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中的冯道，是一位相当离奇的人物。他历事四朝，三入中书。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汉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够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与“戎王”论道而使之心折。冯道所作《长乐老自叙》，一篇简短的自传，内中列举他的官衔，倒占满一面。他被封公爵五次。既为鲁国公，也被封为梁国公、燕国公、秦国公和齐国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认冯道并非因谀见宠，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成了一种贤良的名誉。《旧五代史》说他“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镇俗为己任”。《新五代史》也说“道既卒，时人皆共称之，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称誉如此”。而且新旧两史一致认为契丹之没有夷灭中国人，冯道之力为多。
这故事赋予我们一种印象：传统历史家以“褒贬”为己任。也就是认为盈天地的事迹都可以用同一道德的尺度衡量。可是在其窄狭的历史观里也终产生例外之情事有如冯道者。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传统历史家忽视技术因素的重要，也不能体会历史在长时间上之合理性，这都是引用道德解释历史，操切过急将牵引的事实过于简化所造成的。
公元９０７年唐朝最后的一位君主昭宣帝李祝禅位于朱温，自此展开了梁、唐、晋、汉、周的五个短朝代，到９６０年赵匡胤在陈桥驿被军士推戴，成为日后的宋太祖，当中只有五十四年，这期间在历史上则称为“五代十国”。现有的历史纲要，大部分没有叙述到故事的重点；新刊行的研究文字，则又过于繁碎，都不是一般读者亟于领略又能掌握的资料。
我们应当先看清：在悠久的中国历史里，五十四年不为过长。况且五代十国上接李唐下承赵宋，彼此都是连亘约三百年的大帝国，可见中国社会在这过程中虽经颠簸，并没有完全垮台；并且这五十四年内，尚可能产生若干积极的因素，这样才能让自北魏拓跋氏所创的“第二帝国”继续在历史进程中迈进。
五代十国之产生，由于唐朝的衰亡。但是李唐王朝之崩溃，并非由于社会之退化，而是由于社会之进化。一到八世纪，全国人文因素愈趋繁复，各地区的进展层次却又参差不齐，其整个的毛病是一般情况与唐初行政设计的扁平组织发生距离。两税制一行，各地区又自行斟酌处理其财政，其数目字既加不拢来，于是文官组织之各种事务都能按品位职级互相交换互相策应的原则都行不通。政府的措施也难得公平合理，于是朝臣分为党派，皇帝则无可奈何，只好挪用一笔公款组织禁军，信任宦官。一到内忧外患加剧，其分化的情势也更明显。
朱温经唐朝赐名朱全忠，他后来又改名朱晃，是从黄巢阵容里降唐的将领，他究竟是狼子野心，老早蓄意篡唐，或事到临头，不得不如此，已无关宏旨。即使他是否如有些历史家所说“自为天子执辔，且泣且行，行十余里”（有些人则说他不过策马先行替天子开道），又是否全部矫饰，也与今人关系至微。这时他的目标则是重组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于是让自己被封为梁王，以掌握开封一带的南北孔道。又诛宦官，强迫昭宗李敏迁都洛阳，以逼近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中原物资。９０４年他更取得诸道兵马元帅的位置。昭宣帝任命他总判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的事务则辞不就。但是至此他取唐而代之的企图已无法包瞒也无从遏止。因为传统的中国政治就不容在皇帝之外再产生一个如此大权独揽的独裁者。
这时候唯一能与朱温对抗的为李克用，他是沙陀人，他的父亲朱邪赤心因勤王赐姓李。在收复长安的军事行动中，李克用建功不在朱温之下。兹后他以晋王的地位，取得太原以北的地盘（河东）作为沙陀骑兵的根据地。五代十国期间，这由太原与开封间造成一项敌对之轴心的情势未曾中断。即使昔日之战友，如今分处两地即为世仇。继朱梁之后李存勖（李克用子）之唐，石敬瑭之晋，刘知远之汉，和郭威之周，其创始人都先后出自李克用的军事系统，虽然在血缘上说，他们和他们的继承人属于几个不同的民族。
实际上五代不过是五个希望成为正规的朝代，且一直在北方。除了极短的时间之外，都定都于开封（汴）。十国则系这五代统御不及的王国，也有前后重叠的情事，大都在南方，也是五代政府鞭长莫及时一般草莽英雄割地据土的产物。唯一的例外则系梁唐晋汉周之周在开封成立时，刘知远之弟也仍在太原称帝，国号也为汉，历史家则称之为“北汉”，算作十国之一。唐朝的二百六十八个州，五代所谓中央政府所控制的不及半数。
当太原与开封展开斗争的时候，有一种侧面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此即是公元９３６年石敬瑭在太原与开封作战的时候向契丹乞援。后者的耶律德光和他见面之后石敬瑭承认割幽燕十六州予契丹，这十六州包括今日河北的北端，北京也在内，又及于察哈尔的一部和山西省雁门关以北。并石敬瑭称耶律德光为父，每年又进奉绢三十万匹。传统历史家都以为让异族割据长城以南的地带，又称臣纳款，造成历史上至大错误。迄后中国不知费了多少力气，也收不回幽燕十六州。直到１３６８年明太祖朱元璋令大将军徐达北伐，才算还我河山，至此距石敬瑭的割让已四百三十年。
然则事实却并不如此简单。契丹发源于东北之辽宁吉林，中国古籍称他们为“东胡”，实际则属于蒙古语系。他们在隋朝即见诸典籍，在七世纪武则天时代即已蹂躏河北。唐朝末年，他们的首领阿保机（生于公元８７２年），开始引用汉人，建造城郭，奠定了农业基础，又创造文字，开盐铁之利。在朱温称帝的同年（９０７年）称帝，虽说还要待四十年后才正式立国为辽，但此时已有适当的典章制度和南朝抗衡。
同时我们还要看清：当日华北沿长城一带是一个汉人的多数民族的农业社会与少数民族游牧社会互为出入的地区，终唐之世没有一方取得绝对优势。《新唐书》的“北狄传”还说最后的一个庐龙节度使刘仁恭，曾和契丹订约，以牧地换战马。而且９３６年之前，契丹之侵略山西北部也见诸形迹。所以这一套的发展，并不完全由于石敬瑭之开门揖盗，契丹立国后进出华北，已是迟早间事，只是阿保机和耶律德光父子利用中国国内的间隙作拓土的根据手腕灵活而已。
从长时间远距离的观点看来，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其国防重点也同时东移，以后不仅契丹之辽，而且女真之金、满洲之清都发源于东北，即蒙古部落发迹的克鲁伦河也仍是正北偏东。这中间的一段没有被人注意的发展则是当日河东地区的沙陀势力虽有分化作用，可是经过五代十国的阶段，已渐为次要，以后北宋之征北汉，并不费力。而侧面的契丹问题，则又成为主要。同时宋朝对付这种问题，开始采取一种竞争性的体制。敌方既已成为一个死对头，则不能再以蛮夷戎狄的名义一味轻视，这种态度为汉唐之大帝国之所无，也不是兹后明清两朝所能承袭。
按其实则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采取军事体制，即已经不期而然的采取了竞争性的态度。中国之如此，也不始自北宋，也不始自五代，而是在唐末藩镇跋扈的时候，已具其端倪。当时各节度使，割地自守，都在他们掌管的城市里，创设“牙军”。牙军原系衙内之军，不过是节度使的随身卫队。便是一经各藩镇提倡变成掌管者的亲军，如田承嗣在魏博时，“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
其他各地不一定能进展到这程度，但是牙军，成为优秀部队，有特殊的饷项给养。内中的将校，又成为节度使的“假子”和“养子”，不仅职位世袭，而且队伍一扩充时，他们就升任高级指挥官。其他的“外军”和“团练”，则作为第二线和第三线的军备。这样造成一个全国皆兵的姿态。藩镇的军事力量也由所在之镇辐射而达于全道，要不是完全代替了州县的文官组织，至少也构成一种平行的机构，干预或独断民政。
这些藩镇内的节度使对于“长史属官任情补署”，则其经理税收，已无一定的法则。不过照现存的史料看来，他们并没有全部创设制度，而是按“两税”的原则大规模的扩充修正。田赋则一般的提高，房屋也有地产税，盐樊专利惩罚严峻，酒醋官卖，及于曲蘖，货物的进出则在各地设有转口税，通常由军人掌握，即所谓“部曲主场院”。唐制节度使和副使各有判官之外，各道另有“军事判官”，这时候各牙军也有“押牙”，掌管经理与后勤。这些人员于是利用军事组织，造成财政税收的系统。五代时承袭这种体制，一般将税收增加到最高限度，为传统中国历史所无，经过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指出，也见于各地方志的记载（有如１５６６年的《徽州府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是因为藩镇官员一般世袭，他们与所割据的地方，有相同的利害关系，他们也能够窥测到财源的所在，又能负责作主，不致因征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为官僚制度一切由中央遥制，只顾系统之完整，漠视各处实情之所不及。
五代对这种军事财政体制，一方面给予承认，一方面也在逐渐加强中央的管制。唐朝的中叶以后，常备兵以名称作番号，有如“威武军”、“长兴军”。五代时因袭这种办法，节度使所管辖者为军，也各有指定的防区。于是全国构成几十个军管区。《五代会要》列举三十六个州改隶于各军节度使的经过，证实其整个组织，实系一个庞大的军政府。而枢密使的设置，则表示着中央集权的趋向。枢密使原为小官，在唐朝以宦官典禁军的时代设置。五代时枢密使则显然的成为一个直接报告于皇帝的军政部长，不受宰相的统御。与之相对的则是三司使。“三司”为盐铁、户部和度支。一般说来盐铁所管为新型商业收入，户部则掌握传统的农业收入，度支则管辖交通和物品的转运。把这些职责归并于一个掌握，也表现着中央政府财政集中，有策应其军事行动的准备。此外后唐于公元９２６年设官为“三川搜访图籍使”，９５８年后周派三十四人于诸州检定民租，更显得各地区各自为政的趋向已成过去。这一切措施对奠立宋朝的基础都有相当的贡献。
传统的历史家对于五代十国没有多少好话可说。要不是“僭窃交兴，称号纷杂”，则是“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他们不知道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时期，将军事与财政的管理权放在地方政府头上，使一切更趋紧凑和实际，然后再集中归并。否则就不能构成北宋这样一个带竞争性的体制去和北方少数民族用骑兵为骨干有农业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况且军备和税收提高，交通与货币的使用活跃，是中古时代刺激经济成长的不二法门。“十国”在南方之“国”，经常在同一时期只有四个或五个。这样的疆域与面积也比较便于管理，而以发扬各地区经济的潜势力，则较统一的大帝国凡事都要着重均一雷同的办法有效得多。一般的情形，各国间经过初期分裂的争斗，开始承认及尊重邻国的现状。人质则经退回，各世家又约为婚姻，增进友谊，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又能互相通融周济。要不是因为北方的外患关系，这样的安排不见得比统一的大帝国为低劣。
钱谬在浙江筑海塘兴水利；王审知在福建开甘棠港，提倡国际贸易；马殷在湖南种茶，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使茗茶行销于华中各地，又铸铅铁钱，以贱值的货币促进民间的商业。这种种作为也不是统一大帝国的官僚组织所能随意创制而能胜任愉快的。只是武人抬头，文士揠蹇。这五十四年不是大政治家建功立业的际会，甚至也不是忠臣烈士青史留名的机缘，所以在这非常时期，产生了一个冯道，他替一般人民请命，保存了传统统一政府行政的逻辑。一般的作史者，对付这样一位“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的“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又不能随便褒贬，也只好把他当作一位例外的人物看待，让他去自命为“长乐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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