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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禹稱詩文都負盛名。做文章師法韓愈，他的古文創作成就在宋初倡導古文的作傢中最為突出。詩歌則學習白居易，是宋初“白體”詩人(學習白居易風格的詩人)中成就最高的一位。王禹稱同時又開始重視並學習杜甫，藝術上因而有所提高。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白體”詩常見的內容淺薄、語言淺俗等弊病，而追求內容深警、語言精練，因此他雖是“白體”詩派的後起之秀，卻被時人看作這一派的巨子。
[北宋初期詩歌的三大流派]
白居易後期的詩，在清淡的語言中流露出一種雍容閑散的心情，北宋初崇尚白體的
詩人，也常有這種情況。如曾兩度拜相的李昉就是一個例子，他常用隨意閑談的筆法，
寫出絶無焦灼苦悶的心境。而徐鉉的情況並非是如此的。他衹是努力求得平靜，排遣苦
悶，內心實際是失意而灰暗的，這種心境總是會在某種觸景感傷時顯露出來。再則，徐
鉉也是一位文字學家和音韻學家，這兩方面的原因，使他在寫作那些清麗流暢的白體風
格詩篇時，對聲律、字句和意象的選擇，都比較講究，這在前面舉出的例子中是可以體
會到的。而有些五言詩，更有精緻細巧的一面，例如《和明道人宿山寺》中“磐聲深小
院，燈影迥高房”，《臨石步港》中“吹浪遊鱗小，黏苔碎石圓”，《寄從兄憲兼示二
弟》中“斷雲驚晚吹，秋色滿孤城”等詩句，都於自然淺近中加入了推敲錘煉之功，
且呈現出幽逼的意境，這又帶有賈島詩派的特點。
在宋初學白居易詩風的詩人群中，最重要而且不為白體所縛、能寫出自己特色的是
王禹稱。
王禹稱（954—1001）字元之，巨野（今屬山東）人，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
進士，當過翰林學士，三任知製誥，又三次受黜外放，晚年曾任黃州地方官，故又稱
“王黃州”。
他為人剛直，懷有正直士大夫的社會責任感和來自儒傢傳統的政治倫理觀，敢於說
話。他自稱要“兼磨斷佞劍，擬樹直言旗“（《謫居感事》），在第三次遭貶斥去黃州
時，還是很不服氣地寄詩給當權者說：“未甘便葬江魚腹，敢嚮臺階請罪名”（《出守
黃州上史館相公》）。有《小畜集》。
出於士大夫的社會責任感和道義良知，王禹稱寫下了一些反映民間疾苦的詩篇。如
他在京任諫官時所作《對雪》，從寒鼕大雪無公務、一傢團聚飲酒落筆，寫到自己因此
而想起“輸輓供邊鄙”的“河朔民”和“荷戈禦鬍騎”的“邊塞兵”，在此酷寒天氣中
會是如何艱辛，最後歸結到自責：自己身為諫官，卻並未充分盡責，實是“深為蒼生
蠹”。還有貶官商州時所寫的《感流亡》，描述一戶因旱荒而從長安流亡到商州的貧苦
人傢的艱難情形，最後同樣歸結到自己仕宦十年，無所作為，衹是“峨冠蠹黔首”，所
以不應該因被放逐而悲嘆。這種構架在白居易晚期詩歌中是已經出現過的。但比起杜甫
以及白居易早期的同類詩歌，我們會感覺到這些詩的感動力要差得多。這是因為：第一，
詩人對自己表示同情的對象的心情並未有像杜甫、白居易的一些優秀作品中那樣具有深
入的理解，他們在詩中的形象顯得幹枯；第二，詩歌的後半部分歸結到自身時，在自譴
中顯示出很強的自我表白意味，實際上這成了詩歌的重心；第三，這些詩在藝術上往往
有些粗糙，表達“意義”的欲望比抒發情感的要求顯得更加強烈。所以說，這一類詩固
然有其可貴之處，但其缺陷也是很明顯的。而上述特點，在後來的宋詩中具有一定的普
遍性。
真正能反映王禹稱詩歌藝術造詣的，還是那些描繪山水景物、抒發內在情懷的作品，
如《村行》：
馬穿山徑菊初黃，信馬悠悠野興長。萬壑有聲含晚籟，數峰無語立斜陽。棠梨葉落
胭脂色、蕎麥花開白雪香。何事吟餘忽惆悵？村橋原樹似吾鄉。
又如《寒食》：
今年寒食在商山，山裏風光亦可憐。稚子就花拈蛺蝶，人傢依樹係鞦韆。郊原曉緑
初經雨，巷陌春陰乍禁煙。副使官閑莫惆悵，酒錢猶有撰碑錢。
這二首詩作於商州，王禹稱當時一方面為政治上的挫折而感到悲哀，一方面也常以
老莊哲學來寬慰自己，在大自然中忘懷個人命運的不幸。前一首中“數峰無語立斜陽”
一句，以擬人手法寫自然景物，使之帶有生動的趣味，這種寫法在唐代還不多，在以後
的宋人詩詞中漸漸多起來，所以值得註意。
二首詩的結句，雖着眼點不同，但都是試圖把苦悶加以淡化，也已表現出宋詩的理
智傾嚮。這二首詩的寫法很有白居易詩的特點，語言淺切，敘述從容連貫，層次清楚，
沒有突兀驚人的意象，也沒有跳蕩的表現，色彩鮮明但並不濃膩。詩中的對句，雖工整
卻頗為自然，讓人感到親切而不吃力。王禹稱詩常是這樣淺易流暢、娓娓道來，而頗有
情味的，像《初入山聞提壺鳥》中“商州未是無人境，一路山村有酒沽”，《寄毗陵劉
博士》中“下岸且尋甘露寺，到城先問惠山泉”等等，可舉的例子很多。他在《馮氏傢
集前序》中所贊揚的“詞麗而不冶，氣直而不訐，意遠而不泥”即中正平和、自然流暢
的風格，亦即是他所追求的風格。
另一方面，王禹稱也吸收杜甫詩的某些特點。據說，他兒子說他的詩與杜詩相似，
他便喜不自勝，自稱“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賦村居雜興詩二首……
聊以自賀》），他還說過“子美集開詩世界”（《日長簡仲鹹》），對杜甫備加推崇。
因此，在王禹稱詩中常可以看到杜詩的痕跡，如《新秋即事》三首之一：
露莎煙竹冷凄凄，秋吹無端入客衣。鑒裏鬢毛衰颯盡，日邊京國信音稀。風蟬歷歷
和枝響，雨燕差差掠地飛。係滯不如商嶺葉，解隨流水嚮東歸。
詩寫羈旅中的孤獨凄涼之感和對京城的思念，透露着在政治上不甘沉落的心情。不
但內涵與杜甫的詩近似，那種嚴謹的、開合變化的結構，起伏頓挫的格律、工整的對仗、
情與景的相互襯托，都與杜詩相近。衹是它不像典型的杜詩那樣沉鬱有力，氣象壯闊。
而比起率意淺切、舒緩流暢的白體詩來，它顯得結構緊密多變化，語言上經過更多的錘
煉。其實，就是前面所舉出的《村行》和《寒食》，雖說學杜詩的痕跡沒有《新秋即事》
這樣明顯，但也是寫得比較細緻而又麯折和含蓄的，並不是一味的流滑。此外像七律
《再泛吳江》、《今鼕》，七絶《杏花》、《春居雜興》等，也是如此。因此，清人賀
裳說他“雖學樂天，然得其清，不墮其俗”（《載酒園詩話》）。
如果深究到人格方面，那麽可以說：王禹稱雖羨慕白居易的放達，卻學不到白居易
後期那種閑適自在，內心總有拂不去的苦惱；雖敬仰杜甫的為人，卻也學不到杜甫的執
着與激情，故其詩風亦依違於兩人之間。
北宋初年，白體是許多人喜愛的詩歌風格，但相當多的人是因為它淺近易學、流利
爽滑，所以不免寫成順口溜似的缺乏詩味的作品。歐陽修曾舉“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
民”為例，譏笑達官貴人“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六一詩話》），徐
鉉與王禹稱則在學白居易的同時，汲取了其他因素，形成自己的特點。尤其王禹稱，對
北宋下一代詩歌風氣，在多方面具有開啓的意義。
［北宋初期的詞］
詞這一新興文學體裁，經過晚唐五代以來許多文人的努力，在題材和語言風格上，
大體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其間李煜雖有所突破，但衹是一個特例，總的看來變化不大。
到了北宋初期，詞繼續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統治者的喜愛，據說宋太宗“酷愛宮詞
中十小調子，……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詞撰一詞”（《續湘山野錄》）。不過詞的地位並
未因此而提高，它仍然衹是文人在樽前花間一觴一詠之際的娛樂性創作，而不是正面嚮
社會表現自己人格、情操、抱負的文學形式，藝術上也沒有什麽突破。
北宋初的詞作者大都是詩人，如王禹稱、潘閬、寇準、錢惟演、林逋等都寫有詞作。
也許，他們的精力主要是放在詩歌上，所以留下的詞作數量較少。而詞的風格，往往和
各人的詩歌風格有些近似。如錢惟演的詞，也像西昆體詩一樣辭采華麗，註重於外表的
雕飾，如《玉樓春》以“錦籜參差朱檻麯，露濯文犀和粉緑。未容濃翠伴桃紅，已許纖
枝留鳳宿”寫新竹，真是金碧輝煌，卻實在毫無意趣。而寇準的《踏莎行》：
春色將闌，鶯聲漸老，紅英落盡青梅小。畫堂人靜雨濛濛，屏山半掩餘香裊。密約
沉沉，離情杳杳，菱花塵滿慵將照。倚樓無語欲銷魂，長空黯淡連芳草。
結構很精緻，視綫從春天的遠景拉回到畫堂的中景，再拉到妝臺的近景，然後又從
倚樓人的極目長眺拓開去，構成一個回環往復的變化，寫出女子相思中的惆悵苦悶。
在這批作者中，王禹稱可以說是胸襟比較開闊的一個，他的《點絳唇》雖說篇幅小，
境界卻頗為遠大，是北宋初期詞中的佳作：
雨恨雲愁，江南依舊稱佳麗。水村漁市，一縷孤煙細。天際徵鴻，遙認行如綴。平
生事，此時凝睇，誰會憑欄意！
寫登高臨遠，視界廣大，以此襯托出末句所要表達的人生感慨。而林逋的小詞《相
思令》，則是語言樸素，多少保存了民間麯子的生活氣息：
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對迎，爭忍有離情！
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邊潮已平。
這一時期，宋詞的創作尚未進入興盛階段。但有一點仍可以註意到，即晚唐五代詞
中那種對男女之情的熱烈大膽、有時很直露的表現，在北宋初期詞中已經看不到了，這
終究還是反映了時代文化的變遷。
［北宋初期的散文理論與創作］
北宋作為一個新興的權力高度集中的王朝，統一的思想意識形態的建設便顯得必不
可少。這種需要反映於文學，首先在最具有實用性的散文領域表現出來，因此在北宋初
就出現古文運動的復興。衹不過，這裏也存在兩種略有分歧的派別。一派以柳開、穆修
為代表，是純粹把復興古文作為復興儒道的手段，而另一派以王禹稱為代表，雖強調
“道”的至高地位，但對於“文”仍有相當的重視。
王禹稱的情況則有所不同。當時有一個叫張扶的秀纔攜文三十篇嚮他請教，他讀後
感覺“茫然難得其句，昧然難見其義”，於是在《答張扶書》和《再答張扶書》中談了
一通自己對文章的看法。他也強調文與道的關係，但他提出：“夫文，傳道而明心也。”
“傳道”與“明心”並論，實際上就是不把道當作純粹是外在的教條理念，而是與自己
內在的追求、個人的性情聯繫在一起，這樣，文的應用範圍就比柳開他們所主張的廣泛。
同時，他又提出，文既然是傳道義明心跡的，就不應該“語皆迂而艱也，義皆昧而奧
也”，而應該“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
在散文寫作方面，王禹稱也作了有益的嘗試。駢偶之文長期以來為人們所愛好，有
其內在的原因，所以機械地反對駢文，在寫作上一切與之背道而馳，實際上不會有什麽
效果。
因此，他的散文，便有意吸收了駢文整齊而容易上口、具有聲韻之美的優點，形成
既自由流暢又有一定音樂節奏的新風格，如《黃州新建小竹樓記》如此描繪：
……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鼕宜密雪，
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絶；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
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
這一節文字亦駢亦散，音節和諧又有變化，具有流暢跌宕的風緻。在說理性的文字
中，由於王禹稱提倡的是“傳道而明心”，不衹是以“道”即固有的儒學教條來教訓人，
而是在闡述“道”的同時表現出自己內心的好惡喜怒，所以也不是那麽枯燥乏味。如
《待漏院記》為了說明天下安危係於宰相的道德修養這一政治見解，把兩種宰相在漏院
等候上朝時完全不同的心思，用前後對應的排比句式加以描述，寫出“賢相”與“姦相”
的形象，雖說難免簡單化，但確實表達了作者的政治觀念（道）和個人愛憎（心），所
以尚能使人多少受到感染。而無論說理文還是記敘文，王禹稱通常避免生僻晦澀的詞句，
文筆顯得清麗流暢，這一特點在前面所引的一節文字中可以看出，再舉《錄海人書》的
一節為例：
垣籬廬捨，具體而微，亦小有耕墾處。有曝背而偃者，有濯足而坐者，有男子網釣
魚鱉者，有婦人采擷藥草者，熙熙然殆非人世之所能及也。
文章是藉傳聞描繪理想的社會模式，筆調頗類於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正如葉適
《習學記言》所說，王禹稱的散文有“簡雅古淡”之長。
關於柳開、穆修及王禹稱對後來散文的影響，有一種有趣的現象：從實際創作來說，
後來的散文主要是沿着王禹稱的方向發展的；他的文章中既重視表現理念又具有抒情性
的特點，和化駢入散、清曉流暢而又具有韻律感的文字風格，在歐陽修、蘇軾等散文傢
那裏都得到繼承，從而形成了與唐代古文不同的宋文流派。但是，在理論上，後人似乎
很少提到他的作用與影響，卻把柳開、穆修的地位提得很高，尊之為宋初文風改革的開
山人物。如范仲淹《尹師魯河南集序》在論及五代文體薄弱後便說：“柳仲塗起而麾之，
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邵伯溫《聞見前錄》也說：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為之倡。”這是因為：在宋代文學尤其散文中，道
統文學觀具有壓倒性的勢力，而柳開、穆修的創作雖無所成就，甚至談不上是文學家，
但他們對於“道統”的鼓吹卻遠比王禹稱積極有力。後代作傢在追溯其文學淵源時，首
先不是從散文藝術，而是從“道統”的意義上去尋找一個連結韓愈、柳宗元與自己的中
介環節。創作現象常常是復雜的，而理論的歸納往往會被簡單化，這是文學史上反復出
現的情況。
（中國文學史，章培恆 駱玉明，youth掃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