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荟萃 藝術人生:超越平凡的人生藝術   》 第52節:七千塊錢      王崢 Wang Zheng    朱軍 Zhu Jun

  曹可凡:我的人長得反常,我的經歷也反常。我是在上海第二醫科大學求學。在我讀大學五年級的時候,上海電視臺要辦一個欄目叫做《我們大學生》,它需要有一些大學生的主持人,當時我就去報名參加考試。經過初試、復試,最後進入决賽,順利地通過了考試,成了這個欄目的主持人。我一直在讀書,同時在電視臺打工,學到六年級該畢業了。按照我當時的成績可以分到醫院裏去做大夫,我當時特別希望能夠去瑞金醫院做一個內科大夫。可是我覺得電視那玩意兒挺逗的,挺好玩的,我要在這個醫院裏邊做醫生的話,根本沒有時間去做電視。而且你一邊做着電視,一邊想着給人開刀,一邊拉刀一邊想着明天要說的詞,它不合適。所以衹有一個辦法,就是讀研究生。這個時候離研究生的考試衹有一個月了,而且有一門課我根本沒學過,我就去找了導師,然後在短短的一個月裏邊猛攻了一下,最後考了研究生。研究生畢業以後又工作了幾年當老師。最後我想到魚和熊掌不能兼得,還是覺得電視挺不錯的。而且我的研究生導師說:"你還是去吧。估計你幹我這行也不會有什麽出息。"這樣我就去了電視臺,正式成為一名職業的主持人。(熱烈的掌聲)
  張越:我問他一個問題,我特好奇。現在要讓你拉刀拉人,你還會嗎?
  曹可凡:甭說拉人,拉狗我都害怕。(大笑)我記得我第一次在一個鄉下的小醫院動手術,特別緊張。
  張越:我當主持人沒有他這麽兇險,但是也很反常。那時候我是個老師,我原本的理想也不是當老師,也不是當主持人。我有三個人生理想,第一個理想是想當作傢,因為我作文寫得好;第二個理想是想唱歌劇,因為我不會唱歌;第三個理想是想當廚子,因為我饞。
  朱軍:愛吃。
  曹可凡:咱倆又擱一塊兒去了。
  張越:後來我就在《半邊天》節目裏做了一次嘉賓,因為這個欄目當時開了一個小板塊叫《夢想成真》,讓你實現你的理想,做一個特別的職業。當他們聽說有一個像我這樣反常而且喜歡做廚子的人之後,就派我到附近的周莊和蘇州兩地尋訪當地的小吃和蘇幫菜,並且下廚做。我就當嘉賓做了這麽一期節目。做完之後,我不知道製片人是從這個嘉賓身上的什麽地方發現了這個人可以當主持人,可是他們又不敢跟我說。因為那個時候是十年前,電視還沒有現在這麽開放、這麽多元,主持人長得都特別正常,他們要找一個反常的人,怕觀衆不答應領導也不答應,也怕傷了我的自尊心,所以他們就不告訴我。然後就跟我說,請我來再當嘉賓,我就又去《半邊天》當嘉賓。第二個星期他們又給我打電話,"你再來當嘉賓。"我心說這個組挺懶,他們不換嘉賓。第三個星期又打電話說,"你再來當嘉賓。"一個月之後還找我當嘉賓,我都糊塗了。那個製片人就出來了,說:"我們沒讓你當嘉賓,我們想讓你當主持人。我們不敢跟觀衆說,也不敢跟你說。現在看來,觀衆習慣了,也接受了,你就來當主持人得了。"(不斷的掌聲和笑聲)
  (大屏幕出現張越早期的節目資料,娃娃頭加粉色襯衣,真是不敢恭維。配合着後面的故事,大傢完全忍不住了……)
  朱軍:你千萬別以為是你剛纔說得精彩,主要是後面那個圖像更精彩。
  張越:出什麽事了?這已經不是我剛剛做主持人時候的樣子,這已經好多了。剛出來的時候,你們簡直就沒看過。(大笑)
  朱軍:描述一下。
  張越:挺好的。
  曹可凡:什麽叫"挺好的"?(掌聲)
  張越:那個時候我是個學校的老師,大學剛畢業,非常的樸實。每天一下課我就去當主持人,反正我是從課堂直接就到電視臺的演播室坐那兒開始說話。我不知道應該化妝,我也不知道應該換衣服。我穿着一個大T恤衫,每天披頭散發、鼻青臉腫的就去了,到那兒就講,滿腦袋都是粉筆面。做完節目下來,我們製片人很正式地跟我談了一次:"您不是去菜市場買菜,您是中央電視臺的出鏡的主持人。請您穿一件正式的衣服。"我根本就不知道什麽叫正式的衣服,我一輩子都是穿着大毛衣和T恤衫過來的。在我的概念中,正式的衣服就是晚禮服。我沒有啊,就四處找人藉,誰有禮服給來一件。我有一個鄰居從國外帶回來一件,拖地的黑紗長裙,全是鏤空的,絲的花邊露着窟窿眼。我一看這不成,我得穿這件衣服,但是不能這麽穿,裏頭還得套上一件。我也想了,我總不能套上秋衣秋褲吧,我找了一件最好看的紅衣服穿在裏頭就進了演播室。那時候的編導也沒見過市面,這模樣的人就讓進去了,還讓錄了節目。錄完之後,我們領導審。我記得那個製片人張口結舌,想了半天,就跟我說了三個字:"戲過了。"我覺得我很認真,為什麽說戲過了?(臺下笑翻天)
  曹可凡:你很嚴肅地開了一次玩笑。
  朱軍:真正當了主持人以後,覺得這是個什麽樣的職業?
  張越:他們說的跟我想說的差不多。我覺得就是一個最幸運和最不幸的職業。
  曹可凡:其實很長一段時間都不知道主持人這個職業究竟是幹嗎的。經過了很多年,我纔知道我應該做什麽。去年我開了一檔我自己喜歡的欄目《可凡傾聽》,我想用這樣一個節目留下一個時代的聲音,用這樣一個節目拼貼出歷史的一個圖像。這就是我當了多年主持人以後的想法。
  朱軍:聽說《可凡傾聽》一期節目的經費衹有六千塊錢。
  曹可凡:比您說的多一點,七千塊錢。
  朱軍:七千塊錢。以前不做這個節目的時候,出差可以坐飛機,可以住星級賓館,而現在做了這個節目之後,出差衹能坐火車,衹能住招待所。
  曹可凡:前半年的時候,因為經費緊張,所以一般我們都是坐火車。我們找了北京最便宜的一個旅館,就是在中央電視臺附近的水利部招待所,漏水,有的時候還漏電。我們去一趟北京,往往一次要錄5到7期,因為要把整個經費扯平。過去的一年,我衹有一兩個編導,所以這個過程非常的艱苦。一年當中我采訪了50多位嘉賓,幾乎每一位嘉賓的電話都是我自己打,然後我們的實習生把資料找來,都是我自己把原始資料看完,自己做采訪提綱,有時候可以說是做得昏天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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