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时翻阅过《红楼梦新证》后，开始模模糊糊地知道，《红楼梦》不仅可以捧读，而且可以探究，但我自己真正写出并发表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却是９０年代初，五十岁时候的事了。我写了一些细品《红楼梦》艺术韵味的《红楼边角》，写了几篇人物论（多是以往论家不屑论及或不屑细论的角色，如璜大奶奶、李嬷嬷、秦显家的、赵姨娘等），后来便集中研究关于秦可卿的真故事，被人谑称是从事“红学”中的“新分支”的“秦学”研究；因为我的“正业”是写小说，所以又将“秦学”的探佚心得写成了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与《贾元春之死》……万没想到的是，我这个学养差的门外汉所弄出的这些文字，竟引起了周汝昌先生的垂注，他不仅撰文鼓励、指正，通过编辑韩宗燕女士的穿针引线，还约我晤谈，并从此建立了通信关系，与我平等讨论，坦诚切磋，他的批评指正常使我在汗颜中获益匪浅，而他的鼓励导引更使我在盎然的兴致中如虎添翼……
去岁冬日，我有幸参加了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一个读书节目，主题是评议周先生在华艺出版社所出的新著《红楼梦的真故事》。这是一本用通俗的笔法讲述《红楼梦》一书在流传中，所散佚掉以及被歪曲、误读了的那些真故事的书。周先生在节目中说：“我一生研究《红楼梦》，就是为了写出这样一本书！”此言乍出，我颇吃惊。周先生从事“红学”研究半个世纪了，光是专著此前已有十多种，《红楼梦新证》曾得到毛泽东主席青睐，有关曹雪芹的几种传记虽属一家之言多有与其他“红学”家观点颉颃处，但其功力文采是海内外学界和一般读者所普遍赞佩的，其在《红楼梦》版本方面的研究，乃至对可能是大观园原型的恭王府的考据，还有主持编撰《红楼梦辞典》，等等学术活动，怎么到头来却都是为了写出这样一本省却了论证注释，全无“学术面孔”，出之以“通俗评话”衣衫的《红楼梦的真故事》呢？
自那电视节目录制播出以后，我重翻周先生的若干“红学”专著，特别是再细读这本《红楼梦的真故事》，才终于理解了他的“夫子自道”。周先生称，“自１９４７年起，失足于‘红学’，不能自拔，转头五十载于今，此五十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秋肃春温，花明柳暗，所历之境甚丰，而为学之功不立；锋镝犹加，痴情未已”，其实他五十年的“红学”研究，已俨然历练出了如钢的风骨，在胡适、俞平伯、何其芳、吴组湘、吴恩裕、吴世昌等“红学”前辈相继谢世之后，像周先生这样“痴情未已”的“红学”大家实在是所剩不多了，这本看似平易的《红楼梦的真故事》，那些娓娓道出、如溪入江又如江汇海的情节轨迹与人物归宿，其实字字句句段段章章凝聚融通着他半个世纪全部“红学”研究的心得成果，他以举重若轻的方式，既向学界展示了他的“集大成”（凡熟悉他之前学术专著的人士已无需他再一一注明资料论据），也向一般读者普及了他的苦心所获。五十年辛苦不寻常，真故事终能汩汩流淌，这是周先生所攀上的一个峰巅，当然，也是他的又一个起点。
周先生今年该是七十九岁了。他身体不好，眼睛近乎失明，只有一只眼尚能借助高倍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书刊报纸，而耳朵也近乎失聪，跟他当面交换意见时往往不得不对着他嚷，但他在“红学”研究中却仍然充满朝气，仍时时发表出惊动学界也引起一般读者注意的独特见解，他那固执己见的劲头，常令与他观点不合者既“窝火”又不得不费力对付；他还常常挺身而出，为民间一些“红学”研究者、爱好者“护航”，表示即使某些研究角度与观点乍听乍看觉得“荒诞不经”，也还是应该允许其存在，可以批驳却不必呵斥禁绝，这种雅量实在是很难得的，这也是我特别佩服、尊重他的一个因素。
在周汝昌前辈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之际，我感谢他在我十二岁到我五十多岁的人生途程中，以他的“红学”著作，滋润了我亲近《红楼梦》的心灵。我祝贺他有一个以完整的《红楼梦的真故事》为标志的“五十硕果”，并祝他将自己的学术轨迹，延伸到新的高峰，给我们讲述出更多更细的真故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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