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 | 思黯 | ||||
| 籍貫： | 安定鶉觚 | ||||
閱讀牛僧孺在小说之家的作品!!! 閱讀牛僧孺在诗海的作品!!! | |||||
牛僧孺（779～847），唐穆宗、唐文宗時宰相。字思黯。安定鶉觚（今甘肅靈臺）人。在牛李黨爭中是牛黨的領袖。
貞元二十一年（805）僧孺登進士第。他在唐憲宗元和三年（808）的科場案中，所作策文觸犯宰相李吉甫，在元和朝不得志。這次科場案是以後糾葛40餘年的牛李黨爭的起因。
穆宗時，牛因拒絶賄賂，獲得穆宗賞識。當時，李吉甫的政敵李逢吉為相，長慶二年（822），逢吉排擠李德裕（吉甫子）出任浙西（今江蘇鎮江)觀察使，引僧孺為同平章事。文宗大和三年(829)，僧孺再次入相，德裕出為鄭滑（今河南滑縣東 ）節度使。
五年，吐蕃維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守將悉怛謀降唐，劍南西川（今四川成都）節度使李德裕派兵入駐維州城，並奏陳用兵事宜。僧孺認為唐與吐蕃結盟，不宜違約開釁。文宗從僧孺議，命德裕撤退駐兵，送還降將。其實，大和四年吐蕃已違約攻唐，此時，唐已可不受盟約拘束。僧孺對維州的决策，反映了他一貫妥協反戰的思想。文宗後來對維州的處理不免後悔，僧孺便主動告退，出為淮南（今江蘇揚州北）節度使，纍遷東都留守、山南東道（今湖北襄樊襄陽）節度使。唐武宗即位後，李德裕當權，僧孺被罷為太子少師。
會昌四年（844）又以交結澤潞（今山西長治）叛藩的罪名 ，貶為循州（今廣東惠州）長史。宣宗即位後，李黨盡被貶謫，大中元年（847）僧孺復原官太子少師 。僧孺好文學，著有傳奇集《玄怪錄》10捲，現僅存輯本一捲。
牛僧孺是甘肅的一位歷史人物。他既是政界的貴胄。又是文壇的名士 。
牛僧孺生於唐代宗大歷十四年（公元779年），卒於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他一生六十九年中經歷了德、順、憲、穆、敬、文、武、宣八個皇帝。這正是唐中期以後走嚮衰亡的歷史時期。這時期，皇帝昏庸，宦官弄權，因此，朝臣與宦官的鬥爭，朝臣中世傢出身的與科舉出身的黨派鬥爭，非常尖銳激烈。各派政治集團你上臺，他下臺，像走馬燈似的。朝廷對宰相的更換極為頻繁，而一個宰相的更替、貶斥就相應地引起了一大批京官、外任的調換。官宦巨族的鬥爭，皇帝成為掌權的黨派用來打擊對方的棍子。其時，政治腐敗，藩鎮勢力乘機發展，社會動亂不安，唐玄宗以前的大唐盛世已經走嚮末路了。牛僧孺所處的就是這樣一個時代。
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25歲的牛僧孺高中進士，步入仕林。這使他看到了腐敗政治的一些內幕。公元808年，唐憲宗製舉賢良方正科特試，牛僧孺正血氣方剛，胸懷治國韜略，在策對中毫無顧忌地指陳時政。他的膽略見識深為考官賞識，成績被列為上等。但是，對朝政的指責卻得罪了當時宰相李吉甫，因此遭了“斥退”的打擊，久不得敘用。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李吉甫死後，牛僧孺纔得重用，被提拔做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
公元820年，唐憲宗被宦官所殺，穆宗即位後，牛僧孺改任御史中丞，專管彈劾（檢舉官吏過失）之事。這時，他精神大振，按治冤獄，執法不阿。穆宗長慶元年（公元821年），宿州刺史李直臣貪贓枉法，其罪當誅。李直臣賄賂宦官為他說情，穆宗皇帝也當面對僧孺言明“欲貸其法”（李容李直臣）。牛僧孺據理雄辯，強調應堅持國傢法製。穆宗被僧孺持論所動，“嘉其守法，面賜金紫”，加官同平章事。
牛僧孺為官比較正派，他不受賄賂，在當時很有好名。《唐書》記載了這麽一件事：土族韓弘入朝為官時，其子曾厚賂宦官朝貴。韓弘父子死後，皇帝派人幫助其幼孫清理財産時，發現宅簿上“具有納賂之所”，至僧孺名下，獨註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新唐書》）穆宗看了這批語大受感動，在議論宰相的時候，“首可僧孺之名”。
唐穆宗長慶元年以後，西部民族吐藩又派使者與唐朝會盟，約定雙方各守現管本界，不相侵犯，並把盟約刻石立碑，表示親善。唐文宗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吐藩遣使者論董勃義入朝修好。這時，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說，吐藩維州守將悉怛謀要獻城投唐，並建議乘機出兵以圖大事。文宗把李德裕的奏章下尚書省討論。牛僧孺上奏章駁斥李德裕所議，強調“中國禦戎，守信為上”，若“一朝失信”，將會帶來嚴重後果。他的意見得到皇帝采納，這在客觀上為發展兄弟民族的友好關係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當然，牛僧孺幾經相業，畢竟是封建統治集團中的一員。為了爭權奪位，自從公元829年同科李宗閔引他為相以後，就與李宗閔結成朋黨，並參與斥逐以世傢出身的李德裕（李吉甫之子）為首的朋黨鬥爭。不過，在這黨派鬥爭中，他與李宗閔是有區別的。李宗閔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曾依附勢力龐大的宦官集團，而牛僧孺衹是依附李宗閔而已。另外，牛僧孺對黨派鬥爭也並不十分感興趣，常想回避，曾多次上奏章求退。史書記載：“寶歷中，朝廷政事出於邪幸，大臣朋比，僧孺不奈群小，拜帝求罷者數四。”（新版《舊唐書》4470頁）再加文宗大和年間，宦官權盛，黨爭不休。牛僧孺身為宰相，感到難成功業，“旬日間，三上章請退”。不過，這些情況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牛僧孺不能積極進取，施展濟世之才，有其庸弱的一面。
牛僧孺好學博聞，青年時代就有文名。他和當時著名詩人白居易、劉禹錫等常往來唱和，這在《唐詩紀事》中見到他的一些軼事和詩作。在文學上，他突出的是寫了捲帙浩繁的《玄怪錄》傳奇十捲。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造傳奇之文，薈萃於一集者，唐代多有，而煊赫者莫如牛僧孺之《玄怪錄》”。據學者論，牛僧孺的《玄怪錄》已佚，現僅可從《太平廣記》之中看到引篇。就此而論，雖然他的傳奇多寫怪異奇幻，在現實意義和藝術性上不如蔣防的《霍小玉傳》、元稹的《鶯鶯傳》、陳鴻的《長恨歌傳》、白行簡的《李娃傳》、瀋既濟的《枕中記》、李公佐的《南柯記》、楊巨源的《紅綫傳》等。但如他的《韋協律兄》《崔書生》等，也有一定的教育意義和很高的藝術價值。
牛僧孺，官至宰輔，死贈太尉，謚曰文簡，在唐代歷史上是個有名人物。但是，對他的祖籍，歷來學者說法不一。魯迅先生說：“僧孺字思黯，本隴西狄道人。”（《中國小說史略》）張友鶴教授也說是隴西狄道人（見1979年版《唐宋傳奇選註》）。還有1979年3月號《甘肅文藝》上穆青同志的《甘肅古代著名作傢及其代表作考略》也是這個觀點。（按：“隴西狄道”即今甘肅臨洮縣。）
1974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辭海》說：“牛僧孺，（唐）鶉觚人。”鶉觚，今甘肅靈臺縣，鶉觚縣城故址在縣東南三十裏的邵寨鎮。傳說秦大將蒙恬駐兵於此，太子扶蘇監軍。築城時，有鶉鳥立於祭觚之上，以為異，遂號鶉觚，旋設縣焉。其城隋大業元年移建於今縣治所，秦屬北地郡，漢、隋、唐屬安定、涇州。
關於牛僧孺的籍貫，新舊《唐書》都無明言。但是兩《唐書》提到了他的祖係，都說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後裔。”考《隋書·牛弘傳》：“牛弘，字裏仁，安定鶉觚人也。”隋煬帝大業三年（公元607年）“從幸江都（今江蘇揚州），其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賜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隋書》1309頁）頁這段記載清楚地說明牛弘是靈臺人，並葬於安定郡內。《靈臺縣志》記載，牛弘墓在縣城三十裏。明代巡按薛剛有詩為證：“史節徑行陰密城，城臨古墓表牛弘。當年不責醉中過，今日能垂身後名。入土剛腸雖已朽，根天友愛祗如生。紛紛振臂為仇者，過此方知有弟兄。”（註：陰密城，因靈臺縣境在商代為密須國，故城在今縣西五十裏的百裏鄉古城村，周為密國，漢代曾改置陰密縣。）
籍貫考證
根據以上史料，牛僧孺的籍貫因其祖上，當是昔之安定鶉觚，今甘肅靈臺縣。那麽，為什麽會出現“隴西人”的說法呢？下面試論之。
牛弘死於公元607年，牛僧孺生於公元779年，其間170年。如果都從生年算，那麽他們相差達236年。這樣，僧孺當是牛弘的數代後孫。牛氏居官在外，接連數代，對其籍貫，世人誤以枝為本也是可能的。宋代計有功編輯的《唐詩紀事》在介紹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進士牛嶠時說：“嶠，字公卿，一字延峰，隴西人。自云僧孺之後。”清張思宕、宗棣所輯《詞林紀事》也說牛嶠是“唐宰相僧孺之後。”《舊唐書》記載，僧孺有個孫子叫牛嶠，官至尚書郎。唐玄宗時代，有個叫牛仙客的，初為縣小吏，當過隴西營田使，遷洮州司馬、河西節度使，曾駐軍過臨洮，後來做到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爵，封隴西縣公。他父親叫牛意仁，本沒有做什麽大官，因其子貴，唐玄宗時代的張九齡曾給他題過墓志銘，說牛意仁族祖是“奇章公隋宗臣”（《靈臺縣志》），這說明牛意仁、牛仙客也是牛弘之後牛僧孺的族祖了。據《新唐書》宰相世係表，牛僧孺的祖係還可以追 溯到漢代。其族祖牛邯，當過漢護羌校尉，曾在隴西住過；另一族祖牛崇還當過隴西主簿。如此，說牛僧孺是隴西人，是否因牛邯、牛崇、牛仙客、牛嶠的官封、居處和記述而錯以枝為本呢？
但是，牛僧孺的族祖在漢代就住在鶉觚。張九齡說：牛崇他們“因官安定，爰處鶉觚為郡人。”牛意仁在“開元六年（公元718年），隨子（仙客）西徵，就養終側伏羌官捨（一說秦州官捨），時年七十有六。鼕十一月歸葬北原……逸人之墓，今同郡邸。”《靈臺縣志》上說“歸葬鶉觚，墓在縣南夷平鄉。”如果說牛意仁的族祖不是靈臺（鶉觚）人，那麽，他死在秦州（天水）為何要“歸葬北原”（靈臺）呢？皇帝為什麽要贈其持節澤州諸軍事涇州刺史的封號？（時，靈臺屬涇州）。宋代《太平環宇記》記載牛仙客的祖墓在靈臺縣城南一裏蒲川水西。《資治通鑒·唐紀三十》）說“牛仙客，涇州人。”《唐紀二十九》說：“仙客本鶉觚小吏。”這說明牛意仁、牛仙客祖係也是靈臺。《靈臺縣志》還記載了牛僧孺的墓在縣南三十裏處與牛弘墓在一起。其墓塚在今靈臺縣新開鄉的牛村，為甘肅省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除此之外，關於牛僧孺的文物傳說，還有一處他的別墅。其故址在縣城南裏許離山下的南寺窪。據《靈臺縣志》記載，當初院中青竹翠柏，有一棵杏樹還是牛僧孺親手栽的。清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靈臺縣令張齊聖在《至定寺碑記》中說：“去郭裏許，有山巍然，曰離山。山之下，水環之，曰達溪夾岸……沿溪而上曰至定寺。寺創自唐，考之志書，為牛僧別墅。庭有銀杏一株，老幹虯枝，廣陰數丈，為僧孺手植。”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靈臺縣令蘇履吉詩云：“南望離山簇曉煙，牛傢別墅仰前賢。庭培老樹流芳遠，郡襲奇章繼緒綿。父子天倫能悟主，詩書世業冀承先。於今梵剎仍居址，棟宇巍峨代幾遷。”大概清末銀杏已被砍掉了，房屋破敗失修，所以廩生張明新有詩一首寫到：“古剎何年結構成，宮留瓦礫尚縱橫。院無銀杏風光減，地少俗塵眼界清。緑樹陰遮聞磬處，青苔痕杳步虛聲。我來先看殘碑字，為爰煙霞每獨行。”
關於牛僧孺的子嗣，史書記載極簡，據《唐書》說，牛僧孺有兩個兒子也做了大官。一個叫太蔚，大和九年進士，官至尚書左僕射；一個叫叢，開成二年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客死太原。孫，牛徽（蔚子），鹹通八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病卒於樊川別墅（在今陝西長安）；孫，牛循（蔚子），官給事中；孫，牛嶠（叢子），位至尚書郎。重孫牛希濟，仕蜀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像牛氏這樣的書香世傢在封建社會一般是不會寂寞的。但牛僧孺後，靈臺地區卻再沒有什麽關於牛傢的傳說，可見牛氏居官者大都在外地落戶、發展了。不過今縣內新開鄉尚有“牛村”之名，並多牛姓者，且有牛氏傢譜，牛弘、牛僧孺等具列譜中，這是否也可以做為牛僧孺族係的一個佐證呢？
牛僧孺喜好收藏奇石
牛僧孺在洛陽城東和城南分別購置了一所宅邸和別墅，他“治傢無珍産，奉身無長物”，“遊息之時，與石為伍”。牛僧孺在各地任職的朋友同好都知道他有石癖，便千方百計搜奇獻瑰，“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致之……三山五嶽，百洞千壑，視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裏一瞬，坐而得之。”牛僧孺所愛蓄藏之奇石，多半是出自蘇州太湖的太湖石。一次，他在蘇州任地方官的朋友李某輾轉搞來幾座“奇狀絶倫”的太湖石峰，“池塘初展見，金玉身凡輕。側眩魂猶悚，周觀意漸平。似逢三益友，如對十年兄。旺興添魔力，消煩破宿酲。”牛僧孺激賞之餘，寫成一首40句的五言長詩，寄奉同好白居易和劉禹錫，白、劉二人前往觀瞻後，也大為稱奇，各自奉和了一首，白居易稱贊其“在世為尤物，如人負逸纔”，自嘆雖曾為蘇州刺史，卻無緣得此奇石，“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劉禹錫在詩中也提到：“有獲人爭賀，歡遙衆共聽。一州驚閱寶，千裏遠揚舲。”讀來令人想見其風采。牛僧孺在邸墅中羅緻了大量的太湖石峰，朝夕相對，如坐春風，“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並把太湖石峰從大到小分為甲乙丙丁四類，每類分別品評為上中下三等，刻於石表，如“牛氏石甲之上”之類，這便開了唐末宋初品石之風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