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家因为人来人往，很少有绝对的个人空间，但是奶奶和爷爷的卧室是客厅里面的一个套间，哪个朝南的小房间里有一张奶奶的私人书桌，平时一般没有别人去用。我小的时候，有时喜欢那里的清静和暖和，所以坐在那里写功课。那张书桌中间的抽屉总是被奶奶锁着，右手最上面的一个小抽屉里有她个人的梳妆用品，其中包括一面用了几十年的红色塑料框架的圆镜子，一把塑料梳子，一盒面霜，一盒擦手油。1993年春节过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奶奶坐在那儿对着镜子，很安详地一下下梳着她几十年如一的短发，我坐在她斜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安静地看着她。那时她的左眼皮上长了一个增生物，下边缘有点挡住视线，她指给我看，并说她想做手术把它切除掉，可是医生不同意，我仔细看了一下，未置可否。她又问我：“你看我老了吗？”奶奶的确是明显地老了，她自己可能也察觉出来了。虽然86岁的她，脸上的皮肤还很细嫩，没有太多皱纹，但我发现她的反应比过去迟钝了，话也比以前少了，时常坐在那儿发愣，眼睛看上去像是很吃力才能张开，这都不是我从前记忆中奶奶的样子。可是当她让我看她是不是老了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觉得那个话题不舒服，只是只草草地说了一句：“没有，跟我上次见你时差不多。”眼睛就逃避了她的目光。
要说那年我已经28岁了，可我在奶奶面前，仍然更习惯于继续做那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比如我那次回到北京，想配两副眼镜，奶奶说北京市政协定期给委员们提供一些医疗服务，我回京期间正好赶上他们有一次免费的验光配眼镜，她就带我去了。当我搀着奶奶慢慢走上市政协楼外的台阶时，感觉很熟悉。我熟悉那幢建筑物，70年代末期我经常来这里看电影，80年代初又来这里参加过舞会。跟着奶奶出门的感觉也很熟悉，我总是搀着她的一只胳臂，走得很慢，她总是微微地气喘，说话又慢音量又小，她的个子在我的肩膀之下，我总得低下头去跟她嚷着说话，不然她听不见。从7、8岁起，我就无数次地陪奶奶上街，情形都差不多。进了市政协大厅后的一切也很熟悉，她总是笑眯眯地和老朋友们打招呼，把我介绍给他们，让我管这个人叫某爷爷、那个人叫某奶奶。我这个从美国回来的28岁博士，跟着奶奶，一切又像小时候一样，仿佛时间停止了。或许那正是我的幻想吧——奶奶永远不会比以前更老（虽然我觉得我一落地的时候，她已经是个老太太了），也永远不会死，我永远是她的孩子。所以我幼稚地不肯面对奶奶正在一天天地老去、我每一次见到她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的事实。因为幼稚，在事实面前便不知所措，于是自私地选择了逃避。而今天，我为我的幼稚汗颜，我为我的自私痛哭。
奶奶在那次寿筵上的落寞神态，她在问我她是不是老了时的眼神，和爷爷在我初次离家去美国时抓住我的手臂不放的那个动作，一起永远地刻进了我的记忆中，想忘也忘不了。爷爷奶奶在高龄之后离世纯属自然现象，人生在世谁能不死在这一点上我很唯物。而对死后的情形怎样，我又不一定唯物，觉得人在离世后的情形，任何可能性都不可完全不信。我不能释怀的不是他们的去世，而是他们和我之间未完成的沟通和交流。
那个短短的冬假，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奶奶。1997年再次回国时，我到八宝山去给她扫过墓。
婚姻“大”事
约根是我来美国一年后认识的计算机系的德国留学生。认识他后又过了一年多，我跟他结了婚。
我刚来美国时，在丹佛那个中型的私立大学里，上的是对中国留学生来说冷门的心理系。系里就我一个中国学生。我虽然是大学一毕业就进了研究生院，但我身边的美国研究生们却什么年龄的人都有，主动接近我的人也很多。我呢，自从到了美国之后，如果有人约我吃饭或者出去玩，也不骂人家流氓了。可能因为心想反正他们都是流氓。我还真不是开玩笑，我想20年前，比较正统的中国人对美国人（或者所有西方人）就是有那么点看法。记得我第一次跟我妈妈说我交了一个德国男朋友的时候，我那还算见过点世面的妈妈却担心地说：“可不要染上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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