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维亚鲁蒂亚指责聂鲁达的诗歌写得太‘随意’。他甚至写了一系列对《大地上的居所》的批注，还做了一次嘲弄性的模仿，大致如下： 在白色人造的阳光上；在影子的锥体和带着标签的日晷上，你往这边飞翔…… 这是对聂鲁达所写的下面东西的戏弄： 阿尔贝托·罗卡斯·希门尼斯在令人惊恐的羽毛中飞来，在玉兰之夜，在电报中，在风、南方和大海的西方中，飞来…… 聂鲁达对许多诗人都有很大的影响。毫无疑问，对于我和我的朋友们，也是如此。当人们谈论聂鲁达时，总是谈论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但这并非那么准确；更确切的说是他以一种奇异的、幻想的和日常的方式看待现实。聂鲁达同时拥有睁开的和闭上的眼睛。梦游人的眼睛。他用这双眼睛洞察现实。” 奥克塔维奥·帕斯发表了《人之根》。他寄给了聂鲁达，后来他知道聂鲁达很喜欢这本书。他们第一次会面是在巴黎，那时西班牙内战已经开始，是在作家反法西斯大会期间。 聂鲁达所在的筹委会邀请了两位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和卡洛斯 ? 佩利塞尔VIII。 在巴黎，他们第一次交谈：“那天晚上他领我们去吃晚饭，并朗诵了他的一首诗。那已经不是《大地上的居所》那样的语气了，尽管技巧、语言和修辞仍然相似。主题是社会范畴的，西班牙民兵的斗争。第二天，我们去了西班牙使馆。在那儿，我认识了路易斯?布纽埃尔。” “我们之间的伟大友谊是在西班牙产生的。我发现巴勃罗对朋友很容易吃醋；他有一种大鱼的风度，一种生活在深水的大鱼，他有一种奇特的幽默感，多年以后，这种幽默感反映在《怪异集》中，在他的书中，这是我较喜欢的一本。那种幽默感在他的谈话中也有。” “他为人慷慨，爱吃醋，他的幽默奇特、古怪，但无论如何不是刻薄，而是观察现实反常部分的人的幽默。在他身上有两种气质：浪漫与幽默；这种怪异与激情的目光的结合是其诗歌最好的也是最坏的部分。” 1940年，聂鲁达以总领事的身份到了墨西哥：“他最初的几个朋友中有一个就是我。我经常见他。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和巴勃罗的交往开始出现了问题，都是关于个人及政治范畴的；对此，我不想说：在有些场合我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图168 奥克塔维奥·帕斯和巴勃罗·聂鲁达的友谊在1941年结束了。二十年后他们才又重逢。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他们在1967年之后又成了朋友。 “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呢？” “我不喜欢聂鲁达的一些做法：他对友谊的嫉妒；他的指责，因为他常对我说，我是所有创作纯艺术的人的朋友。他是他们共同的敌人。我们之间有过关于美学的漫长的争论，后来他的对头贝尔加明所领导的塞内卡出版社出版了我参与主编的《桂冠》，使我们的争论更趋激烈。显然，有关美学范畴的争论归根结底是政治上的争论。巴勃罗患了斯大林主义综合症。所以他不公正，让人无法忍受。谁不和他站在一起就是反动。托洛茨基分子是希特勒的间谍。所有这些引起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矛盾的爆发。他在《漫歌》中向我施放冷箭。我也在一些文章上进行反击。直到我们20年以后我们才又见面。我知道他不时以深恶痛绝来褒奖我。要是有人在餐桌上提起我，他会站起身, 愤然离去”。 “你们又是如何重逢的呢？”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变了。苏共二十大到了，会上谈到斯大林的罪行。这可能引起了聂鲁达的思考。我从一个法国作家朋友那里知道，聂鲁达曾对路易斯·阿拉贡说：‘赫鲁晓夫把我们拉下马了。’ 1967年有一个伦敦的节日，邀请了许多诗人，其中也有聂鲁达和我。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一天，我在走廊里碰见了他的妻子，玛蒂尔德·乌露蒂娅： ‘你是奥克塔维奥·帕斯，是吗？’ ‘对，你是玛蒂尔德，对吗？’ ‘没错。这位呢？是你的妻子玛利·何塞？’ ‘是的。很荣幸。’ ‘你和巴勃罗打过招呼了吗？’ ‘我可不敢去。’ ‘可你比他年轻……你是晚辈，你该去。’ ‘对，是这样。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一枪。’ ‘他会给你一个拥抱的。跟我来。’ 聂鲁达在旅馆的一个小套间里。玛蒂尔德叫他： ‘巴勃罗，奥克塔维奥·帕斯问候你来了。’ 聂鲁达站起来，说道： ‘小子！你可是一点都没变。看起来很年轻。’ ‘一点都没变的是你。’” 都是谎话：我们两个人都变了很多：我们都老了。我向他介绍了我的妻子。我们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里面放着音乐。一切都令人感动。他那天就要走。从那天起，我们一直通过共同的朋友互致问候。我最后收到的是他的一本书：《天空的石头》，上面还有一小段题词：‘拥抱你，想知道你的消息’，日期是1971年。 这是最后一次。不久他就去世了。我总是怀着深情回忆起他。我不会忘记，他是我的诗歌的最早的赞扬者之一，我参加作家反法西斯大会，多少也是由于他的帮助。此外，当然了，他是我们诗坛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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