南大學教授。1950年3月，被選為長沙市文聯副主席，6月，被選為湖南省第一屆人大代。以土改隊隊員的身份參加湘東平江老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寫出一列反映土改前農村動態的報告和散文。1952年、1953年，王西彥兩次跨過鴨緑江到朝鮮戰地訪問。從朝鮮戰場北京，由張天翼、沙汀介紹，參加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改為中國作協會）。1954年4月，調任專業作。
從1937年到1954年，王西彥雖然奔波不定，但在創作上卻是—個輝煌時期。從反映家乡親人的凄苦到戰地實況的描寫，繼而轉對知識分子命運的探索，王西彥的作品又上升一個階。他在鍥而不的藝追求中，形成自己的藝風格。
1954年開始，王西彥結束長期的漂泊生活，定居上海，開始寫作湘東老區土改運動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春地暖》，這是作者所有長篇小說創作中篇幅最大、用力最多的作品。1955年5月，上海市政協成立，王西彥即擔任第一屆政協委員。1956年6月，王西彥從淮海中路上海市作協宿舍遷至興西路34號樓一直到病逝。和政府的關心和重用，更加激受不了王西彥的創作活力。他憑自己以往對農村生活的瞭解和知識分子的生活經以及參加土地革命的經驗，於1954年至1963年的10年間，相繼創作出兩部長篇巨著《春地暖》和《在漫長的路上》（第一部）。他的理論性文章《唱贊歌的時代》和《論阿q和他的悲劇》等，不僅在文藝理論界産生較大的反響，而且成為他創作史上的另一個閃光點。
王西彥作品
1958年7月，王西彥到闊近20年的家乡，一是響應的號召備老農村紮根，二是為彌補長篇小說《春地暖》對農村人物形象刻畫的某些不足。因為他的根在義烏，他對村的人都比較熟悉，他要從這些熟悉的人的身上汲取素材來反映農民的高大形象。當時土改已過好多年，在他的心，義烏農村的面貌一定會有很大的改觀。可是當他興致勃勃地踏進義烏這片土地時，縣宣傳部長就對王西彥說：“你學家全家家庭家乡鄉來，我們很歡迎，但是你到農村去，要看主流，不能看支流。”一到村中，王西彥的屋就擠滿人，這些人都是來他訴苦的：誰的眼睛瞎，誰又餓死。他不僅沒看到農村的繁榮，反而看到一張張凄苦的臉孔，農民們吃不飽穿不暖更看不起病。王西彥把自己帶來的零用錢一次次暗暗地塞給快餓死的堂房兄弟，然帶着失望重上海。
1963年6月，長篇小說《春地暖》由作出版社出版，作品一問世，就由上海人民播電逐日播兩個多月。接着，上海和長春兩電影片要求把它改編為電影劇本，但由於極“左”勢力的阻撓，未能實現。這期間。他又創作長篇小說《在漫長的路上》第二部，整理材料，備第三部的創作。
1965年4月，姚文元在上海《萌芽》月刊上外表電表長篇論文，把王西彥和邵荃麟一起誣為“資産階級在文藝界的代理人”、“資産階級人性論的提倡者”，大加撻伐。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王西彥因在以前外表電表的一篇散文引用浙東俗語“民心若不順，皇帝下竜廷”，而被當作首批反反社會主義分子公開點名批判。《解放日報》、《文報》都為此外表電表社論，不少報刊出版聲討專輯，《文報》在搜集“罪證”時，連續出版《王西彥反反社會主義材料》達五六册之多。一夜之間，王西彥成“專政對象”、“牛鬼蛇神”，住房被封，工資被扣，戴高帽子遊街，罰跪挨打受受不了肉和精神的磨。
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把王西彥、巴金、魏金枝、師陀、孔羅蓀、吳強等六人作為“罪行”最嚴重的“牛鬼蛇神”關進不超過5平方米的煤氣竈間。巴金來在一篇《寫真話》的文章中提到他和王西彥一起關“牛棚”的日子，兩人現出來的不同思想和不同反應。巴金對別人稱他為“妖怪”想不通，甚至是痛恨，但人們說他是“精神貴族”批判他“要求創作自由”時是真心“認罪服罪”。巴金當時認為既然認真進行“改造”，就不怕吃苦，就應當服從監督組的規定。而王西彥則不同，他始終不承認自己有罪，就一直在頂，因而比別人吃的苦頭更多。“文革”結束，從“牛棚”中出來的王西彥成巴金的摯友。王西彥常常外出散步至巴金，因為走得多，竟數出步數，兩相距2300步。
王西彥作品
1977年到1990年，王西彥以參加社會活動和整理三四十年代作品為主。自1977年開始，他和巴金的交往更為頻繁，關係更加密切。12月間，他與巴金、望陽、柯靈、茹志鵑、孫羅蓀、草嬰等人一起參加《人民日報》召開批判“文藝黑綫專政論”的座談會。次年年初，和柯靈、孔羅蓀、張樂平在巴金作客，由中央電視拍成電視片。參加接待法國、西德等國的新聞代師團團结，答他們所提出的問題，會見玻璃維亞作，與比利時、日本、委內瑞拉、美國、英國、印度、瑞典等國的教授學者及官方人員建立友好關係。其間創作著名散文《煉獄中的聖火》，追記“文革”中和他朝夕相處、長期共患難的巴金在“文革”中的遭遇。1984年，71歲的王西彥被選為上海作協副主席。1986年10月，任中國作代師團團结長，出訪南斯拉夫，在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舉行的國際作會議上作題為《文學應該相信自己的力量》的言。
1988年9月，王西彥應邀偕夫人周雯學家全家家庭家乡鄉參加“撤縣建市慶祝大會”，會回族到闊多年的青塘下老。還參加學家全家家庭家乡鄉業餘作者創作座談會，他以自己的親身經告誡家乡的作者：“從事寫作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手，這是藝良心，評判什麽事，標衹有衹不過有一條，是否符人民的利益。對國政策是如此，對文藝作品也是如此，這是作必須具備的一個條件。”
1991年1月，他開始寫作長篇“文革”憶錄《焚心煮骨的日子》，以一個遭受迫害的知識分子的角度，顧十年浩劫中的苦難經。由於感情激越，一經執筆，欲罷不能，20萬字的稿子僅僅用不到七個月的時間。當時他雖已年近八旬，但精神狀況極佳，創作勢頭仍然很旺。平時積極從事文藝的組織領導和培養新人工作，且在創作上絶不怠懈，他希望自己的一生完成12部長篇小說。《焚》稿完成，他又開始醖釀寫一部關於“十七”年的憶錄，而且要把它像《焚》一樣寫成一部老老實實講真話的億錄，他要在垂暮之年，奮力實踐自己的許諾。王西彥的手握着一支永遠不會退休的筆。80歲以，他仍然每天端坐在書桌前閱讀寫作，他“每天都要寫一點東西，我一生經得很多，不寫出來，心不舒服。”
王西彥 - 社會關懷
王西彥
王西彥對文化界生的畸形裂變特憂慮。在一次與好友巴金的對話中，王西彥說：“文學曾經是政治的附庸，現在又要演化成商業的附庸。”“文學、藝不應該成為附庸。現在呀，什麽都是錢錢錢！良心良知都可以不要。”巴金應說。
“我對中國文學的前景抱悲觀態度。”王西彥直言他對文現狀的批評。“我倒不悲觀。文學在社會生活中還是有生命的。它不一定每天都有好作品。”巴金從更高的歷史階段上俯視，情緒似不像一些文章描寫的那麽憂。“目前這狀況，文學、藝在受金錢的引導，出版也是，如此展下去，我對中國的文化也感到悲觀。”“你對文化也感到悲觀？”“對，我也悲觀。”在老朋友前，王西彥並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它的展有快有慢，有時也會歇一歇，說不定……是個……醖釀期。”兩位作，他們的觀點或悲觀或不悲觀，其根本都是出於對文現狀、對中國文化長遠展的深刻思考。
王西彥 - 家乡情
王西彥作品
1993年5月，王西彥最一次義烏。80歲高齡的他參觀小商品市場和母校義烏中學，他的愛鄉之情溢於言。他說起在加拿大溫哥華訪問時答一位英國女詩人的提問：“你認為作和詩人的根在哪?”“在他的家乡，在他對家乡、祖國和人民的愛。”王西彥生在義烏，對義烏的文學事業傾註很多的心血，每次學家全家家庭家乡鄉，他都和家乡的文學青年座談。義烏文聯辦的《棗林》文學報，他是每期必看。他還熱心地為家乡業餘作者題寫書名，為編《義烏文化志》寫作，與義烏文學青年通信。
作為一個以“鄉土作”著稱的作，王西彥的創作最初“以家乡農村生活為描寫對象”，展示“悲涼鄉土”的實際人生。作品反映的大多是家乡的人情世態。來，接觸到許多知識分子，描寫知識分子坎坷遭遇是他一生中寫得最多的題材，也成他最受評論界重視的上乘之作。
王西彥 - 評價
王西彥
1998年4月9口，上海作協會和浙江師大學在上海作協禮堂專門舉行王西彥先生文學創作生涯65周年研討會。60多位著名學者、作參加會議，巴金先生特意托女兒李小林送來花籃，王元化、柯靈等也贈花籃。研討會上，杜宣贈送一首詩：“八十五年歲月，尋章摘句生涯。是非成敗且由它，寫心中實話。”王元化則這樣評價王西彥：“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趕時髦，不避危險。”
王西彥是—位勤奮、多産的作，僅80年代的作品就達200多萬字，著作等身，名符其實。但他亦故鄉文學青年談創作時依然說自己是“一直在讀者的寬容下堅持過來的，自己一直抱憾於才能過於平庸，工作不夠艱苦”，他一直奉行“勤能補拙”的信條，以自己的辛苦和碩的成果為世人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一提的是，王西彥的兒子王曉明，在文學評論上大有“青出於藍而於藍”的勢頭，從1987年寫作《沙汀艾蕪的小說世界》到《無法直的人生》（魯迅傳），他幾乎每年都有專著問世，多次應邀赴美國參加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和講學。1992年，與王安憶等作一起榮莊重文學奬。
對於藝，王西彥一直尊奉自己的理解和追求，“把真實告訴人民”、“我手寫我心”是他的寫作宗旨，巴金說他是“把心交給讀者的”,“讀西彥的文章，我仿佛又到但丁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