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评论 》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雙重生命   》 第32節：三色：紅(6)      安內特·因斯多夫 Annette Insdorf

　　巴納德學院的學生喬安娜·普萊森特在她未曾發表的手稿中將法官住的房子和攝影機本身聯繫了起來：“光綫從它裏面射出，在某個已知的時間點，從某個已知的角度。”法官和基耶斯洛夫斯基都在提醒我們，對光綫要有更深的認識，這不僅僅讓我們意識到自己是在看電影，更促使我們質疑“光明”究竟來自何方。這裏的“光明”既指字面意義上的，也指引申意義上的。和貝托魯奇的《隨波逐流的人》一樣——特蘭蒂尼昂在其中扮演生活在1930年代意大利的法西斯殺手馬切羅——令事物變得清晰，這是光綫的作用之一：我們能看到什麽，取决於它如何被照亮，就像該片中的教授用打開窗戶去掉影子的做法，形象的替馬切羅解釋柏拉圖所謂的“洞穴神話”（譯註：來自柏拉圖作品《理想國》的洞穴神話，說的是在一個洞穴裏，有一群手被反綁的人，他們從來衹面嚮洞壁，看到的衹有呈現在洞壁的一些影子，但對此已習以為常。有一天，其中一個人出於好奇心掙脫繩索嚮後一看，原來洞外別有洞天，他以前看到的居然衹是“影子”，而洞壁上影子的本尊居然色彩繽紛，生意盎然。他迫不及待地回去告訴同伴，想引導他們也到美麗的新世界，沒想到卻被指為妖言惑衆，他甚至為此犧牲了生命）。（皮奧特·索伯欽斯基曾說過，拍《隨波逐流的人》的著名攝影師維托裏奧·斯托拉羅對他的作品有很大影響，看來也並非巧合。）
　　《紅》和《隨波逐流的人》中，某些形象和顔色都有意識地反復出現，目的是將兩個不同時間段聯繫在一起。在《紅》中，法官苦澀的過去因為奧古斯特混亂的現在而被引出——即使我們直到影片快結束時纔發現這種關聯。正如珍妮特·馬斯林（Janet Maslin）在《紅》的影評中所寫的：“故事如同照片一樣，衹在暗室中被洗印，故事衹在回憶中，衹在整個事情都已結束之後，纔獲得鮮明的定義。”［3］衹有在第二次觀看時，觀衆纔會發現紅色是如何將人物、場景，或許還有不同的時間段，聯繫在一起的。奧古斯特帶着小狗上街時，一輛紅色的汽車險些撞到小狗。瓦倫蒂娜接米歇爾電話時，手裏拿的酸奶上印着紅櫻桃，她在咖啡店玩老虎機時也轉到了三枚紅櫻桃；電視機天綫上的紅絲帶不僅與她之後穿的紅外套有關聯，也和奧古斯特的襯衫有關聯。她告訴米歇爾說自己想他，睡覺時都穿着他的夾剋，夾剋的紅色為她的口香糖廣告的廣告牌背景做了鋪墊。她手上紅色的狗血與紅色的狗皮帶，以及獸醫辦公室的墻壁顔色、夜色中她的汽車發出的燈光、她的保齡球的顔色都互相有關聯。保齡球館的座位是紅色的，舉行時裝表演的劇院裏的座位也是。輪船票是紅色的，和法官作為餞行禮物送給瓦倫蒂娜的梨子酒的外包裝紙一樣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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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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