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写作这回事
且说床边故事
“床边故事”这个称谓，译自英文“bedtime story”。好莱坞的电影看多了，一提到床边故事，说不定脑海就出现这幅拼凑的彩色图画：抱着玩具狗熊的三四岁金发娃娃躺在自己独立的睡房床铺上，床边坐着的二十来岁的妈妈捧着《安徒生童话》声情并茂地念着。窗外繁星满天。好一个温馨的天地。父母在床边给子女讲故事，源自基督教家庭晚上围炉读经的传统。随着时代的演变，今天的父母给孩子读的不一定是《圣经》，但床边“话语”这个习惯，一般中上家庭还是延续了下来。西方儿童文学发达，说之不尽，做父母的不愁没哄小孩入睡的资料。从前的中国父母，即使童心旺盛，为了顾全自己的“形象”，看来也不会纡尊降贵，在儿女面前哈着脸扮小白兔或大灰狼。宝玉在大观园，“三千宠爱在一身”，是奶奶和妈妈的心肝宝贝，可就没人给他讲床边故事。且说床边故事第一辑写作这回事贫寒家庭，父母忙于生活，早出晚归，回家面对的又是“一家四口一张床”的眼前现实。对于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床边故事”自有不同的定义。在书香世家长大的，也不一定有听床边故事的机会。梁从诫的妈妈林徽因“饱读番书”，照理说晚上哄孩子睡觉时，会守些洋规矩，给他们说些爱丽丝梦游奇境的经历。但身为人母的林徽因，按梁从诫的说法，从小就不把他当做小孩，不会说小白兔、大灰狼的故事。她自己看《米开朗琪罗传》时，就跟儿女描述米开朗琪罗为圣彼得教堂穹顶作画时有多辛苦。旧时中国的孩子，没有几个不是吟诵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这些古训长大的。一开始知书识墨，就受父母耳提面命，朝乡试县试等“功名”的方向走。传统文化的“大气候”能给儿童文学生长的空间不大。在西方文学中，童话是个根基深厚、备受尊重的文学类型。西方的知识分子，没有几个不是先经童话世界的教化，然后才走进成人天地的。西方知识界对儿童文学的重视，经德国诗人和批评家席勒一语道破：“我儿时听来的童话故事，其意义比我日后学到的任何人生道理要深刻得多。”西方文学的主要类型如诗歌、戏曲、小说，我国应有尽有。识者有言：“欠”的只是荷马体的史诗。看来欠的还有为孩子而写、以孩子为对象、自成一体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有言：“我以为做好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工作，最要紧的是熟悉儿童。儿童文学的读者对象再明确不过，是儿童。不熟悉他们，就做不好这个工作。”陈蒲清在1993年出版的《历代童话精华》中，把《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和《周处除三害》这类“故事”收了进去。神话和寓言当然可用做童话的素材：只要叙事手法、语言模式和说话的腔调适合孩子幼小世界（small world）的生态。西方的童话是其独特的民风与文化的产品。我们的文化体系跟他们有异，产生不了佩罗、格林兄弟和安徒生这种童话文学大师，实不足为怪。我们更不必因此“欠缺”而“惭愧”。可不是么，多姿多彩的西方文学类型中，就“欠”堪与我们比拟的对联文学，或灯谜，或回文诗，而它们正是中国文学自成天地的一个标志。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或者更正确地说，随着“粗通文墨”的小朋友成为出版人“诉求”的对象后，儿童文学近年在中国已渐成一种“显学”。《哈利·波特》刚在欧美书店上市，就有中译本出版。赵元任译的《爱丽丝梦游仙境》有多种“现代版”。除了加上色彩明丽的插图外，文字的口语部分也作了若干修改，方便在台湾地区长大、不太习惯“你说话来着”或“哈，这一回我得要好好儿地来啦”这种说法的孩子阅读。这种措施正符合任溶溶所说的儿童文学翻译的要旨：认清读者对象。但我一向认为，我们孩子的读物不能光靠“进口货”。林在山曾在香港《信报》为文介绍过《哈利·波特》，提到她“钻书店，发现这本在英美脱销的书在香港竟大叠存放，还有书店削价促销，在书展上又以大折扣求售”。如果在港面世的《哈利·波特》不是原文而是中译本，会不会这么受冷落，我们无从得知。中译本出自彭倩文之手，译文中规中矩。不过，单以阅读经验来说，实难想象对西方（特别是英国）文化和生活习惯陌生的中国孩子怎么去领略其中滋味。第十一回是“魁地奇比赛”。作者花了差不多一整章的篇幅去描述这个魁地奇球赛如何如何紧张刺激：球目前是落在史莱哲林手中——马科抓住快浮——闪过西亚——闪过凯娣——一个搏格迎面飞来，朝他脸上重重撞了一下……对于不知“魁地奇”为何物的读者来说，这种“现场实播”叫得再声嘶力竭，也是白费功夫。像《皇帝的新装》这种西方儿童文学，是可以“汉化”的，因为“笨”国王我国也有。但哈利·波特却彻头彻尾地是个浸淫于英国历史与文化的孩子，冥顽不灵，拒绝汉化。为了让我们的小孩子能全情投入，我们的儿童文学应该力求自力更生。这仅是我的希望。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土产”的童话作家，对牛和马这两种动物情有独钟，安排它们在充满人情味的故事里。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希望？无他，因为在中国传统里，从阴间到阳间来催命的牛头马面都不是好东西。它们若在童话世界出现，说不定可以改变形象。长 短 调其一杨宪益与二锅头2000年8月3日《壹周刊》载宪益的特稿《天凉好个秋》，图文并茂。只见年逾八旬的白发老人孤坐书房，拈着水杯的右手搁在膝上，旁边是五块钱人民币一瓶的红星二锅头烈酒。我无缘认识杨宪益(Yang Hsien?Yi)和戴乃迭（Gladys Yang）这对翻译界知名的夫妇，但对他们的贡献，一直心存感激。20世纪60年代初，要在英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若没有他们的译作当课本，是很难凑得上一个学期的教材的。多年前我介绍过美国汉学家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对中国文学英译的贡献，《诗经》、《史记》、《汉书》、汉赋和唐诗宋词的英译都出自这位哥大教授的手笔，因此他可以说是“以一人‘译’一国”了。中国传统文类中，他未试身手的就是戏曲和小说。长 短 调第一辑写作这回事杨、戴二人的英译，以文类言，比沃森的范围大多了。除了诗词杂剧，他们还兼顾了小说与传奇，译了《牡丹亭》、《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大部头著作。《壹周刊》称这对夫妇为“国宝级人物”，谅不为过。去年底，久病的戴乃迭去世。她患的是“老年痴呆症”，终日傻笑，什么事都不记得了。以她的经历而言，死也可说是一种“福气”和解脱。杨宪益呢，尽管在记者面前表现得很潇洒，但他心头的悲痛实不足为外人道。《壹周刊》对他的访问，最能点出他目前心如枯木情怀的是以下几笔：他对身边的一切，淡薄得教人吃惊。在他的书柜里，零散地放着他与妻子合译的作品，记者拿出来看，他淡然地说：“拿去吧！我不要了。”吃晚饭时，他主动说：“我们家，连骨灰都不留了。”他指的是老伴，火化后，他连她的骨灰都不拿回，更别说坟墓了。“我将来也是一样。”儿子呢？葬在伦敦吗？“是吧！我没有看过。”像在说别人的事。1940年他从牛津大学毕业，即匆匆返国共赴国难。“那时年轻人总想自己是中国人呵！”他说。听闵福德（John Minford）说，杨氏夫妇最爱的杯中物，是Johnny Walker（尊尼·获加）。“文革”前后，外地朋友去看他们，总拿一两瓶红牌黑牌作见面礼。杨老今天以二锅头做伴，光景真的不似从前了。其二退休老人去年夏天，旧金山一个基金会的“执事先生”不辞舟车之劳，跑到屯门来看我。握过手后，他给了我一张印上地址和电话传真的名片。姓名下面，只见一行小字——“退休老人”。此外再无其他记载。平生接过的名片何止千百。有的是“复叠式”的，长长二三“页”，把自己的学位、现任曾任职位全数印了上去。“退休老人”的名片，正因异于凡品，堪作collector?s item（收藏家的物品）。我想：纳兰性德如果活在今天，非印名片不可的话，名号之下，大概会加上“身世悠悠何足问”这种自况的描述吧。“退休老人”，犹见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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