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江西老家静养的严嵩知道皇帝的眷顾，便想靠着这点情谊，给自己的儿孙换回自由。他在皇帝生日之际，命道士建醮为皇帝祈祷，亲自撰写青词献上。皇帝优诏答之。趁皇帝高兴，严嵩上疏祈求皇帝准许自己被流放的子孙回江西为自己养老送终，但是皇帝始终没有应允。
倘若从此严氏父子能够安于本分，可能还不至于沦落到最后生离死别的悲凉。可是严世藩偏偏认为自己不是池中之物，一定要卷土重来。还没到雷州，他就擅自返回江西南昌，并在那里大兴土木，修建豪宅。而且还大肆宣扬，待到他重振雄威之日，就是徐阶、邹应龙命送黄泉之时。
这些话传到徐阶耳朵里，本来他还愿意给严世藩留条活路，如此一来坚定了徐阶斩草除根的决心。严嵩听闻儿子肆言，只能摇头叹息。他也知道，皇帝圣恩，才让自己回乡养老，严世蕃虽被放逐，仍然有回归的可能，如今口出狂言，必会惹恼了皇帝和徐阶，严氏家族，横尸都门那天，也不远了。
天作孽犹可存，自作孽不可活。偏巧严嵩府邸大兴土木的事被从前弹劾过严氏党羽的推官郭谏看到了，郭谏本来还忌惮遭到严氏的报复，见此状欣喜若狂，立刻上疏称严世藩在江西暗聚党徒，诽谤朝议，心怀不轨。这份被夸张的奏折果然立竿见影，嘉靖帝立即派林润逮捕严世藩等人回京听审。
不几日，严世藩被捕入狱。林润将其所见所闻夸大了数倍，拟成奏折上呈给皇帝。被关押的严世藩泰然自若，甚至还残存几分猖狂。显然，严世藩是成竹在胸，妙计在手，才如此镇定。与其一同被关的党羽见严世藩已落得这般田地，却依然春风满面，于是询问是否有脱身之计。严世藩不愧在官场里摸爬滚打了多年，知道嘉靖帝哪根神经最敏感。他命人利用关系，将刑部卷宗中"聚众通倭"这条删去，换上陷害沈链、杨继盛，让他们枉死的罪名。原来，他拿准了刑部卷宗上收受贿赂等罪名皇帝不会痛恨，但是通倭罪名颇为严重，至于陷害沈、杨二人，这当初是皇帝亲自下诏处死的，只要卷宗中出现这条，皇帝肯定会勃然大怒，认为法司官员是在借用严氏父子的案件含沙射影批评圣裁。如此一来，皇帝肯定会翻案，到时候，严世藩就能轻松脱罪，甚至可能官复原职，重新被重用。
经过严氏党羽的努力，刑部尚书黄光升以及大理寺卿张守直等人果真受了蒙蔽，将严氏父子陷害杨、沈二人的罪状写在其中。
严世藩虽然思维缜密，但却低估了徐阶的能力。当这份沉甸甸的罪状书摆在徐阶面前的时候，这位精明的首辅一眼就看出了严世藩的心思。便向众人阐述这份罪状中的"寓意"，并告诉群臣，这样的奏折呈上去，不仅严世藩无罪，而且法司官员的脑袋也不保。
众人一听如当头棒喝，立即拿回重拟。徐阶不慌不忙从怀中掏出自己提前拟好的状疏，甩给群臣，命他们重抄一遍即可。这样做既节省时间，而且还防止消息泄露。徐阶的这份罪状将笔墨都用在了描述严世藩与"倭寇王"王直勾结，准备阴同日本岛寇，引北边蒙古人入侵，从而颠覆大明王朝。
蒙古人与倭寇是嘉靖帝大忌，如此重状，严世藩百口莫辩。身在牢狱的严世藩得知徐阶拟定的罪状书，已知命不久矣，只得抱头痛哭。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世藩被斩于市，严家被抄，共抄得白银二百零五万五千余两，另有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很快，朝中大元也都遭到了清洗，严氏党羽悉数被徐阶剔除。覆盖朝政二十余年的严氏网络，最终被清除殆尽。
家族被抄，严嵩虽然得以保命，但也不甚凄凉。每日只能在坟间游荡，寻些坟场供品来充饥。当年风光无限，衣食住行皆为人间极品，如今却衣衫褴褛，与乞丐无异。一年之后，严嵩在这种凄凉中去世，连一副薄棺钱都没有。直到后来，张居正当政之后，才将严嵩的遗骨收敛，将其厚葬。
严嵩一生对嘉靖帝有求必应，阿谀奉承，从不敢直言以谏，导致嘉靖帝更加刚愎自用，为所欲为，从人臣来看他不是一个好辅臣；从人父来看，其对严世藩纵容宽肆，溺爱无度，令其子随心所欲，跋扈朝堂，也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严嵩位高权重，不仅对受冤同僚不施以援手，反而亲自陷害，这样来看，他也不是一个仁义之人。然而，无论是宦官还是朝臣，对皇帝言听计从都是为了保住身家性命，面对嘉靖帝如此一个几近疯狂的皇帝，想要活得精彩就必须顺从，这样来看，严嵩的举动倒有了几分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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