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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鉴赏 》 唐詩鑒賞辭典 》
元結
劉學鍇 Liu Xuekai
袁行霈 Yuan Hangpei
舂陵行並序
元結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需， 切責在有司。
有司臨郡縣， 刑法競欲施。
供給豈不憂？ 徵斂又可悲。
州小經亂亡， 遺人實睏疲。
大鄉無十傢， 大族命單贏。
朝餐是草根， 暮食仍木皮。
出言氣欲絶， 意速行步遲。
追呼尚不忍， 況乃鞭撲之！
郵亭傳急符， 來往跡相追。
更無寬大恩， 但有迫促期。
欲令鬻兒女， 言發恐亂隨。
悉使索其傢， 而又無生資。
聽彼道路言， 怨傷誰復知！
“去鼕山賊來， 殺奪幾無遺。
所願見王官， 撫養以惠慈。
奈何重驅逐， 不使存活為１
安人天子命， 符節我所持。
州縣忽亂亡， 得罪復是誰？
逋緩違詔令， 蒙責固其宜。
前賢重守分， 惡以禍福移。
亦云貴守官， 不愛能適時。
顧惟孱弱者， 正直當不虧。
何人采國風， 吾欲獻此辭。
這首《舂陵行》是元結的代表作之一，曾博得杜甫的激賞。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詩中說：“觀乎《舂陵》作，欻見俊哲情……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指《舂陵行》及《賊退示官吏》）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舂陵行》確實是燦若秋月華星的不朽詩篇。
唐代宗廣德元年（763），詩人任道州刺史；第二年五月，詩人來到任所。道州舊有四萬多戶人傢，幾經兵荒馬亂，剩下的還不到原來的十分之一。人民疲睏不堪，而官府橫徵暴斂卻有增無已。元結目睹民不聊生的慘狀，曾上書為民請命，並在任所為民營捨、給田、免徭役，很有政績。他的《舂陵行》，就反映了當時苦難的現實，表現了他對人民的同情。
全詩分為三部分。前四句是第一部分，寫上情，概括敘述了賦稅繁多，官吏嚴刑催逼的情況。“軍國多所需”是本詩的關鍵，是人民痛苦的根源，詩人痛感於賦稅的繁重，所以開篇提明，單刀直入。這麽多的需求，哪兒來呢？自然是命地方官去找老百姓要，於是引出下文。“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頂針句的運用，從形式上造成一種緊迫感，表現上級官府催促之急。而官吏卻一個賽似一個地施用重刑，催逼頻繁而嚴厲，百姓怎麽受得了呢？短短數語，渲染了一種陰森恐怖的氣氛。
“供給豈不憂”至“況乃鞭撲之”是第二部分，寫下情，具體描述百姓困苦不堪的處境。
前兩句“憂”與“悲”對舉，通過反詰、感嘆語氣的變化，刻畫了一個封建時代的良吏的矛盾心理：即憂慮軍國的供給，又悲憫徵斂下的百姓。詩句充滿對急徵暴斂的反感和對人民的深切同情。在這屢經亂亡的年代，百姓負擔重荷，“睏疲”已極。詩人衹選取了“大鄉”“大族”來反映，他們尚且以草根樹皮為食，小鄉小戶的困苦情況就更不堪設想了。“出言氣欲絶，意速行步遲”，衹用兩句詩，就活畫出被統治階級苛剝殆盡的百姓的孱弱形象。由此而引起的詩人的同情和感慨，“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撲之”，又為第三部分的描寫埋下了伏綫。
前兩部分從大處着筆，勾畫出廣阔的社會背景，下面又從細處落墨，抽出具體的催租場景進行細緻的描寫。“郵亭傳急符”以下是第三部分，寫詩人在催徵賦稅時的思想活動。
詩人先用“急符”二字交代催徵的緊急。接着再加一句“來往跡相追”，一個“追”字，具體形象地展現出急迫的情狀。詩人深受其纍，在這首詩的自序中說：“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他對此異常不滿，明確指責這種“迫促”毫無“寬大”之“恩”。
然後集中筆墨揭示詩人的內心世界，把詩人的感情變化寫得非常委婉，非常細膩。一開始，詩人設想了各種催繳租稅的辦法：讓他們賣兒賣女──不行，那樣會逼得他們鋌而走險；抄傢以償租賦──也不行，他們還靠什麽生活呢？寫到這裏，詩人蕩開一筆，藉所聽到的“道路言”表現人民的怨聲載道。“重驅逐”的“重”字，既照應前面的“亂亡”“山賊”字樣，也寫出官兇於“賊”的腐敗政治現實，表現出強烈的怨憤情緒。這就促使詩人的思想發生了變化：詩人由設法催促徵斂，轉而决心篤行守分愛民的正直之道，甚至不顧抗詔獲罪，毅然作出了違令緩租的决定。希望自己的意見能上達君王，請求最高統治者體察下情，改革現狀。
在這一部分，詩人發了很多議論。這是他激烈思想鬥爭的表現，是心聲的自然流露。詩人通過這些議論，具體深刻地展示了自己思想感情的變化過程和根據，波瀾跌宕，感人至深。
這首詩以情勝，詩人“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用樸素古淡的筆墨，傾訴內心深處的真情實感，有一種感人肺腑的力量。詩中心理描寫麯折細膩，淋漓盡致地展現作為封建官吏的詩人，從憂供給到悲徵斂，從催逼賦稅到顧恤百姓，最後獻辭上書，决心“守官”“待罪”（見序），委麯深細，“微婉頓挫”（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這首詩不尚辭藻，不事雕琢，用白描的手法陳列事實，直抒胸臆，而韻緻自在方圓之外，正如元好問所說：“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濩音（《論詩絶句》），具有一種自然美，本色美。
（張燕瑾）
賊退示官吏並序
元結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製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 山林二十年。
泉源在庭戶， 洞壑當門前。
井稅有常期， 日晏猶得眠。
忽然遭世變， 數歲親戎旃。
今來典斯郡， 山夷又紛然。
城小賊不屠， 人貧傷可憐。
是以陷鄰境， 此州獨見全。
使臣將王命， 豈不如賊焉？
今被徵斂者， 迫之如火煎。
誰能絶人命， 以作時世賢？
思欲委符節， 引竿自刺船。
將傢就魚麥， 歸老江湖邊。
此詩和《舂陵行》都是作者反映社會現實，同情人民疾苦的代表作，而在斥責統治者對苦難人民的橫徵暴斂上，此詩詞意更為深沉，感情更為憤激。
詩前的序交待了作詩的原委。癸卯歲，即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十二月，廣西境內的少數民族“西原蠻”發動了反對唐王朝的武裝起義，曾攻占道州（州治在今湖南道縣）達一月餘。第二年五月，元結任道州刺史，七月“西原蠻”又攻破了鄰近的永州（州治在今湖南零陵）和邵州（州治在今湖南邵陽），卻沒有再攻道州。詩人認為，這並不是官府“力能製敵”，而是出於“西原蠻”對戰亂中道州人民的“傷憐”，相反，朝廷派到地方上的租庸使卻不能體恤人民，在道州百姓“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舂陵行》）的情況下，仍舊殘酷徵斂，有感於此，作者寫下了這首詩。元結把起義的少數民族稱之為“賊”，固然表現了他的偏見，但在詩中，他把“諸使”和“賊”對比起來寫，通過對“賊”的有所肯定，來襯托官吏的殘暴，這對本身也是個“官吏”的作者來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全詩共分四段。第一段由“昔年”句至“日晏”句，先寫“昔”。頭兩句是對“昔”的總的概括，交代他在作官以前長期的隱居生活，正逢“太平”盛世。三、四句寫山林的隱逸之樂，為後文寫官場的黑暗和準備歸老林下作鋪墊。這一段的核心是“井稅有常期”句，所謂“井稅”，原意是按照古代井田製收取的賦稅，這裏藉指唐代按戶口徵取定額賦稅的租庸調法；“有常期”，是說有一定的限度。顯然作者把人民沒有額外負擔看作是年歲太平的主要標志，是“日晏猶得眠”即人民能安居樂業的重要原因，對此進行了熱情歌頌，便為後面揭露“今”時統治者肆意勒索人民設下了伏筆。
第二段從“忽然”句到“此州”句，寫“今”，寫“賊”。前四句先簡單敘述自己從出山到遭遇變亂的經過：安史之亂以來，元結親自參加了徵討亂軍的戰鬥，後來又任道州刺史，正碰上“西原蠻”發生變亂。由此引出後四句，強調城小沒有被屠，道州獨能促使的原因是：“人貧傷可憐”，也即“賊”對道州人民苦難的同情，這是對“賊”的褒揚。此詩題為“示官吏”，作詩的主要目的是揭露官吏，告戒官吏，所以寫“賊”是為了寫“官”，下文才是全詩的中心。
第三段從“使臣”句至“以作”句，寫“今”，寫“官”。一開始用反問句把“官”和“賊”對照起來寫：“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奉了皇帝之命來催徵賦稅的租庸使，難道還不如“賊”嗎？這是抨擊官吏，不顧喪亂地區人民死活依然橫徵暴斂的憤激之詞，是元結關心人民疾苦的點睛之筆。而下兩句指陳事實的直接描寫：“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更活畫出一幅虎狼官吏陷民於水火的真實情景。和前面“井稅”兩句相照應，與“昔”形成鮮明對比，對徵斂官吏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接下來的兩句：“誰能絶人命，以作時世賢？”意為怎能斷絶人民的生路，去做一個當時統治者所認為的賢能官吏呢？以反問的語氣作出了斷然否定的回答，揭示了“時世賢”的殘民本質。“絶人命”和“傷可憐”相照應，“時世賢”與“賊”作對比，這裏對“時世賢”的諷刺鞭撻之意十分強烈。更為可貴的是詩人在此公開表明自己不願“絶人命”，也不願作“時世賢”的决絶態度，並以此作為對其他官吏的一種告戒。
第四段由“思欲”句至“歸老”句，嚮官吏們坦露自己的心志。作者是個官吏，他是不能違“王命”的，可是作“徵斂者”吧，他又不願“絶人命”，如何對待這一矛盾的處境呢？詩人的回答是：寧願棄官，歸隱江湖，也絶不去做那種殘民邀功、取媚於上的所謂賢臣。這是對統治者徵斂無期的抗議，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觸摸到作者那顆關心民瘼的熾熱之心。
元結在政治上是一位具有仁政愛民理想的清正官吏；在文學上反對“拘限聲病，喜尚形似”（《篋中集序》）的浮豔詩風，主張發揮文學“救時勸俗”（《文編序》）的社會作用。這首詩不論敘事抒情，都指陳事實，直抒胸臆，沒有一點雕琢矯飾的痕跡，而詩中那種憂時愛民的深摯感情，如從胸中自然傾泄，自有一種感人之處，亦自能在質樸之中成其渾厚，顯示出元結詩質樸簡古、平直切正的典型特色。瀋德潛說：“次山詩自寫胸次，不欲規模古人，而奇響逸趣，在唐人中另闢門徑。”（《唐詩別裁》）這樣的評論是恰如其分的。
（吳小林）
欸乃麯五首（其二）
元結
湘江二月春水平， 滿月和風宜夜行。
唱橈欲過平陽戍， 守吏相呼問姓名。
本詩作於大歷二年（767）。作者（時任道州刺史）因軍事詣長沙都督府，返回道州（今湖南道縣西）途中，逢春水大發，船行睏難，於是作詩五首，“令舟子唱之，蓋以取適道路雲。”（詩序）“欸乃”為棹聲。“欸乃麯”猶船歌。
從長沙還道州，本屬逆水，又遇江水上漲，怎麽能說“宜夜行”呢？這樣寫，是正因為實際情況不便行舟，纔需要努力和樂觀的緣故。詩的前兩句將二月湘江之夜寫得平和美好，“春水平”寫出了江面的開闊，“和風”寫出了春風的和煦，“滿月”寫出月色的明朗。詩句洋溢着樂觀精神，深得民歌之神髓。
三、四句是詩人信手拈來一件行船途遇之事，做入詩中：當槳聲伴着歌聲的節拍，行駛近平陽戍（在衡陽以南）時，突然傳來高聲喝問，打斷了船歌：原來是戍守的官吏在喝問姓名。
如此美好、富於詩意的夜裏，半路“殺”出一個“守吏”，還不大殺風景麽？本來應該聽到月下驚鳥的啼鳴，遠村的犬吠，那纔有詩意呢。前人也一直是這樣寫的，但此詩一反前人老套，另闢新境。“守吏相呼問姓名”，這個平凡的細節散發着濃郁的時代生活氣息。在大歷年間，天下早不是“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那般太平了。元結做道州刺史便是在“州小經亂亡”（《舂陵行》）之後。春江月夜行船，遇到關卡和喝問，破壞了境界的和諧，正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特徵。其次，這一情節也寫出了夜行船途中異樣的感受。靜夜裏傳來守吏的喝問，並不會使當時的行人意外和愕然，反倒有一種安全感。當船被發放通行，結束了一程，開始了新的一程，乘客與船夫都會有一種似憂如喜的感受。可見後兩句不但意味豐富，而且新鮮。這纔是元結此詩獨到之處。
這樣的詩句是即興式的，似乎得來全不費工夫。但敢於把前所未有的情景入詩，卻非有創新的勇氣不可。和任何創造一樣，詩永遠需要新意。
（周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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