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夫人知道她在中国老一代政治势力中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吗？ 我很惊讶，我的问题竟然立刻得到了明确回答。蒋夫人说，是的。她说自她结婚以后，就一直在与反对她的旧中国政治势力作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较量。 关于蒋夫人和她身边的人，己经有不下二十种描写，我不想理会它们。我对她的印象大都写在我的书里了。蒋夫人说她也曾经写作。她很快就让我感到很轻松。当她丈夫不期而然走进来时，我们己经谈得像老朋友。他不知道她有客人，因此没有先通告一声，就穿着双拖鞋走了进来。我跳起身。就算他穿着双拖鞋，那种将军的威仪也还是使我震慑。每次他一出现，我发现我都会站起来。他妻子为我们作了介绍，他朝我躬了躬身子，就走回后房。 “好好，”当蒋夫人急急地用中文向他解说时，他说，“好好好。”他又鞠了一次躬，就回房关上了门。他刚才说的那种”好好好”，是一种礼仪言辞，其意义随你怎么解释都行。蒋夫人微笑着道：“他没戴他的假牙。你坐呀，哈恩小姐。” 宋美龄在重庆是个大忙人，每天活动都得满满的。而这些活动又往往被空袭打乱。但她还是不时抽出时间与项美丽见面，并安排项美丽参加有她出席的各种活动。包括一所她赞助的女子学校和战时孤儿院。宋美龄的态度十分合作，“你很喜欢我姐姐吧？”她对项美丽道，她说她希望她这本书能够消解有关宋霭龄的那些恶意流言，因此宋美龄热心地“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资料。”并保证不会以自己的意见干扰这部书的写作。她只要求项美丽出版之前将手稿给她们过目，以便核对事实。 “当然。”我热情地道，“只是我不希望你给我任何意见，哪怕你与我的观点有冲突之处。” “我也是这样想的。”美龄道，“你书稿中的不符事实之处，我和我姐姐会指出来的。可我们不会提出任何意见。这是写作此类书的惟一可行方式。要不然它就变成哈里办公室 的宣传品了。” 那年圣诞节，项美丽就在重庆度过。重庆虽只是个战时陪都，但它象真正的都城一样，集中了各国使节和传媒。西方许多组织都派了专员长驻这里。延安政府也在这里设有办事处。到处都是讲英语的人，项美丽不仅遇见了许多上海时期的老朋友，还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左右派人物都有。就是在这里她再次遇见史沬特莱。后来成为国际传媒巨人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泰德·怀特（ Teddy White） 也成了她的密友。这两位都是左派人士。在哈佛读书时修读过中文的泰德也曾像斯诺一样深入中国西北地区，回到重庆后还写了一本书记叙他的见闻。这本书从未出版，泰德解释道：“我自己读过手稿之后，感到除了少部分之外全都应该删去，因为它们不真实。我对自己说，这种书不值得出版。”泰德因之将这本书稿付之一炬。项美丽正是因此深深尊敬他。 这也正是项美丽自己对待她正在写这本书的态度。所以虽然重庆的生活艰苦之至，且时时都有生命之虞。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她仍然在那里一待就是三个月。她不得不天天抱着打字机钻防空洞，只能利用空袭的间隙在油灯下写作。其间不止一次差点被炸死。有一天她从防空洞回家，发现整座大楼己成一片废墟，她的所有行装都化为灰烬，己完成的一包书稿也不见了，过了好些天才奇迹般地寻回。又有一次她在采访途中被空袭困在嘉陵江上，在炮弹的呼啸声中，跟着一群中国难民奔往轮渡逃命。幸而跑在她旁边的中国难民扶了她两把，才让她逃出生天。 三个月后，她为了采访宋氏三姐妹在香港的会合而回到香港，本来打算在此写完全书，又因三姐妹联袂去重庆的活动而追踪她们再次回到重庆。这次一待就是六个月。直到完成全书。在宋家三姐妹相聚重庆的一个月中，她参加了她们在重庆的所有活动。由于宋庆龄住在宋霭龄家里，她也得以近距离了解宋庆龄。虽然这位“国母”对她印象不佳，还警告身边人别与她来往，但这并没妨碍项美丽公正地写到她。 这是我开始写这本书后第一次与她、这位神话般的宋家第二个女儿接触，以了解她的活动。重庆的年轻人和左派分子欢欣鼓舞，迎接她的到来。她被他们当作圣母与女王的结合体。她性格羞涩且谨慎，极力逃避他们的注目，只与少数忠实的老朋友会面。可在她那些仰慕者、以及政治色彩暧昧的人眼里，这却意味着她住在那所屋子里失去了自由。 这些人捕风捉影，说这位红色女王不幸地成了她那狡计多端的姐姐和资产阶级银行家姐夫的囚徒。可是据我所知，孙夫人完全自由，她想看什么人就看什么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在那段时间里，她与她的家人，包括蒋夫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对于这位也是第一夫人的妹妹，她并不想与之敌对，也不想把她看成竞争对手。 项美丽经常到访宋美龄的家。当宋美龄与蒋介石在重庆北岸的居所被炸，搬到南岸的山中别墅时，她也跟着搬到了南岸。 蒋夫人的住所离我有段长路。我要坐滑竿穿过几道山才能到那里。我偶尔会去造访。她住在山上密林间的一座小屋里。从天上看不到那房子。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我与夫人在那小屋里度过了一些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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