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嫂对西门庆说孟玉楼改嫁之事）青春年少，守他什么！有他家一个嫡亲姑娘，要主张着他嫁人。
——《金瓶梅》第七回
原来出殡之时，李桂卿同桂姐在山头，悄悄对李娇儿如此这般：“妈说，你摸量你手中没甚细软东西，不消只顾在他家了。你又没儿女，守甚么？教你一场嚷乱，蹬开了罢。昨日应二哥来说，如今大街坊张二官府，要破五百两金银，娶你做二房娘子，当家理纪。你那里便图出身，你在这里守到老死，也不怎么。你我院中人家，弃旧迎新为本，趋炎附势为强，不可错过了时光。”
——《金瓶梅》第八十回
“从一而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为古代社会广大妇女的精神枷锁。秦汉时期贞节的观念就有了初步的发展。汉朝经学家刘向编《烈女传》，女圣人班昭又撰写《女诫》，为女子制定规范，把“贞顺”、“节义”等作为重要内容，好像是女子自始至终就没得到过人们的信任，以为广大女子都是不安定分子。甚至女子婚嫁都要明文规定出来。公元531年，隋高祖杨坚下诏令：“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禁止一部分寡妇改嫁的法律条文了。随着朝代的更迭，女人不但没有摆脱束缚，反而约束自己的所谓规矩是越来越多。
宋理学使贞操观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他们大造贞操舆论，反对夫死再嫁，竭力鼓吹妇女寡居守节。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操观念被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很多女子的青春和生命遭受摧残。
明时期贞操观念进一步恶性发展到了绝对化的阶段。守节保操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成为上上下下的一种普遍的自觉行为。这种控制和约束的发展被严重扭曲了，压抑了人性发展，成了以牺牲妇女为代价的“文明”。
《金瓶梅》给人肤浅的感觉是一部淫秽书籍。可是，男欢女爱本来就是人的基本生理需求，人，准确地说，不单单是人，世界上的其他动物不论是高级还是低级的也会有着一样的需求。
明朝是从元朝衰落中建立起来的。尽管统治者们接受了一些认为元朝灭亡的教训，在政治方向上做了许多改革，但是，真正在思想领域里起作用的还是宋朝遗留下的程朱理学。
明朝皇帝的龙椅安稳之后，便将宋朝时“格物”出来的新儒学——理学奉为独尊之位。明永乐年间饶州儒士朱季友给理学提了一点不同意见，算是学术上的商榷，明成祖知道后龙颜大怒，下旨“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著书，曰：‘无误后人’。”朱棣的这一句话便开了明清两朝以程朱理学禁黜异端的先河，从此理学成了惟一的学问，其他都成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查禁。而明朝的科举规定得更是严格，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四书”中出题，对其理解和运用也必须遵循程朱的注疏。所以，在明朝时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就是以讲述“存天理，灭人欲”为主的理学。在这样的朝代里，讲的是理学，用的也是理学，那时的空气里都弥漫着理学的气息。
明朝主流文化的台面上高唱着“存天理、灭人欲”的高调，而它的背后流行的却是宣扬欲望的色情文学。虽然也时有遭受焚书毁版的查禁，可一部又一部的色情小说还是不断出现和流行。
道士陶仲文，这个跟皇帝不分彼此的人，“见则与上同坐绣墩，君臣相迎送，必于门庭握手方别”。“其荷宠于人主，古今无两”。是以秘方见幸嘉靖者。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有载：“嘉靖中叶，上饵丹药有验，至壬子冬，命京师内外选女八岁至十四岁者三百人入宫。乙卯九月，又选十岁以下者一百六十人——盖从陶仲文言，供炼药用也。其法名先天丹铅，云久进可以长生。”陶仲文所献的秘方，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方子，而是一种春药。
纵欲既有道教的理论基础，又得到了政治上的认可，还可以用来交换权力财富，于是风气蔓延，从宫廷到官府，而至民间，举朝上下，争谈秽事。春药、房中术在上可以求取功名，次下也可以发财致富，一时间成了社会上的主流时尚。人们乐此不疲地寻找、淘弄春药、房中术。陶仲文之后其他的如应天府丞朱隆禧、都御史盛端明、布政司参议顾可学等，皆以进方药而得飞黄腾达。御史万安“初因年老病阳痿，得门生御史倪进贤秘方，洗之复起，世所传为洗御史是也”，靠敬献这个秘方，此人居然一度爬到内阁首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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