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大家肯定越看越眼熟：邂逅惊艳，一见钟情；诗柬传话，小婢通容；花前月下，幽会西厢；海誓山盟，私订终身……这不就是《西厢记》吗？连约会的情诗都是一样，当年学习《西厢记》，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明月三五夜》：
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幽会的情书都写得这样雅致，真让人仰慕。不过，结尾有所不同，《西厢记》是有情的终成了眷属，《莺莺传》却是劳燕分飞，天各一方。问题也正出在结尾上。《西厢记》大团圆的结局，符合人们的审美期待——这也是文学史上所强调的进步意义；而《莺莺传》站在表妹莺莺的角度来看，则是表哥张生始乱终弃，这种薄情寡义的举动注定要遭到历史的唾弃，尤其是随着妇女地位的不断高涨，涨到张生难望其项背的程度。
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张生犯了错误后态度很恶劣，不仅不自我反省，不做出一副追悔莫及、撕心裂肺的可怜模样，还振振有辞地自我辩解。在作者元稹问及他为什么要与楚楚可怜、深情款款的莺莺表妹分手时，张生义正词严地说：莺莺表妹乃天生尤物，诱惑力与破坏力都过于强大，当年商纣王、周幽王都是为这样的尤物而葬送了江山，遭受天下人嗤笑。现在，我的德行还不足以克制表妹那样的尤物，我只有克制自己的感情了。
把绝情都说得这样正大光明，说得这么崇高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也让人佩服有时候人真的可以无耻到那种地步。最致命的问题则是，宋代以来，许多专家学者都认定《莺莺传》这部小说是作者的自传，元稹就是张生的原型。这群专家里包括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人物，如刘克庄、胡应麟、鲁迅、陈寅恪、汪辟疆，他们众口一词，咬定张生就是元稹。既然权威们言之凿凿，大家就都对元稹痛恨起来。为人应该讲良心与道德，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即使偶尔做了也千万不要说，一个人偷偷去笑可以了。最可恶的是做了坏事还把它写成小说，得意洋洋地到处宣扬，惟恐别人不知道，这就有些“衙内”风范了。
也不是没有人为元稹辩解。大学问家王士祯就在《池北偶谈》中说，元稹在他的作品中教育小朋友时称自己行为端正，从来不涉足烟花场所，是一个典型的正人君子，“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他怎么会做出这等风流之事呢？马上有人批评王士祯：这种自我吹嘘的话也能作为证据，太幼稚了吧，更何况是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即使经常出入这种场所，只要不抓现行，他都会死不认帐。退一步说，不进倡优之门不等于没有感情失足。于是张生就是元稹的“马甲”几乎成为定论。
陈寅恪是二十世纪最痛恨元稹的国学大师，另一位也让我们崇拜得不敢呼吸国学大师钱钟书，却在这个问题上与陈寅恪大师打上了擂台。1978年，钱钟书参加了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欧洲汉学家第26次大会，并作了《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宣讲。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应用” 使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少了一些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多了一些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的学习研究，他说：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其实就是陈寅恪先生）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与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比西方研究的“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话柄更无谓的。
后来，钱夫人杨绛先生对钱先生的意思进行了清楚地阐释，她写了一篇《事实——故事——真实》的文章，明确反对陈寅恪大师的说法（当然，也包括研究方法），认为文学真实不同于历史事实，文学形象不同于是历史人物。陈先生是在以读史的方法读诗。
如今，又有人持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考据的角度论述张生原非元稹。以陈寅恪为代表的考据派精心搜集的证据有那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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