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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嗣西漢而興，范晔繼《東觀》之作，成當世之茂典，列三史以行。由聖朝刊天下，雖紀傳之類，與遷、固以皆同；書志之間，在簡編而或缺。臣竊見劉昭《註補漢志》三十，蓋范晔作之於前，劉昭述之於，始因亡逸，終遂補全，綴其遺文，申之奧義。至於《輿服》之品，具載規程；《職官》之宜，各存制度。倘加鉛槧，仍俾雕鎪，庶成一之書，以備前史之缺。伏況《晉》、《宋書》等，例各有《志》；獨茲《漢》，有所未全。其《漢志》三十，欲望聖慈許令校勘雕印。（《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書門下牒國子監》）
仁宗命馬龜符、孫奭等人校勘，於“乾興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漢志》三十頒行”（《淳化校三史嘉祐校七史》）。同時把劉昭所註《續漢書》志補入范晔《漢書》，於“天聖二年送本監鏤” （《崇儒》四之六）。司馬彪的八志遂成為范晔《漢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續漢書志》有其自己鮮明的特點。
其一，放續前志，以備一，頗有“輟集”之功。如把司馬彪的八志同漢志相比較，其禮儀、律、天文、祭祀、五行、郡國六志沿《漢書》舊章，是志名稍異，“郊祀”改曰“祭祀”，“地理”改為“郡國”，而“百官”蓋緣《漢書·百官公卿》。輿服一志漢志缺記，而彪志則缺乏溝洫、食貨、刑法、藝文四志。司馬彪不僅繼承漢志，所撰東漢一朝史實也多有所本，對此他本人也不諱言。如《五行志》，他參閱應劭、董巴、譙周關於建武以來災異的撰述，“而論之，以續前志。”《律志》則參閱蔡邕、劉洪補續的律志，“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數略舉，是以集錄為上下篇，放續前志，以備一。”（《律志論》）蔡邕是東漢著名史學家，曾與張華、劉洪等共續漢志，著《漢記十意》，“意”就是“志”。這十意，有的是他備刪定或接續的，大概就是律、禮、樂、郊祀、天文諸意，有的是“前者所無臣欲著者”，大概指車服、朝會諸意。可見，《漢志》原有的志目，如食貨、藝文諸志，蔡邕十意亦缺。由此可知司馬彪的八志大皆有所本，蔡邕等沒有積好現成材料，司馬彪也就不曾另撰。所以，司馬彪放續前志，以備一，頗有“輟集”之功，較之《史記》八書和《漢書》十志，因襲有而創造不足，這是他趕不上馬、班之處。
其二，撰述思想明確，處處現史學“教世”之旨。司馬彪說：“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晉書》本傳）“教世”是司馬彪史學思想的核心。《續漢書志》把對歷史的考察和現實的需要結起來，充分關註史學勸善懲惡和教世的社會功能，這是對孔子史學經世思想的展。其教世思想具外表電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面：一是通變化，以觀古今損益之義。彪志處處貫徹通古今之變的精神，考察各種制度的沿革變遷，其意義乃在於使“王教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略備”，以之作為現實政治的重要依和主要參照。二是重禮儀，以維護現行社會秩序。司馬彪強調君威、臣儀，要求維護“尊尊貴貴”、“上下有序”的等級秩序。他認為，君無君威，臣亡臣儀，必然釀成“上替下陵”的大亂，使群生受其殃。論者認為，這見解適應正在形成的門閥制度的需要，遵循禮法是他們的精神支柱。我認為，司馬彪撰書正值西晉八王之亂，政亂朝危，生民塗炭，司馬彪要求順禮，實際上是對現實政治的批判。三是務節約，以呼喚質誠世風。司馬彪評論古今制度沿革時，總是直率地外表電表己見。比如，他批評漢武帝設官職，造成“民用匱乏”；推崇光武帝“務從節約，官省職，費減億計”，使得四海從風，中國安樂。批評秦皇、漢武大搞封禪，違背“天道質誠，約而不費”的精神，認為帝王顯名世，不在於“封”，“實在其德加於民”。這褒貶之間，乃寄托其沮勸之意，教世之旨，它既是對西晉統治集奢侈生活的批判，也是對一種優良世風的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