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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 》 中國古代社會 》
（四）社會改革
何茲全 He Ciquan
社會上政治經濟出現問題的時候，就會出現改革要求；出現改革傢和改革活動。
中國古代社會時期，前後出現過兩次大的社會改革，一次是戰國中期的商鞅變法，一次是西漢末年的天莽改製。兩次改革，一次是成功的，一次是失敗的。對兩次的改革傢，卻又都是悲劇。
商鞅變法是成功的。他得到國君的信任，推行他的抱負和政治主張，基本上行所欲行了。但結局是悲劇性的，他被車裂了。
王莽是又一類型。他之代漢取天下，可謂應天命順人心的。針對當時所存在的問題，提出一係列改革計劃。他是個主觀理想主義者，是位幻想傢，他到死都不知道他為什麽會死的。他的失敗，是一個改革傢的悲劇，一個必然的悲劇。
中國古代社會，存在着三個大勢力：國君或皇帝，掌握土地和財富的豪富集團，農民。官僚多半出身於掌握土地和財富的傢富集團。社會改革的成敗，這個集團往往起很大作用。改革就要動到他們的利益，他們拼死反對。商鞅變法雖成功，商鞅死在他們手裏。王莽改革，一半失敗在這個集團手裏。
下面且看王莽改革：
王莽的上臺，是應天命順人心的，他的失敗，又是天怒人怨的結果。在古代人的思想裏，天心是順應人心的。
王莽上臺之前，漢朝統治者已統治不下去了。
宣帝被稱為西漢中興之主，但就是宣帝時期已是問題重重。前面引用過宣帝晚年就有個詔書說：“今天下事少，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漢書·宣帝紀》）。他已經盡心盡力了，而仍是“民多貧，盜賊不止”這真使他不明白。元帝時的情況，由他的幾個詔書可以瞭解；“元元大睏，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哀，百姓愁苦，靡所措躬。”“連年不收，四方鹹睏，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又亡成功，睏於饑饉，亡以相救。”“百姓屢遭兇咎，加以邊境不安，師旅在外，賦斂轉輸，元元騷動，窮睏亡聊，犯法抵罪。”（同見《漢書·元帝紀》）。
元帝時人民生活情況，大臣的上疏中也多談及。貢禹曾經指出：“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食，人至相食。”（《漢書·貢禹傳》）。
這種民不聊生的情勢，成帝時繼續發展。成帝罷免丞相薛宣的策說：“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漢書·薛宣傳》）。𠔌永也說：“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究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傢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漢書·𠔌永傳》）。鐵官徒暴動，農民暴動，在成帝時是不斷發生的。參加暴動的人數和地區，在不斷擴大。
哀帝時，鮑宣上書說，凡民有七亡，七亡尚可，又有七死。他把這歸之於公卿貪污、腐敗，說這些官員們，“志但在營私傢，稱賓客為姦利而已”，“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者。（《漢書·鮑宣傳》）。
如前所述，昭、宣、元、成都曾以賜貧民和假貧民公田以及貸給種糧等措施來幫助農民，渡過睏難，成帝還多次赦免天下徒，皆不能解决問題。
人民對漢政權已失去信心。人心惶惶不安，社會上一有流言蜚語，極容易輕信。成帝時，關東大水，流殺人民多至千人。而京師卻無故詆言“大水至”，吏民驚恐，奔走乘城。（《漢書·成帝紀》）。哀帝時，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擊鼓號呼相驚恐。（《漢書·哀帝紀》）。這種謠言流傳和相信謠言，都是人民對當代政治、社會失去信心的表現。
董伸舒開始大講災異。昭宣以後，災異思想和五德終始思想大盛，成為在政治社會上占支配地位的時代思潮。當時人的政治信仰是宇宙間有五種德在輪流，對宇宙的運轉進行統治，人間統治也是和宇宙一樣，五德輪流進行統治，皇朝亦如“四時之運，成功者去”。這時忠於一傢一姓的思想是不強的，擁護劉傢政權的劉嚮說：“王者不可不明三統，明天帝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漢書·劉嚮傳》）。𠔌永對成帝說：“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治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漢書·𠔌永傳》）。這是先秦民主思想的繼續，這是反專製反暴君的優良思想傳統。
昭帝時，泰山有大石自立，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儒生睦弘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他說：“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傢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以承順天命。”（《漢書·睦弘傳》）。睦弘以襖言惑衆，大逆不道：伏誅。但問題在人民已根據自己的思想信抑，敢於大膽的提出要劉傢皇帝求賢讓位。
宣帝時，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宣帝下詔說：“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托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漢書·夏侯勝傳》）。皇帝接受災異論了。
成帝時，災異屢見，成帝也很害怕。他問儒生𠔌永，𠔌永說：“建始元年以來，二十年間，群災大異，交錯蜂起。……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聚善，懼不剋濟。”（《漢書·𠔌永傳》）。這是說，漢傢該讓位了，就是再作好也已無濟於事了。
哀帝時，有人建議“再受命”。這是皇帝可以接受的。再受命，表示已經改朝換代了。哀帝接受這一建議，下詔改元易號，“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漢書·哀帝紀》）
這種漢傢當求賢讓位的思想，漢傢運數已盡的思想，使得王莽取帝位有着廣泛的輿論基礎，人民基矗它大大的有助於王莽取代漢傢政權。
王莽傢族的地位和王莽個人生活經歷，也是王莽爬上皇帝寶座的重要條件。
王莽的姑母王政君，為元帝皇后，生子成帝。成帝時，王莽的伯父王傢兄弟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相繼輔政。世謂四大司馬。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兄弟五人同日封侯。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王氏在朝廷上的專橫，舉一事以為例。“光祿大夫劉嚮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其見憚如此。”（《漢書·元後傳》）。
王莽出身這個家庭，但他的幼年遭遇卻不同於他這些伯叔兄弟們。王莽的父親王曼，早死，未得封侯。莽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生活侈靡，以輿馬聲色逸遊相高。莽獨孤貧，因抵節為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誠備。
王莽這段早年遭遇，對他以後在政治上的發展，卻很有關係。他的外戚傢族，使他有了政治憑藉，他早年的“孤貧”和折節讀書，使他接近社會中層和知識界，瞭解當日的社會問題，並能瞭解一般中下層階級的問題和要求，取得社會的擁護。
王莽伯父大司馬王鳳病，莽侍疾，親嘗藥，蓬首垢面，衣不解帶連月。王莽的行為，和他王傢衆兄弟紈袴玩樂者不同，王鳳很受感動。王鳳將死，特嚮王莽的姑母皇太後及成帝推薦王莽。遂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
靠了這些，王莽在官僚、土大夫階層取得很好的聲譽。當世名士，威為莽言。成帝很器重王莽，封莽新都鄉候，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城。爵位益尊，節操愈謙。
王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成帝遂以王莽為大司馬，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王莽為了使名望超過前人，剋己不倦。生活愈加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漢書·王莽傳上》）。
成帝死，哀帝即位。成帝無子，哀帝是成帝的弟弟定陶王的兒子，不屬於王皇后這一支。隨着成帝之死，王莽也下臺。哀帝時期，王傢的政治地位相當緊張。哀帝的祖母傅太後（元帝妃）和他的母親（定陶恭王丁妃）都很想抓權，王莽和王氏傢族自然在被排斥之列。王莽辭官後，不久即被“譴就國”回封邑新都。這段時間，王莽是很緊張的。傅、丁兩傢，如果是比較成熟的政治鬥爭者，有可能把王莽除掉。但傅、丁兩傢不是這種人物。王莽在新都侯邑，小心謹慎，韜光隱晦，杜門不出。其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殺奴是犯罪的。王莽怕因此引出問題，不得不迫令兒子自殺。
王莽就國三年，官“吏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同上）。哀帝徵莽回長安。
一年多，哀帝死。這時傅、丁兩太後皆已死。掌權的大司馬董賢，衹是哀帝寵愛的一個少不更事的庸纔。王莽姑母皇太後，“即日駕至未央宮，收取璽綬，遺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同上）。
王太後拜莽為大司馬，立年僅九歲的平帝，太後臨朝稱製，委政於王莽。
從此，政權落在王莽手裏，由安漢公而宰衡、居攝、假皇帝而真皇帝。
王莽代漢，不但得到整個官僚係統的支持，也得到民間士大夫的支持。推薦他為宰衡時，“民上書者八千餘人”。（《漢書·王莽傳上》）。後來“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同上）。這裏面很可能有王莽的授意群下的奉迎，但近代史以前，很少人搞這種“民意測驗”。這是中國古代社會裏一次民意的反映，也是中國古代社會裏“民主”意識的殘跡。重要的是它反映王莽得到士大夫階層的廣泛支持。
王莽是在社會矛盾尖銳化的嚴重局勢下取得政權的。擁護他的人，把他看作救星。王莽上臺以後，形勢要求他必須拿出一套改革辦法。如前所述，當時的問題是：商人大土地所有者兼併土地，農民破産流亡淪為奴隸。商人資本操縱社會經濟。王莽改革，就集中在這三個問題：土地問題、奴隸問題和貨幣問題。
這三個問題，是西漢初年即開始成為問題的問題，而且是越來越嚴重的問題。賈誼已經指出他的時代“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歲惡不入，請賣爵子。”他希望文帝及早註意，及早解决。解决之道，他提出“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晁錯更指出：“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他指出商人階級“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指出“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他指出“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他提出解决問題的辦法是“貴粟”，“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如此，“可時赦，勿收農民租”。文帝接受他們的建議，采取了重農、貴粟，減田租的措施，但沒有解决問題，問題卻更日趨嚴重。
到武帝時，已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並兼”。董仲舒建議“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並兼之路，????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武帝雖然沒有直接采納董仲舒的意見，他打擊商人豪強所采取的辦法，超過了董仲舒的建議。他沒收了商人的土地、奴隸和資本。雖然如此，仍然沒有解决問題。昭宣以後，土地兼併，農民流亡、徒奴暴劫一路發展下去，愈演愈烈。
元帝時，人們對社會問題産生的根源，認識逐漸深刻，摸到其源皆在於錢。貢禹已看到“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農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何以至此呢？他說：“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貢禹建議，罷“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𠔌。使百姓一歸於農”。又建議諸官奴婢十萬餘人，“宜免為庶人”。
貢禹建議赦免奴隸，元帝沒有施行。但成帝卻一再“赦天下徒”。哀帝更提出一個限田限奴的思想。他的一個詔書，我們前面已引用過。大臣師丹等根據詔書旨意提出限田、限奴辦法，“諸侯王、列侯、……公主……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但由於哀帝的傅、丁兩太皇太後、皇太後的反對而未能施行。
為社會問題所睏擾而又渴求解决問題的人，把希望寄托在王莽身上，眼望着王莽拿出辦法來。
王莽的改革是從錢幣開始的。居攝二年：“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漢書·王莽傳上》，《食貨志下》雲“凡四品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禦府受直。然卒不與值。”（《漢書·王莽傳上》）。
始建國元年：“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為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漢書·王莽傳中》）
“二品並行”，依《食貨志下》，“莽即真（即始建國元年），以為書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雲“二品並行”者，罷錯刀、契刀、五銖錢，而衹行大錢、小錢也。
這一年，在改革幣製的同時，對田製和奴隸製也提出改革。他批評秦漢的田製奴製說：
“古者設廬井八傢，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厚賦役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製，廢井田，是以兼併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製於民臣，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漢氏減輕田祖，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鹹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同上）。
這個詔書是王莽對秦漢社會問題的概括，也是一個聲討書。
他提出改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的辦法，來解决土地兼併和奴隸問題。他說：“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製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同上）。
土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王和私是對稱的。土地屬於王有，所以稱為王田，奴隸仍屬於私人所有，所以稱為私屬。但已不許賣買。這對於奴隸身分待遇有很大提高。當時的奴隸是和牛馬同欄出賣的，改奴隸曰私屬，不許賣買，至少把奴隸從與牛馬同欄中提出來了。但奴隸並沒有解放，仍然屬於主人，所以叫私屬。改天下田曰王田，這是王莽所想望的古代聖王井田製的恢復。
為了防止商人兼併農民，王莽又設賒貸、五鈞、六筦。目的在抑製兼併。他下詔說：“今開賒貸，張五鈞，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並兼也。”（《漢書·食貨志下》）
張五均的辦法是：“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鈞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它所。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讎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萬物卬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其賈低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同上）。
賒貸是民有急需，由官傢貸與錢，低收利息，以免受高利貸剝削。賒貸的辦法是：“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絶，欲貸以治産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同上）。十分之一的利息，比當時一般商人高利貸的利息低了好多。私人放債，一般的利息是十分之三、四，高的到十分之五、六和十分之十。
六筦是：名山大澤、????、鐵、錢、布帛五鈎賒貸，斡在縣官。後來，又加上酒。
王莽實行六筦的用意，可以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明。他的一個詔書說：“夫????，食餚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鈞、賒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傢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筦之。”（《漢書·食貨志下》，）。
用王莽自己的話說，六筦的目的在：“齊衆庶，抑並兼。”（同上）。
這是王莽的全部改革措施。為瞭解决商人兼併農民，農民流亡破産淪為奴隸問題，王莽的設想，不能說不是針對性很強的，想解决問題的。但實行的結果，卻是事與願違的，全都以失敗告終。
王莽改革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原因，我想可以歸納為三。
一、首先是這些改革都是空想的，沒有物質基礎的，而且是違反歷史發展趨勢的。
把土地收為王有，恢復古井田制度，由國傢平均分配給農民耕種，這是王莽的理想。如果真能如此，那當然是最好不過。但這是不可能的。氏族公社時期的井田製，固已早就消失，就是西周春秋以來的王有土地下的井田製也早已破壞了。商業發展，交換發展，土地私有製的確立，這是人類社會必然的發展趨勢。這趨勢是不可抗拒的，誰要反其道而行，誰就要受歷史的懲罰。王莽規定敢有非井田聖製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但王田命令發佈不久，“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漢書·食貨志下》）。
始建國四年二月，中郎區博對王莽說：“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絶跡，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漢書·王莽傳中》）。區博還是有些歷史眼光的。他知道井田雖是聖王法，但其廢久矣。秦之滅廬井而置阡陌，是“順民之心的。”現在行井田，是“違民心”的，雖“堯舜復起，弗能行也”。
王莽知道人民怨恨，遂下書：“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同上）。
從下詔書更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不到三年。王莽的井田究竟實行到什麽程度，已無從詳考。但無論實行到什麽程度，其不得民心是定了的。大土地所有者固然不願意放棄他們土地的所有權，小農也樂於土地私有，不願土地王有。土地王有也違犯了小農私有觀念，影響他們的生産積極性。
二、制度的本身有問題。以錢幣的改革來說，他不知道錢幣的價值是要由它所包含的勞動量來决定的，而不是法令可以决定的。有一次幣製改革時的大錢與小錢重量是十二比一。大錢重十二銖，小錢重一銖。而價錢卻是五十比一。這就必然引起盜鑄。王莽幣製改革一次，盜鑄情況就嚴重一次。大錢、小錢，二品並行的法製一規定，盜鑄錢者即不可製止。王莽乃重其法，一傢鑄錢五傢坐之，沒入為奴隸。（《漢書·王莽傳中》）。於是“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成。”（《漢書·王莽傳下》）。“每一易錢，民用破産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乃更輕其法。私鑄作帛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什六、七。”（《漢書·食貨志下》）。
錢幣大小比價的不合理，引起盜鑄，盜鑄引起千百萬人的犯罪、罰作、死亡。
三、官僚機構的壞事。王莽的改革政策，都是對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不利的。但是，政府官吏來自這兩個階級，絶大多數來自土地所有者階級，一部分是商人。商人地主階級，利在土地私有，農民有出賣土地的自由，商人兼併之傢有收買土地的自由。出身商人兼併之傢的官僚，如何會推行一種對它不利的政策？王莽的政策，即使本身是好的，如五鈞、賒貸、六筦，但一經官僚機構去推行，好的也就變成壞的了，官僚們的貪污腐敗，什麽使東西在他們手裏一過都變了質。後世王安石的改革，也有很大成分是失敗在官僚機構的腐敗。王安石的改革變法，制度本身、思想境界都是好的。他和王莽一樣，有偉大的抱負，想對社會問題有所解决。改革總要有人去執行，徒法不足以自行。不能不依靠官僚機構。但一到官僚手裏，事情就變質了，好事變成壞事。
王莽在位，從平帝元始元年任大司馬掌權算起，共二十三年（公元後1年到公元後23年）。他以絶大部分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官僚、士大夫的支持上臺，以士大夫地主的反對和人民暴功而告終。誠如當時一個卜者王況所說：“新室即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並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書·王莽傳下》）。他侵犯了社會各階級的利益，在世傢豪族反對和農民暴動下垮臺。
這位泥古不化愚而自用的改革傢，在漢兵入長安，火焚宮殿，死在臨頭的時候，還“紺袀服，帶璽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拭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鬥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漢書·王莽傳下》）。王莽被亂兵害殺。
一代改革傢，落了個悲劇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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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 壹 由部落到國傢 一、早期國傢的出現 （一）殷商社會和經濟 | | （二）周人的早期生活 | （三）滅商後商周兩族的關係 | | 二、階級分化和演變 （一）貴族 | （二）國人 | | （三）衆、庶、民 | （四）私徒屬 | | （五）隸臣妾 | （六）《詩經》中所見各階級的生活 | | 三、井田和土地制度 （一）土地公有製的史影 | （二）周王、諸侯、貴族土地所有製 | | （三）公田和私田 | （四）國與野的不同田製 | | （五）農業生産工具和技術 | 四、早期國傢形式 （一）王廷和群僚 | | （二）城邦國傢 | （三）國（地緣）與傢（血緣）兩係的合一 | | （四）禮、刑、兵、稅、役 | 貳 古代社會 一、春秋戰國之際的經濟社會變化 引言 | | （一）農業生産力的飛躍發展 | （二）城市交換經濟的興起 1．交換和商人的活躍 | | （二）城市交換經濟的興起 2．貨幣和城市興起 | （二）城市交換經濟的興起 3．交換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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