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贯： | 上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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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1973年中学毕业下乡，1978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文学硕士，1987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
自1982年以来，发表论文、评论数百篇，中短篇小说十多万字，散文随笔二十多万字，诗歌若干。曾荣获1988年上海青年文学奖，其成果被收入“剑桥世界名人录”26集（1995）。
出版专著：
《文学是人学新论》（花城出版社）
《个性、自我、创造》（浙江文艺出版社》
《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东方出版中心）
《风烛沧海》（散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丽娃河》（长篇小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与树共舞》（散文集即出）（安徽文艺出版社）
《给大师定位》（云南人民出版社）
李劼师从著名学者钱谷融。当年之华师大中文系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四位顶尖教授许杰、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都是一时俊彦，其中钱谷融更是门下人才济济，王晓明、许子东、李劼、胡河清、吴俊……李劼曾这样评价导师，“他的存在，使华东师大中文系在文学上的影响，曾经达到过史无前例的程度；其在文学思潮上的领风气之先，庶几让众人以为最顶尖的北大中文系相形失色。”在众多各有成就的师兄弟中，李劼也是光芒夺目，参与多次对话，和学者李泽厚的“黄河对话”众人瞩目；写了多本小说，其中一本《丽娃河》直接影射华师大中文系诸事，酣畅放达、嬉笑怒骂，轰动一时。1998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5卷本《李劼思想文化文集》，这是他1980年代文艺批评和1990年代思想文化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将5卷文集细细读过一遍，不得不佩服李劼之才。他的论说范围已不囿于一人一文一事，中国晚近历史、20世纪文化命运……浑然是“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之气势，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般配他的学问与才华，一般人做这样的宏大叙事难免捉襟见肘，他的从容无疑来自超卓见识和丰沛激情。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论说方式也正是1980年代国内杰出人文学者的典型风格，李劼则为其中翘楚。李劼率性而为的个性当年也争议颇多，不过没了个性，还有李劼吗？导师钱谷融曾这样两难评价，“你不能一点世故都不懂，那样怎么跟人相处哪？可是，你真的变得世故了，那又不像是你了。你完全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看不见别人在干什么，别人在想什么。总之，你眼里看不见别人。不过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东西来。”才华、个性的底蕴和渊源在精神，李劼之才华、个性多半源自他禀持的人文精神。他借评《红楼梦》表述过这种人文精神，“《红楼梦》的问世，既标记着对以往历史的颠覆，又标记着一种人文精神的崛起。《红楼梦》之伟大在于展示了与以往传统文化全然不同的审美境界，以往之历史，乃《资治通鉴》之历史，《三国演义》之历史；自《红楼梦》始见历史有了另一种讲述。权力斗争，道德相残，于灵魂烛照之下方显出其贫乏苍白。”
有关人文精神讨论及其它“合作”旧事
李劼
自从旅居大洋彼岸以来，回首往事，恍如隔世。不过，有些在当时没有弄明白的事情，反倒是想得比较清楚起来了。我是个黯于人事的糊涂人，按照一个作家朋友的说法，象我这样的糊涂人，人见人骗也不稀奇。在钱财上稀里糊涂不说，就是在常人十分看重的个人学术研究和思想成果上，也会随意让人哄了去分享，并且每次分享过后非但得不到友谊的快乐，反而由于感觉上当而被弄得十分沮丧，而最可笑的是，沮丧过后，还会再次上当。
周围有些知情的朋友知道后，曾经要我把那些所谓的“合作”过程，尤其是那次轰动一时的人文精神讨论的内情讲出来，但我却总是因为觉得自己糊涂得太可笑而作罢。再说，既然已经让人受益了，何苦还要给人难堪呢？直到如今，由于事情早已时过境迁，说出来可能也无伤大雅了，我才答应公开我的那些可笑经历。再说，真象友人所说，要是老不讲，那些细节可能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我不敢说那些细节有多少醒世意味，但至少可以让后人少做我那样的糊涂事。
往事如烟哪，我想，就先从人文精神这个想法的形成说起吧。
一，人文精神一说的缘起
有关人文精神一说，这想法最早在我心中形成乃是有一个大家都知道但又不便说的大背景，就是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我想大家都记得，在那事过后，也就是九二年，曾有个转折，说是重新回到改革开放。那个转折虽然差强人意，但其中的不足也同样早现端倪。因为其一，文明不能仅仅是物质的；其次，物质文明假如没有相应的文化心理作基础，那么很可能导致一个人欲横流世风日下的后果；而对中华民族来说，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文化心理，首先得梳理传统，借用现代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得医治集体无意识创伤，那创伤用鲁迅的话来说，叫做国民性。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八十年代的时候，不少原来从事文学批评的年轻人转向文化批判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当时之所以把人文精神作为一个话题诉诸传媒，也正是想继续从八十年代开始但又因为那个历史事件而中断了的文化批判。与八十年代不同的是，我不想再从批判入手，而想从建设起步。过去大家都迷信所谓的不破不立，后来才明白唯有立字当头，破，才能就在其中。我知道从事这样的努力需要很大的自由空间，但那样的空间却又是无法等待而只能争取的。努力去做是一回事，而能做到什么程度则是另外一回事，这也即是所谓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意思吧。
至于我个人的著述背景，虽然在八十年代，已经开始从文学评论转向文化批判了，但我对文化历史著述上的全身心关注和投入，乃是在九十年代的事情。九二年十月份，对照历史，有感于现实，我给《读书》杂志写了一篇有关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的文章，叫做《悲悼陈寅恪及“柳如是别传”》。该文是我九十年代的第一篇思想和学术文章，从陈寅恪说到王国维，再从王国维上溯到《红楼梦》。当时的《读书》杂志很不容易地发了我的文章，并且在某种压力之下，删去了十分之七的篇幅，好在大意基本上保留了。
在那篇文章里，我通过自陈寅恪到《红楼梦》的追溯，形成了后来有关人文精神的想法。虽然人文精神一说是在后来我有关《红楼梦》的论著中正式提出的，但其基本意思，却是在那篇文章里形成的。当时，我把这意思归结为一种新的人文传统，一种民族精神之新篇章。具体论述如下：
《红楼梦》之伟大在于展示了与以住传统文化全然不同的审美境界，王国维之卓越在于领略了这种境界并以此拓展开去，奠定了一种新的人文传统，而陈寅恪之睿智则在于领悟了王国维其人其死连同其著之深意，从而自觉承担了文化的命运和自身的使命。此乃晚近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深意的人文三部曲，以奏鸣曲式的结构互相联接，一章终了，一章又起；宛如一场灵魂之接力长跑，存在之火炬，从容沉着地彼此传递，由此写出一种民族精神之新篇章。以往之历史，乃《资治通鉴》之历史，《三国演义》之历史；自《红楼梦》，《“红楼梦”评论》及《柳如是评传》相继问世，始见历史有了别一种讲述。权力斗争，道德相残，于灵魂烛照之下方显出其贫乏苍白。
----《读书》一九九三年第四期
这个想法在后来写的那部论《红楼梦》的专著《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中，有了更详细的阐述，并且将原来所论说的那种新的人文传统和民族精神之新篇章进一步明确为人文精神，我在展开有关《红楼梦》的论述时，开宗明义地指出：
《红楼梦》的问世，既标记着对以住历史的颠覆，又标记着一种人文精神的崛起。
-----《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绪论第一页
这种人文精神即是我在那篇文章中说的人文传统，或者说民族精神之新篇章。在那部专著中，我又把这种人文精神称之为一种贵族精神，并且说明：
贵族一词，在我的词典里不是意指身份，而是强调精神。
----同上，第七页。
同时，第一章的第一句就表明：
以往所谓红学研究之所以总是流于肤浅甚至庸俗，我以为一个根本原因在于：贵族精神作为阅读前提的严重阙如。
----同上，正文第一页。
此处所谓的贵族精神，其实指的就是前面所说的人文精神。痛感人文精神的阙如乃是我为什么会思考从《红楼梦》到陈寅恪这一文化现象的根本原因，而有关人文精神的倡扬，则是我有关《红楼梦》乃至后来其他论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写作前提。我想，凡是读过我思想文化文集的读者，都会明白这一点，此处毋须赘言。
人们如果读过我那篇文章和有关《红楼梦》的专著的话，对比一下后来王晓明他们所说的人文精神，不会看不出彼此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本区别在于，我提出的人文精神主要是以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沦落为其语境和话语前提，也就是以《资治通鉴》和《三国演义》传统对国人文化心理的负面影响作为参照系；而王晓明他们后来却把这个前提改成了商业文明，把人文精神跟商业文明对立起来。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误导，把它叫做偷梁换柱都不为过。因为造成国人文化心理沦丧的并不是商业文明，而是我所说的那个文化传统，在五四时期，文化精英们把它归结为文言文传统当时也有人说是孔家店传统，后来，人们又把它说成是所谓的封建主义传统，我觉得那些说法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准确。至于人文精神和商业文明的关系，乃是另外一个话题。这里的关键在于，我所说的人文精神可以用陈寅恪的话归结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而王晓明他们所说的那个人文精神却好像是拒绝做生意的意思，摆出一付不与生意人为伍的架势，吓唬一些在辛辛苦苦做生意的人们。其实，人文精神的有无，跟做不做生意是没有很大关系的。商业文明，哪怕是以不公平竞争为特色的商业氛围对独立之思想和自由之人格的影响，都要比我所说的那个文化传统对人心的毒害要小得多得多。
按说，人文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从而没什么可多说的事情，本来没有必要将此专门作为一个话题来谈论。然而，基于当时所置身的文化空间比起八十年代来变得过于局促和狭小，我才向一些办杂志的朋友们建议把它变成一个话题，以此活跃一下文化气氛，开拓一下精神的自由空间。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我的这个想法太浪漫，人心早已沦落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致于人文精神的谈论都可以变成丧失了人文精神的人们之间的互相标榜。
二，人文精神是怎么变成一个话题的
人文精神一说，最早是在南京变成话题的。我记得是在我写完有关《红楼梦》一著(一九九三年八月)之后，那年的十月份，南京师范大学请我和我的同事王晓明一起到他们学校去作演讲。当时，南京的《钟山》杂志因为在八十年代发过我有关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长篇大论，彼此熟悉，所以想对我尽一尽地主之谊，请我吃饭，当然，同时也把王晓明一起请了去。记得是饭后坐在鸡鸣寺喝茶聊天的当口，当时的《钟山》副主编范小天问起，能不能给他们出出点子，把《钟山》办得更文化一点(大意如此)。我想了一会，就向他们作了一个建议，开个再度虚构的栏目。范小天当时听了，不明白我在说什么，而且，他认为再度虚构的说法学术气太重，最好能通俗一点。于是，我就对他提了人文精神一说。我说，那就开个重建人文精神的专栏吧。接着，我把有关人文精神的意思以及如何重建等等，说了一通。其大意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由于刚刚完成那部有关《红楼梦》的写作，我的整个思考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从论述《红楼梦》而引出的一系列文化现象上。我很想通过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继续深化那些文化思考。当时，我不仅对《钟山》杂志的范小天副主编说了有关人文精神的思考，还说了如何把人文精神变成一个话题的具体做法。我建议他在《钟山》上专门开辟一个有关重建人文精神的专栏，每期发一篇长篇大论，同时，我告诉他，可以再联系当时的《读书》杂志，以对话的形式，跟《钟山》互相呼应地连续做上几期。范小天听了很感兴趣，并且后来真的开了个专栏，先是发了我《红楼梦》一著中的最后一章，三万多字的长文；后来又接着发了朱大可的一篇长文。此乃后话。
然而，那天对我所说的人文精神话题感兴趣的，却不只是范小天，还有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的王晓明。在跟《钟山》编辑部的朋友们会面之后，王晓明十分起劲地跟我谈论如何将我有关人文精神一说推广开去。他告诉我说，他参与编辑的《文艺理论研究》在十一月份就要开年会，他建议我借此机会，找些年轻朋友，以人文精神为题做个长长的对话，然后拿到《读书》上去发表。我当时听了觉得这主意不错，于是就忘记了以前跟他几度合作当中的不愉快感，同意跟他再度合作。不过，我告诉他，在具体找人一事上，我有点挑剔，我不愿意跟某些毫无人文精神的人坐到一起谈论人文精神。他当时也答应了，说是尽量找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当然，我当时对他这么说，也包含着对他在那个历史关头曾多多少少表现过一点人文精神的肯定在内。
在从南京回上海的火车上的那几个小时里，彼此一直谈论如何操作此事，并且谈得十分投机，就象以前的那几次合作一样，一开始总是让我感觉很可信任。为了表示对他的信任，我还主动提出，我主要着手构想整个讨论，而在具体操作座谈会和联系报刊杂志一事上，则由他去做。
我没有料想到的是，回到上海没多久，王晓明就把人文精神一说移花接木地转到了他的名下，变成了他的专利。其过程简直就象是变魔术一样。在《文艺理论研究》的那个年会之前，王晓明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人文精神一说删去我原来的基本构想，再把作为话题的人文精神砍掉其在南京的酝酿经过，只剩下人文精神这四个字，转手倒给那些我曾经向他表示过不愿意坐到一起的人们，并且跟他们一起商量出一个提纲。然后，他再转身拿着那个提纲一本正经地跑来征求我的意见。那情形好像是他构想了整个人文精神的话题，而我则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个有幸受到他邀请的参与者。这就好比他从桌上偷偷地端走了我做的一道菜，乘我不注意的时候到外面转了一圈，然后改头换面地端回我面前，以一个厨师的身份请我品尝。
那个改头换面的人文精神提纲让我相当吃惊，不仅在他所找的讨论者当中有我跟他说过的那些我不愿意坐到一起的人在内，而且他们把我所说的人文精神完全改变成了另外一付模样。按照他们的意思，人文精神首先不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而是一个学术性的说法，从而是一种文化人的标记，或者说，一种穿着学术外衣的自我标榜，以有别于文化的所谓商业化倾向。我不知道王晓明为什么把人文精神作了这样的偷梁换柱，是不是觉得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对他们而言太刺心了，还是故意把人文精神一说改成这付模样给我出个难题？他当时对我作出的解释是为了在《读书》上发表，有必要作些妥协，从而把人文精神冠之以学术的名义。
我很惊讶王晓明对我搞了这么一个突然袭击，而且，他拿着这个提纲来找我的用意也并不是尊重我的意见，而是要我接受这么一个既定事实，既接受他们的提纲，又接受他所找的那些人，包括我不愿意坐到一起的人。如果我不接受，那么我剩下的选择就只有退出。假如我硬要表达我个人的意思，那么，也不过是在整个讨论当中的一种不同声音而已，因为整个讨论的大纲已经由他们那些人先行制定好了。我看完王晓明塞给我的那个提纲，好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以前一直不明白，鲁迅当年为什么在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上对周扬他们那么愤怒，我以前一直觉得鲁迅对周扬等人的愤怒有些莫名其妙，但当我面对王晓明的这种操作时，我突然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不过，我与其说感到愤怒，不如说感到失望，甚至有些绝望。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绝望，只有经历过那样的绝望才能体会到的无可奈何感。当然，绝望之后我选择了远远离开，而没有象我的至友胡河清那样，在相类似的绝望之后，选择了王国维式的撒手人寰。这也是后话。
我当时沉默了一阵之后，告诉王晓明，我决定退出，不再参加任何跟这有关的座谈和讨论。因为那样我至少还可以保留一个事过境迁之后的发言权。当时曾有朋友建议我跟他们争个明白，但我觉得那样做不仅没有了人文气息，甚至连一点精神内容都没有了。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人文精神首先不在于如何讲说而在于身体力行，因而人文精神的根本性质乃是不争的，并且是越争越糊涂越争越混乱。在我所提到的具有人文精神的那些人物中，比如曹雪芹，王国维，陈寅恪，都不是跟人家争得不可开交的能说会道者，而是默默无语地或者辛勤写作或者悬崖撒手或者壁立千仞的木讷人，而且，基本上都是孤独者。孤独，乃是人文精神的一个标记。假如在我跟王晓明商量那场讨论时做错了什么事的话，那么就是我当时忘记了人文精神乃是孤独的特征，或者说，我忘记了我所说的人文精神乃是一声旷野呼告，而不是一场热烈讨论。而我后来选择不争，选择退出，也正是出于内心深处对孤独这一特征的认同。再说，人文精神本来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有没有人文精神不在于你谈论与否，而在于你所认同的文化心理和你所选择的生存方式。衡量一个人有无人文精神，首先不是看他谈论过这种精神没有，而是看他所选择的生存方式到底有没有人文气息和精神气度。在生存选择上越世故越精明，离人文精神就越遥远。但有趣的是，又恰恰是因为远离人文精神，使一些世故而精明的文化人特别想谈论人文精神。说后来那些讨论人文精神的学者教授都太世故太精明也许过于尖刻，但从中找不出一个在人文精神无以生存的环境里做不成人文教授的，却也是个不争的事实。这可真是太讽刺了，我是说，当初把人文精神作为一个话题提出，正是痛感于文化人的那种世事洞明皆学问和人情练达即文章，痛感于文化人的《三国演义》化，可是这场讨论最后却依然落到了那个世故精明的传统里头。
我不知道这是因为自己太糊涂，还是别人太聪明，反正事情就变成那个样子了。我后来成了一个地地道道地旁观者，看着别人大叫大喊地做人文精神之秀。
直到好几年过去之后，我才在一篇在一家海外的中文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里，旁敲侧击地对此表达了我的看法。那篇文章叫做《TO BE OR NOT TO BE》，借用了《哈姆雷特》的一句著名台词，生存还是毁灭，感慨道：
只有丧失了灵魂的人才会呼唤灵魂，只有丧失了人文精神的人才会疾呼人文精神。这其实是每一个个体的自我需要和自我拯救，一旦变成大规模的讨论，便成了一种奇特的互相安慰和互相欺骗。
这篇文章后来收在我的散文集《风烛沧海》中。
三，“双向同构”合作背后的人际关系背景
从我的天性而言，乃是个自由散漫之人，不喜欢组织活动也不喜欢被人组织到一起。但我又有一个弱点，总是不好意思对人说不。我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十多年里，王晓明找我合作过许多次，我却没有一次对他说不。
王晓明第一次找我合作，还是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当时构想了一个叫做双向同构的思维方式，这个想法其实是我对自己少年时代所读的黑格尔哲学的一种清洗，对线性的历史观和线性的思维习惯的一种反思。不过，现在想来，当初王晓明找我并非是因为对我的这个想法有什么学术兴趣或者有什么思想上的认同，而是他跟我合作这件事情对他有特殊的人事意义。
王晓明是比我早几届毕业的研究生，跟他一起毕业的有一个比他大一岁的同门，叫做许子东。那个许子东不仅比他大一岁，由于颇受导师的赏识，还比他高出一头，成了当时中文系里最年轻的副教授，而王晓明却屈居讲师。不仅如此，在王晓明被评审职称升级时，作为评委的副教授许子东居然投了一张反对票，从而成为系里有关同门相残的一个笑谈，人人皆知但又人人讳莫如深。当时有很多人同情王晓明，包括我在内。也是出于这样的同情，当王晓明找我合作时，我虽然感觉到他对我所说的双向同构其实并没有如何深透的理解，但是考虑到他的那种人际处境，我很爽快地答应了。
当时，我虽然是在读的研究生，但承蒙导师器重，正值天天向上之际，到处发表文章，还没毕业已经被内定了要留校任教，如此等等。读过我有关毛泽东现象文章的人都知道，我对拉帮结派深恶痛绝，十分瞧不起在人际关系上营营苟苟的行为。但一则是出于对王晓明的同情，再则是当他来找我时，言词间倒也挺诚恳，模样看上去也挺忠厚，也就不在意其他什么了。
但接下去马上就发生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听到王晓明找我合作之后，许子东居然放下副教授的架子，也很谦虚地找我，说是他也愿意跟我一起合作，而且还把我和王晓明，还有跟我一起在读研究生的另一个同学一起盛情邀请到他家里。而且奇怪的是，我问王晓明怎么办时，他也没有让我拒绝许子东。他那次的接受许子东，让我对他产生了一种生性怯懦的印象，不敢跟人拍案而起，宁可在背后或者说私底下做文章。
当然，王晓明本人不反对，我也不好说什么，因为跟他合作本来就有为他抱不平的意思，他既然不反对，我又何苦让许子东难堪呢。就这样，四个人聚在了一起，讨论了几次。当然，说来说去，双向同构还是原来的双向同构，只是延伸出了许多枝枝蔓蔓，就好比阿凡提的那只兔子，煮了一大锅汤，最后由我掌勺，大家一起分享。在我执笔所写的那篇《双向同构的思维逻辑和文艺理论的双向思考》一文下，署上了四个人的名字。此文发表在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的《文艺理论研究》上。
当时，跟我一起在读研究生的那位同学是不愿意署名的，他一再对我表示说，这怎么可以，都是你的想法，又是你写的。但我却象请人吃饭一样地向他表示，既然已经是大锅饭了，就一起署着吧，对我来说，也不过是多一双筷子而已。
其实，在那几个合作者当中，这位同学是最理解我想法的。他的哲学底子很好，思路清晰，在彼此讨论的时候，他的意见最有份量。相比之下，王晓明当时已读过一些西方的文艺理论，对伊格尔顿有些体会。至于许子东，则完全是为了回应王晓明找我合作的举动，我说的双向同构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我敢说，直到如今，他都不明白我当时究竟在说些什么。
我想，这次合作的结果是让他们二个都满意的。通过这个合作，王晓明让导师明白了，他并不是个无用无能的弟子，也让许子东明白了，他并不是好欺负的。至于许子东，则以这样的一个姿态，表明他虽然居高，但仍然是可以放下架子跟师兄弟们团结合作的，并且可以在署名上叨陪末座，从而消解一下那个投反对票的事件对他形象的负面影响。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许子东同时以此向王晓明暗示，不要拉帮结派的对付他，他会亲自入伙掺砂子，如此等等。可能他们之间还有些其他什么意思在里头，但以我的黯于人事，至今都难以全部弄明白。
此事当时在上海好几家报纸上做成新闻后，颇有些传媒效应，而且看上去很是煞有介事。其实，这背后的人际关系内情，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情。
四，重写文学史始末
按说，有过这么个教训后，我应该对这类事情有所警惕了。可是，我的弱点就在于从来不会对人说不。当王晓明第二次找我合作时，我又稀里糊涂地答应了。这第二次是有关重写文学史的合作。
早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不满于教科书上的那种文学史，萌生了重写文学史的想法，并且还专门写过一篇题为《中国新文学主流》的长篇论文。那是一九八一到八二年的事情。后来读了研究生之后，这个重写文学史的想法就更加明确，并且在那篇论文的基础上，重新写成《中国新文学主潮绪论》一文。该文写于一九八四年，也就是我就读研究生那年，后来摘要发表在杭州的一张文学评论报纸上，然后收在我的八八年出版的评论集《个性。自我。创造》中。
我忘了当时王晓明是看了我那篇论文还是听了我有关重写文学史的框架性想法，他很有兴趣地请我跟他再度合作。当时，又正值北大的几个年轻同行，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有关二十世纪文学史的一些看法。王晓明认为我们上海也可以做个相应的表示。我听了这意思，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因为对教科书的不认同，乃是许多年轻学子的共识。不过，这次王晓明不知是因为吸取了上次让许子东进来搅和的教训，还是出于其他什么考虑，把复旦大学的陈思和也拉了进来。至于我的那位同届同学则由于对这类合作不太起劲，所以王晓明也就没有勉强。
我以前从来没跟陈思和打过交道，那时，王晓明跟他好像也不怎么熟悉，反正彼此谈过几次后，感觉陈思和在史料上是下过点功夫的。在讨论当中大家虽然都提了些想法，但我后来动笔时，还是以我八四年那篇论文的构想为基础，因为大家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我一口气写了三万多字，就是现在发表的这篇《中国新文学概观》。不知是陈思和还是王晓明，本来想追随北大的年轻同行们，提议把这段文学史冠之以二十世纪文学的名称，但我坚决不认同二十世纪文学一说。至于我为什么不认同的原因，在我后来发表在一九八八年第七期的《北京文学》上的那篇与北大同行黄子平的对话里，有过详细论述。人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参阅。
当文章写成后，在听取他们二位的修改意见时，发生了一件古怪的事情，就是陈思和提出，要把他的名字署在最前面。我没想到这个平时总是笑眯眯的陈思和，会对署名如此在意。那天离开陈思和家里后，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我征求了王晓明的意见。王晓明十分坚决地对我说，这是绝对不行的，不仅整个框架性的构想是你的原创，而且文章本身也是你写的，你理所当然地应该署名为首。
尽管王晓明说得斩钉截铁，但我在修改完之后，把文章交给王晓明时，还是没有如他所说的那样署上自己的名字。因为在三人之间，虽然彼此年龄相仿，但陈思和最为年长，王晓明次之。我猜想陈思和的意思可能是应该长者为尊，所以我也不想跟他太计较，把署名空在那里留个余地给他。后来是王晓明看完后，在标题下写上了三人的名字，把我写在最前面，把他自己写在最后面。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的这份手稿上，署名却是王晓明笔迹的缘由。由于王晓明这么写上了三人的名序之后，最后那份定稿上，彼此也就照着署上了各自的姓名。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因为重写文学史而见过陈思和。但王晓明跟陈思和的联系却越来越密切起来。有关陈思和那里的动静，我基本上都是听王晓明转告的。王晓明告诉我说，后来陈思和对文章和署名都没有什么意见；又说，文章的定稿交给陈思和后，陈思和表示要拿到《文学评论》上去发表。于是，我就没有再多问了。当然，事实上是，此文一直到现在都没见发表，要不是我还保存了一份自己的手稿，这次所谓的合作就这么烟消云散，永远不为人知了。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后来为什么没有发表，是陈思和送到《文学评论》后没有发表，还是陈思和根本就没有送去发表，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缘故。但后来让我奇怪的是，他们二个都不约而同地把这篇文章忘记得干干净净。他们没有忘记重写文学史这个说法，但他们忘记了这篇重写文学史的文章。
套用一话上海话讲，这可真正叫做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与文章的杳无音讯相反，王晓明陈思和却热热闹闹地改写了整个重写文学史的故事。我说的是，没过多久，王晓明和陈思和二人突然在当时的《上海文论》上，开了一个名为“重写文学史”的专栏。这次，王晓明非但没有象上次那样找我合作，连招呼都没跟我打一下，好像这事本来就跟我毫无关系一样，好像他们二个从来没有跟我有过任何重写文学史的合作一样。更绝妙的是，他们在那个专栏里摆出一付把文学史不知道重写了多少次的权威姿态，自己不动笔，而是到处组织文章，就象文革期间组织大批判似的向文学史发动一轮又一轮的进攻。
然而，他们虽然辛辛苦苦地到处组织文章，但他们偏偏忘记了他们手中那篇三个人都署了名的重写文学史一文，甚至连提都不提一下。他们所组织发表的所有文章，基本上都是对文学史的某个局部或者对某个作家某部作品的看法，没有一篇总体上的宏观论述。按说，他们跟我合写的这篇《中国新文学概观》是唯一的一篇宏观论述，但他们宁可让宏观论述文章在他们的栏目中缺席，也不发表他们跟我讨论了好几次后由我执笔的文章。而我的不黯人事则又在于，当时居然没有前去问他们一声，既然你们如此热衷重写文学史，为什么不发表三人署名的那篇重写文学史文章呢？假如你们觉得我的名字放在那里觉得刺眼，把我的名字删去了发表也行嘛。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唯一的一篇完整的重写文学史论文呀。从这篇文章成文到他们开设那个专栏，只有一年不到的时间。就算他们的见识和学术水平日新月异地突飞猛进，此文也不至于那么快就已经过时，没有任何发表价值。总之，我弄不懂他们为什么死死地捂着那篇文章，并且讳莫如深，在他们任何有关重写文学史的文字里和场合上，都绝口不提。
当然，假如我真去问的话，不知道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只是事实上的结果，却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了，那就是，重写文学史一说自然而然地只跟他们二个人的名字划上了等号。或者说，重写文学史一说作为一个历史性的话语，仅限于他们二个人。假如做一道问答题，八十年代是谁在上海重写文学史的？标准答案上只能填上王晓明和陈思和，写上任何一个其他名字都会因答错而失分。这就象后来的人文精神一样，重写文学史也不知不觉地成了跟他们二人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没有专利权的专利品，或者借用一句商业术语来说，成了他们二人的无形资产。而他们所要的也仅仅是这么一个无形资产，至于文学史如何重写，他们其实是无所谓的。他们除了喊出一句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之外，并没有真的认真写过一篇重写文学史的宏观构想文章。他们看重一个说法甚至一句口号的价值。就象他们后来对人文精神一说一样，仅仅把它作为一句口号叫喊一通，至于人文精神究竟是怎么回事，怎样才叫具有人文精神，他们根本不关心，也不在乎。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掌握真理的一种最省事但又最收效的方式，不需要花费任何力气，只要把一种说法或者一句口号想方设法弄到手，一切都解决了。不啻是面包有了，牛奶有了，其他什么全都有了。所谓的话语权力是如何取得的，所谓的学术权威是怎样树立的，假如后人不太懂的话，看了这个例子就明白了，根本不需要去认真学习《三国演义》。至于这种学术上思想上的泡沫化所造成的后果，时至今日，我想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那年是一九八六年，我依然是在读的研究生。记得是在第二年吧，陈思和出版了一本叫做《中国现代文学概论》的小册子。那书名我记得不太确切，但那里面的基本框架却跟我写的那篇文章大同小异。现在，我在此发表那篇文章，以供人们比较和参阅。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我那一年有关重写文学史的思考。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王晓明和陈思和在主持重写文学史时完全忘了我所写的并且由他们讨论过的这篇文章，所以我在此发表时，也没有特意去提醒他们。忘了就忘了呗。但又由于署名是王晓明写的，我不便改动，所以原样照发。
其实，在如何重写文学史上，我后来又有了新的想法，我把那些想法写在一篇题为《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1984)论略》的论文里，也是三万多字，发表在1988年第一期的《黄河》杂志上。这就是后来黄子平为什么写信给我，请我给他写一个有关重写文学史的对话的缘由。说实在的，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假如要我现在再构想一次重写文学史，肯定又会跟以前不一样。也许这也正是王晓明一再找我合作的原因之一，因为他长于在人际关系上搞七搞八，却短于基于生命本身的思想创造和理论构想。在所谓的重写文学史面前，假如拿去那个标语口号式的话题，王晓明剩下的乃是一次次的组织有关文章。其实，以王晓明和陈思和的擅长，做编辑挺合适，做官当然更合适，每每听说他们当上了什么协会的理事，我就为他们感到高兴；但是，他们却偏偏做了教授，所以把自己弄成了那付不伦不类的模样。
至于现在发表的这篇《中国新文学概观》，我自己早就很不以为然了。要不是想证实一下当年重写文学史的内情，我根本就不会把这篇旧文拿出来丢人现眼。
这些往事听上去好像很无聊，没什么意思。但我立此存照，也许对将来的人们研究这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会有些帮助。有许多事情，我到现在都没能全部弄明白。王晓明陈思和在人际关系的运筹帷幄上是相当深刻的，那样的深刻也许我一辈子都弄不明白。当然，我也不想去弄明白。既然人和人不一样，就不需要互相明白。我因为回首往事而想在此加以补充的乃是，当初为什么要倡扬人文精神，正因为一些和我同龄的知识分子太《三国演义》了，《三国演义》到了可以把包括人文精神在内的任何话题都一起演义进去。我还想补充的是，跟我同龄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求生上所花的力气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代。当然，仔细想想，他们活得并不轻松，而且到头来还不如《红楼梦》里那曲“好了歌”所唱的。但是，我想，也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寻求如此个活法，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合理的了。说来真是让人绝望。
不过，我现在之所以写下这篇备忘录式的文字，则是因为还寄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将来的人们再谈论起人文精神时，联想到的应该是《红楼梦》，王国维，还有陈寅恪，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也不是我这个微不足道之人。
谢谢啦。
二00二年九月，写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