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文坛刀客”点评文化名人:谁红跟谁急   》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5)      韩石山 Han Danshan

  我认为鲁迅到上海后,就没有什么转变,还是他原来的老样子,无论思想观念,还是为人行事的方式,原来是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子。只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出于一贯的个性,一贯的斗争的需要,更加猛烈地攻击他原来就在攻击着的人。
  如果说在鲁迅的一生中,对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人物的态度或者说是立场有所转变的话,不是去了上海之后,而是去上海之前多少年,已经完成这个转变了。
  严格地说,也不叫什么转变,一下子我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词儿,干脆说白了,就叫“闹翻了”吧。也就是说,他跟胡适、陈独秀他们一起办《新青年》时,是那个鲁迅,闹翻了也还是那个鲁迅。后来到了上海,跟共产党走到一起,成了共产党在文化战线的主将,也还是那个鲁迅。只是时势不同,气味相投的人也就不同,合作的人也就不同。不是鲁迅在变,是局势迫使鲁迅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选择,是我们需要他变。只有变了才能说他多么伟大,多么了不起。
  顺便说一下,我也不同意“利用说”,说是共产党利用了鲁迅,怎么可能呢。鲁迅是个很有个性的人,那么大岁数了,谁也利用不了。是他自己愿意那么做,是他需要那么做。较为恰当的说法应当是,鲁迅和共产党合作。一九二七年鲁迅的声名已经衰落了,走到哪儿都待不长,没办法来到了上海,可说是孤苦伶仃、走投无路。一到上海就受到创造社、太阳社的围攻,就和项羽到垓下一样,四面楚歌,杀不出重围。正好共产党来做工作,推他当国统区文化战线的旗手,何乐而不为呢?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不存在着转变,也不存在着利用。
  前面说到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时,我加了“前期”这个词儿。我是有我的用意的,不妨说是有我的险恶用心的。现在该老实交待了。
  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大将,意思是说,到了后期,他已经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了。他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闹翻了,也就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如果此后他只是当他的官,当他的教授,井水不犯河水,道不同不相为谋,各自相安无事,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人各有志嘛,你不能说当官不是为社会服务,纯粹搞学问不是为国家作贡献。可惜不是这样。他的性格先就不允许。因为对个人的反感,怨气越来越大,积恨越来越深,自觉不自觉的,也就走上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道路。
  鲁迅是怎样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
  有人说是肇始于一九二五年夏天的女师大风潮,有人说是结怨于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当然了,女师大风潮是应当重新审定的,比如说,一方是几个有留日背景的前任校长、教授和官员,年纪都相当大了,总在四十大几吧,一方是留美归来的较为年轻的女教育家,你们都知道,就是杨荫榆,当时是女师大的校长。光这一点就应当掂量掂量。杨荫榆是个什么人,不能光看鲁迅的文章,还应当看看杨绛写的那篇《回忆我的姑母》。杨荫榆是杨绛的三姑母,早年留学日本,当过女高师的“学监”,后来去美国留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学位。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是一个恶婆婆式的校长呢?不说这个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各种资料比照着读,我想一定会得出不太一样的结论的。最近我看到张耀杰先生在二零零四年第一期《长城》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叫《中的鲁迅和许广平》,就涉及这个问题。
  说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的几个关键人物的结怨是因为“三一八惨案”,说鲁迅是同情学生的,反对段祺瑞政府的,陈西滢、徐志摩、胡适等人,不同情学生,认为被打死打伤是活该,是为段祺瑞政府说好话,我认为这简直是胡扯。这些人都是受过英美教育,又大都在大学教书,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陈西滢就“三一八”惨案写的几篇文章,我都看过,我怎么就看不出他是归罪于学生,为段祺瑞政府说话的呢。这在情理上就说不过去,可是过去多少年,我们的教科书上,《鲁迅全集》上,都是这么说的。出事的那天,徐志摩正在渤海的轮船上,回来后编《诗镌》首期,在《诗镌弁言》中说,“这第一期是三月十八血案的专号。”上面发表了闻一多的诗《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饶孟侃的《天安门》,还有他自己写的诗《梅血争春》,后来结集出版时,特意注明“纪念三一八”。说这些人怪罪学生,真不知出于何种动机。而这一天,鲁迅是怎样的呢?蒙树宏的《鲁迅年谱稿》上是这样记的:
  十八日,一早,许广平送来新抄的《小说旧闻钞》,放下抄稿,转身要去参加请愿。鲁迅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这是鲁迅的挽留,因为他不主张请愿。下午即得到刘和珍等遇害的噩耗,鲁迅的心情十分悲痛,指出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怒斥中外杀人者,“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据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和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光明日报》载文《访许羡苏同志》)
  陈西滢说的最不满意的话,就是有些教授不该鼓励学生去游行。鲁迅也是不主张学生游行的,比如他对许广平就采取了挽留避祸的办法,这都不能说有什么不对。但鲁迅写起文章来可就不一样了,你看他是怎样说的。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要是再有游行,学生听了这话,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当然,我们不会以此来非难鲁迅。这是说的要继承烈士的精神。发扬精神,和适当的策略,各是各的,都是应当的,不能说谁对谁错。反正我是不相信陈西滢会和北洋政府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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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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