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生地： | 上海 | ||
阅读曹德谦在历史大观的作品!!! | |||
近日在读《中国现代史演义》该书以演义体的形式，叙述了从辛亥革命孙中山缔造共和到今天海峡两岸企盼统一的现状。它把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历史人物在百年中国的“历史三峡”惊涛骇浪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本给读者以深思的书。作者以史学家的负责精神和文学家的形象生动语言把中国现代史上的那些家喻户哓和鲜为人知的事情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表现出来，它给读者以知识，给读者以兴趣。
作者曹德谦先生今年八十八岁，上世纪四十年代留学美国，勤奋治学，欣闻新中国始建的喜讯，毅然回国。无奈国运挫折、历史动荡，在后来反复的政治运动中先生本未得张的报国雄心如同当时多数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一样遭受到了粗暴和不公正地对待。
月湖网是老年网，许多网友和我一样退休了，年岁“奔七奔八”而去。人类社会进入廿一世纪，虽然曾经读过一点书，但对于“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理性太阳”、“普世价值”这些做人最基本的认识了解很少，我们是被愚弄的一代。温家宝说：“在人类历史上，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形成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那些八十多岁、九十多岁的“二头真”所剩时日屈指可数，但他们仍不为名利，不惧强暴，不惜辛劳，大声疾呼，著书立说；为的就是中国人的精神解放，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前途，中国才有希望。这批耄耋老人是可歌可泣的。下面我转载曹德谦先生的一篇短文供网友们餐阅。
为什么我竟活得如此久？
——曹德谦先生自述
每当久违的朋友见面的时候，他们会说：你的身体真不差。而我总要回应说：不，我的身体并不好，只是精神好而已。
1996年，我因冠心病在同仁医院住院达半年之久，同仁医院已向美国所发出病危通知。后来转院朝阳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稀里糊涂地活了下来。所以我的身体是不行的，而且是非常地差。
但我已经习惯于过苦日子，包括经济上的苦和肉体上的苦，再加精神上的苦。因为我是57年的右派分子，是黑五类。所以我对死亡一点也没有恐惧，因为正如瞿秋白先生所说，睡眠是小休息，死亡乃大休息也。
我高寿的第一条原因就是不惧怕死。我的不怕死决非出于勇敢，而是出于cynicism.因为对我而言，活未必胜于死，右派的生活犹如地狱，只有亲临其境的人，才懂得其中惨相。这种生活实在是不值得活的，何必多活呢。
我曾读了三个学校的新闻系，即上海圣约翰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和美国密苏里大学，因此得了一种顽固不化的思想，那就是：报导必须客观，用英文来说，就是Call spade a spade. 历史是过去的新闻，当然也必须Call spade a spade. 作为新闻系的学生，我决心要向林肯·斯蒂芬斯学习，要做一名耙粪者，英文叫muckraking. 也就是尽力要揭开历史真相，而且乐此不倦，虽粉身碎骨亦往矣。
我高寿的第二条原因就是生活有了上述的目标。像胡风一样，我要写真实。《白毛女》中有一句唱辞是“我要活，我要活”。我的唱辞是;“我要写，我要写”。用英文来表达就是：live to write, not write to live.
早在1950年代，我就在纽约时报上读到林语堂先生发明中文打字机的消息，我感到非常兴奋，但不久又知道林先生以失败告终，令人伤心。然后到1980年代，我读到了个人电脑消息，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但我没有看到个人电脑是什么样的东西，当然也买不起任何电脑。但我决心要学会电脑。怎么办?我是英文打字员，所以我自己拥有一部老式的雷明顿台式打字机。我在市场上买了王永民先生的五笔王码读本，我把130多个笔划放大，贴在墙壁上，每天练习王码五笔打字。最后可以说打得滚瓜烂熟。便我没有办法check 是否有误，我只能心中假定我没有错。直到1990年代初，我女儿送了我一台东芝笔记本，我才第一次拥有笔记本电脑。在接通电源后，我click click 四下，电屏上就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大字，我知道我成功了。这是我新生命的开始。
我高寿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学会了王码。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我高寿的第四个原因是因为我勤奋，而且是特别地勤奋，它使我忘却痛苦，很可能它起了一种鸦片的作用。作为右派，我本是一个十分可悲的“被污辱和损害者”，只能浸在苦海之中。但我在勤奋的工作中往往忘掉痛苦，享受到了人生的意义。
美国总统杰斐逊在卸任后第二天写信给朋友说，他离开白宫时好像是离开了监狱的大门。我的这种同样感觉并不是发生在“改正”之时，而是发生在退休之时。只有在那时我才觉得我自由了，我可以写我想写的东西了。在职时，我只是为上级工作，不可能充分发挥我的passion。现在我可以了。我决不是为稿费而写，也不是为名誉而写，而是为“真实”而写，我的工作时间远远超出了我在职之时，真正做到了夜以继日。我每年七个月呆在北京，五个月呆在美国。我既是社科院图书馆的常客，也是芝加哥郊外柯克图书馆的常客。我得意的是我的“三部曲”----《美国演义》(160万字)、《孙蒋毛邓演义》(80万字)和《俄罗斯演义》(40万字)。我自己吹捧自己，认为我的演义三部曲肯定胜过了巴金的三部曲。人们肯定会更喜欢读我的三部曲而不是巴金的三部曲。
我的最productive 年华“被右派掉了”，我决心要把它填补过来，所以我拼命地写，我觉得我做到了。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许多稿子和文章是不能在北京出版的，只有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见世。不过我不在乎这些，我只求我自己尽力而已。也就是只求问心无愧，足矣。
卡特总统最喜欢发话说：“Why not the best?”我将回应说;“Yes, I 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