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历史学家有权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谈论历史。是的，任何人都有权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谈论历史，然而，当你的历史观完全歪曲了历史的大轮廓，却还在那里斥骂别人的历史观是“狼奶”什么的时候，你就跌落到了一个历史学家，或者说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专业，乃至智力的最低标准线以下。不客气地说，现在的这股影射史学、“翻案风”中，至少有一部分，就是跌落到了这些最低标准线之下。
然而，为什么中国知识界能够刮起这股“翻案风”呢？这当然首先是由于中国公众长期以来已经厌倦了过于一言堂的，简陋枯燥的官方史学，再加上主流媒体的大肆炒作，学术刊物、报纸、杂志、影视一齐追捧，所以一时间“翻案史学”大行其道，不少公众真的相信“翻案史学”说的才是“历史真实”。原本这股“翻案风”是可以风行更长的时间，误导更多的人的。可是，像《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这样的“翻案史学”完全罔顾历史事实，甚至罔顾最起码的逻辑，这就不仅仅是谎言了，而且堕落为智力低下的谎言了。对于这样智力低下的谎言，仍有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明明知道自己就是意识形态划线，主题先行，却坚持声称那才是“历史真实”。虽然有一部分至少还想爱惜一点自己在智力方面的名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承认这样的历史观在学术上实在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仍旧挺身卫袁，斥责指出袁伟时教授在历史事实面前，在逻辑面前站不住脚的人“基本立场有问题”。理由是什么呢？杨鹏先生发表在《亚洲周刊》2006年2月19日二十卷第七期的《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以下简称“杨文”）把这个理由说明白了：“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袁先生回顾历史，目的是为了推出他针对现实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我们与其将其看成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不如看成是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我认为，杨鹏先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袁伟时教授的“历史”是不是真相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袁伟时教授以及他的许多支持者一开始时气是很壮的：“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然而，他的那些“历史真实”没有禁得起批评者兢兢业业的考证，甚至他的历史学的逻辑都被批评者揭出了“低级错误”。杨文“识时务者为俊杰”，从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的角度进行辩护，确实是比袁伟时教授的那些还要跟人家死缠“历史真实”的拥趸们高明得多，也坦诚得多了。
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以及他“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可以争论。在这里，我们先不妨假设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以及他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是对的。即使这样，袁伟时教授就有理由把历史拉来为现实陪绑了吗？只要“现实的结论”正确了，我们就可以随意歪曲历史，随心所欲地大搞影射史学了吗？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为什么呢？
第一，追求历史的真相，其本身就具有终极的价值。不管袁伟时教授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学并非“历史真实”——不仅不是“历史真实”，而且比他所批判乃至破口大骂的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距离历史真相更远——他打的旗号仍旧是“历史真实”，也就是说他至少还是明白大多数人是看重“真实”这一点的。像这种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肯定是有它的深刻道理的——即使有些道理我们今天还不能解释。
第二，公众有权知道历史的真相，有权自己从历史的真相得出“现实的结论”，所以，我们不应该在历史真相上欺骗公众，这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认为少数“精英”有权代替公众得出正确的“现实的结论”，所以可以任意裁剪历史的真相去引导公众的想法，恰恰是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想法。这就和杨文一直高举的“民主”“自由”大旗不符，因此，杨文从“现实的结论”以及“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是否正确的角度为袁伟时教授所作的辩护是和自己高举的大旗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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