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事后我后悔没有听取一位法国朋友的忠告，他曾对我说：“既然你时间有限，那么，你去了卢浮宫，对于那些你早从书本和复制品中熟悉的作品，倒不如看上几眼就算，你应当到那大画廊中去发现完全意想不到的美。”而我那半天却几乎是不断奔跑着去寻找那些“神交已久”的“熟人”，对于许多本能引起震撼的“意外之美”，大都失之于交臂！
现在进一步回想，那天倒也有几件本来并未蓄意寻索，“遭遇”后驻足欣赏却久久不能忘怀的作品，其中之一便是晚达?芬奇一百余年后的荷兰画家弗? 哈尔斯的《吉普赛女郎》，这幅画我国近年来的杂志和挂历上也时有复制介绍，但究竟没有鼓吹到《蒙娜丽莎》那般神乎其神，因而我品味时既用不到战战兢兢生怕获大不敬之名，也有着充分而自由的想象余地。这幅画与《蒙娜丽莎》大小相近，也是画一青年女子，也显露着笑容，但给我的冲击力不同。“蒙娜丽莎”矜持，“吉普赛女郎”活泼；“蒙娜丽莎”笑得忧郁，“吉普赛女郎”笑得爽朗；“蒙娜丽莎”令人觉得可敬而不可亲，“吉普赛女郎”令人感到可亲而又可爱。而合之一句话：“蒙娜丽莎”毕竟是刚刚从神界下凡的阔太太，而“吉普赛女郎”却活脱脱是通体市井气的穷妇人，两者相比，后者实具有更浓郁的社会生活气息；而从油画技法上来说，我个人也觉得哈尔斯那相对来说颇为奔放不羁、粗犷洒脱的笔触，比达? 芬奇那似乎过分规整、纤细的描绘，更富“栩栩如生”的效果。这当然大背于权威们的“定评”和一般人习惯性的轩轾之分，但我想作为艺术品的审美主体，个人有自己的独特感受总还是允许的吧！
出了卢浮宫，沿着塞纳河岸边漫步，西岱岛( 即“城岛”）上的巴黎圣母院那高耸的钟楼扑人眼帘。其实整个巴黎市区也就是一座宏丽的大卢浮宫——沿着塞纳河岸边一路前行，无数文艺复兴以来的名胜古迹显露于斯，也仿佛是一道宏丽的画廊布置着无数目不暇接的名画。巴黎这座文化名城，不仅抚育、滋养了无数西方世界的文化人，也熏陶、影响过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巴金不仅在巴黎写成了他那永世留芳的名著《家》，而且他早期的某些小说，干脆直接取材于法国的史实。他不止一次在文章和讲话里提到，他当时就住在巴黎先贤祠旁边，常常去到那卢梭的铜像前，用心灵诉说内心对那充满压迫和不平等的社会的绝望和痛苦，回到住处，便在巴黎圣母院沉重的钟声中开始昂奋的写作。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文学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冼星海和徐悲鸿都曾在法国留过学，从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艺术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使他们在音乐、绘画领域里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还有不少已故或健在的中国文化人在巴黎受过艺术陶冶。至于间接从书本、图片、电影中获得信息，消化后取其精华加以借鉴的例子，那简直俯拾皆是。在中国，不要说已经成名的作家，就是一般的文学爱好者，谁能没有读过巴尔扎克、雨果的书呢？谁头脑里不储藏着巴黎卢浮宫里若干藏品( 首先是《蒙娜丽莎》和《美洛岛上的维纳斯》）的鲜明印象呢？当然，考究起来，也就不难总结出这样的规律：对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文化顶礼膜拜、照搬照套的人，到头来总是没有什么出息，而凡是真正取得成就的人，总是把自己的根子深深地扎在本民族的生活土壤中，首先从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然后再积极地借鉴外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长处，加以融合，加以发展，最后形成自己独有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一系列作品为什么产生了那样大的影响？难道仅仅是因为它采取了最早从西欧产生并兴盛起来的、不同于中国传统章回体的那种叙述方式？当然不是，它们的价值首先在于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本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社会生活和众多人物的不同命运。冼星海的艺术生命，并非存在于他在巴黎音乐学院的毕业创作——深得教授们好评的交响诗《风》中，而充分地体现在他创作于革命圣地延安的《黄河大合唱》等作品里。徐悲鸿也是这样，他自己明确地宣称：“( 对中国画）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可采入者融之。”他的《九方皋》、《愚公移山》、《奔马》、《风雨如晦》等杰作，便是守、继、改、增、融的辉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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