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几度吹红雨
杭州自古繁华，又兼有山水之胜，到了北宋时期更是一派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景象。钱塘江的涛浪桀骜不驯，西子湖的柔波里满是诗情，好的山水是养人的，在这种有天然优势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氛围里，似乎也注定会出现大批的墨客雅士。周邦彦这位北宋后期的词坛大家，就是其中一位，他继承了婉约派柳永的特点，是位擅长创制慢调、采用铺陈笔法的词人，可以说周邦彦是北宋婉约词派的集大成者和南宋格律词派真正的创始人。杭州的山水给了他灵气，润了他的健笔，而他的一生，无论走到哪里，也都用曼妙的词作来注释着一个杭州文人的形象，一个江南才子的传奇。
一
杭州的周氏家族是一个从五代十国时期就有名于乡间诗礼仕宦之家，周邦彦的五世祖在五代吴越时就是钱氏王朝颇有影响力的文官。钱氏这个小王朝偏于东南一隅，势单力薄，皇帝知道抵挡不过北宋赵匡胤的铁蹄，只能乖顺地纳土降宋，这位周邦彦颇有名气的祖先就随着归降的队伍一起到了汴京，在京城生活了好几十年，大约在邦彦祖父周维翰这一代，周氏家族又跋涉千里，迁回了故乡杭州。周维翰此人一生无甚大作为，不过到生了两个有出息的儿子，长子周原也就是周邦彦的父亲；少子就是与苏东坡交好的词人周邠，当时苏轼刚来杭州做通判，周邠便经常陪着他一起出游饮宴，苏轼在杭州留下的那些诗歌中经常提起的"周长官"，就是周邦彦的这位叔叔。苏轼之所以愿意与周邠交往，一来因为他的性格直率另外就是因为他极善文藻，是个难得的填词高手，他俩正因为关系密切，所以苏轼乌台诗案获罪以后，周邠也受到了牵连。叔叔周邠和苏轼交往的时候，周邦彦已是个十六岁的少年了，青春意气，文采风流，颇为外人赞赏。父亲周原虽然饱读诗书却没象弟弟一样入仕为官，以布衣终其身，即使在文坛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力，不过却影响了周邦彦。周邦彦的名字就是乃父的杰作，它出自《诗经·羔裘》的"彼其之子，邦之彦兮"以及晋代著名文学家陆机的诗文"邦彦应运兴，粲若春林葩"，你看，周原对着位儿子寄予了多大的希望，要他象典故里说的一样成为邦国之佳士，经国之栋梁。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周邦彦的父亲是极崇诗书典籍的，周邦彦后来曾告诉朋友，他的父亲清晨必焚香膜拜书房的万卷典籍，别人笑他执著得可爱，他说圣贤之道几乎尽在我的这些藏书里了，怎能不顶礼膜拜。这种对书籍与文化的热衷，势必为周邦彦创造了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与其说周邦彦写得一手好文章是因为他的天赋，到不如说是有着潜移默化的家学渊源。
不过周邦彦倜傥风流，向来不拘小节这是天生的。现在才十十六七岁，少年周邦彦正值青春年华，有些恃才放旷，不护细行，这种不乖顺的小孩肯定在家受到家长的冷遇，日子过得应该不会太舒坦。杭州虽然号称东南形胜，三吴都会，可是在周邦彦眼里也仅有那一勺似的西湖水还略微值得留恋，其他风物肯定没有汴京繁华。杭州这个僻处东南一隅的地方，文化虽然也发达，可远远满足不了周邦彦这样的高才健足者驰骋纵横，蛟龙嬉戏是要到深海大洋里去的。周邦彦过完这倍受压抑和冷落，不愉快的少年时期，就背起行囊告别家人去汴京寻求出路，他可不愿意学父亲一样碌碌无为终老乡里。好男儿志在四方，他相信，作为首都的汴京一定会给自己带来施展才学的机会。
果然不出所料，汴京城比杭州热闹繁华了不知多少。宋朝从定都汴京到元丰年间已经经历了一百二十多年时间，赵家皇室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优先而且大规模地经营着京师，自然使这片中原胜地成了当时最大的文化乐园和消费中心。特别是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全面实施后，更是给这个本来就十分繁华的帝都锦上添了花。当周邦彦作为一个外乡人漫步在汴京的六街九衢时，几乎每一处都让他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他饱读诗书，自然也就想起了孟元老笔下所描绘的景致：
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急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面对这样的繁华景象，周邦彦又惊又喜，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来汴京，他是为了读书求仕，他流连了几日都城美景后就接受了太学的考试，最终以不错的成绩被太学录用为外舍生，外舍生有三千多人，周邦彦名列前茅。
太学的生活是枯燥的，而墙外的汴梁城则无限热闹，周邦彦时常和同窗好友走出太学，去感受盛世的繁华。北宋曲子词的兴起，和汴梁这些都市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青楼瓦肆的大量涌现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都市里官妓、营妓、私妓，各色卖艺的女子云集，她们多善弹唱，时常以这种最时髦的艺术方式来满足都市文化娱乐的需要。曲子词也因此必然地风行于汴京，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艺术样式，在当时没有再比把这些词唱出来更形象更动听的了。追溯到宋仁宗时期，汴京城里就到处是歌台舞榭，整个社会对曲子词的大量需求，从另外一个层面也刺激了这种新文艺形式的盛行，五代时的词作往往仅限于贵族之间传唱，到了这个时候，曲子词完全摆脱了贵族倾向，走向了市井，走向了民间。文士的雅集，官僚的宴饮，总会请上一些歌舞俱佳的女子助兴，文词高手们往往三盅入腹就即兴填词供她们演唱，音乐和词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而这些能即兴写词的文士自然就特受欢迎，周邦彦以文采风流著称，他在流连街市时无疑也走进了青楼瓦肆，这些灵慧的女子是有眼力的，他们看周邦彦文质彬彬，谈吐不凡定是罕见的文章高手，酒酣之余便让他即兴填词，别的文人也许要想半天，他不假思索顺手捏来，且首首艳丽惊俗，这样的才子当然很快就被京城的卖艺女子所记识。也许后人对周邦彦这些市井故事会觉得诧异，文人怎可如此放浪，可实际上大名鼎鼎的晏殊父子、一代文宗欧阳修，大词人苏轼，诗人黄庭坚等人，无不有填写歌词赠给艺妓的经历。作为后辈晚学且刚到汴京不久的周邦彦，自然会跟随时尚，追随那些文坛前辈，作起应歌艳词来。看，周邦彦顺手捏来的这首妙词：
争挽桐花两鬓垂，小妆弄影照清池。出帘踏袜趁蜂儿。跳脱添斤双腕重，琵琶拨尽四弦悲。夜寒谁肯剪春衣。
--《浣溪沙》
一群天真烂漫尚未成年的小歌女跃入了词人的眼帘，他精心选取了最能反映少女性格特征的生活细节，来表现她们的纯真和无邪。她们争着摘取桐花来插在头上打扮自己，随后她们又手牵着手来到池塘边照影弄姿，抚弄香发。在室内的时候，若见到窗外有蜜蜂欢快地飞过，就连鞋也顾不得穿，急忙冲出门去追赶逗乐。她们衣着华丽，却并不是自己的意愿，她们手戴金镯却嫌这个东西太沉重、太牵绊。晚上的时候也是最累的时候，她们要苦练琵琶，弹出的曲子尽管悲切而且幽怨，但她们自得其乐，毕竟消磨了春光，至于做女红和缝春衣的事，她们现在是不愿意去做的，早春的夜晚这么寒冷。周邦彦用他超凡的想象和那枝出神入化的健笔勾勒了一轴生动鲜活的歌女生活图景，细腻动人。这首词是周邦彦初旅汴京时做的十二首香艳小词之一，也许我们初看这些词会以为周邦彦入汴京的目的只是为了寻花问柳，以为他创作的所有内容也只是反映了与歌女们的交往。实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小歌词是周邦彦所擅长的不假，但这并不是他这个文章多面手创作的全部。他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文人一样，习惯于用小词来写儿女私情，用贴近底层的文学形式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状态，抒发作为读书人的忧国忧民情怀而已。太学里的圣贤之书上下几千年，堆积如山，但这并没有让周邦彦食古不化变得迂腐，他照样可以在轻松的浅斟低唱里逍遥自在。相反，秦楼楚馆灯红酒绿也并没有让才华横溢的周邦彦迷失沉溺。他一方面在太学里刻苦攻读，一方面则留心政局，关心时事。擅长文词的他也发挥长处，以诗文词赋来反映熙宁元丰年间的社会现实，尽管他的诗文绝大部分已经散佚，可从幸存的一些零星篇章里，我们仍可以感到周邦彦青年时期的文学创作是充满现实关怀的。作为太学学生，大宋未来官员的储备，他也十分关注着边境的安全，并曾用一些长篇的歌行来反映当时的西北战事。北宋王朝与西夏的军事冲突，自仁宗时代以来就连绵不断，西夏人野蛮强悍，而宋朝长期扬文抑武，军队缺乏作战能力，不能有效地抵御来自西方的侵扰。王安石变法之后，民间的很多财产虽然到了政府手里，可是由于战事连连失败，这些集中到中央手里的白银又只能充作赔款送到西夏去，北宋王朝即使这样妥协了还是不能解除军事威胁。元丰五年的九月，西夏以倾国之兵围攻边境的永乐城，宋军措手不及，屡战屡败，一个徐姓的守将愁困于孤城，退路也被彻底阻绝。临近的延州守将由于素来嫉恨那位徐姓守将，闹私人恩怨，不遣兵相救。永乐城中断水多日，将士渴死者大半，在这种状态下，城根本无法再守下去了，宋师全军覆没，徐姓守将拼死抵抗也英勇献身，唯有副将曲珍等人光着脚丫，好不容易找到一匹白马，逃了条小命出来。这次战争，宋军丧失将校士兵以及边疆百姓共有二十万之众，西夏尝到了战争的甜头就乘胜东征，直至兵临米脂城才绕回西归。西线全军覆灭的消息很快传到汴京，朝野惊恐一片，震动极大。周邦彦有感于那位副将曲珍偶然光着脚丫得到一匹白马生还的事，痛悼宋军的丧师辱国，也痛斥了贪生怕死的将官，惋惜那些真正有才能却长期得不到重用的人才。他在《天赐白》的一首长诗中用诘问的语气说："舣舟不渡谢亭长，有何面目归江东"，显然周邦彦并不只会填些华艳的曲子词，在他诗里忧国忧民之情如出老杜。相反，若是前线有捷报传来汴梁，周邦彦也会一改抑郁的情绪，变得异常兴奋。可是当他又得知那位打了胜仗的西北边将薛某不得升调困居京城时，周邦彦义愤填膺，痛斥那些朝廷的显宦在京城的豪奢生活里迷醉了，不知边疆军士之苦，更不知怜惜有才干能为国效力的军事人才，这样的朝廷怎能不被西夏侵犯？诗与词里的周邦彦若有所别，这也许是北宋大多数文人都出现的一个状况，诗往往可以用来直接抒发豪情，或借以讥刺时弊，如长剑出鞘、元气淋漓；词则多流露性情，如小桥流水、江南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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