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李太白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中，即待诏翰林期间，他留给世人最深的印象还是嗜酒狂饮，皇上每次召见他的时候，同僚每次遇见他的时候，权贵每次宴请他的时候，甚至我们这些后人考证他在长安的生活的时候，诗人总是沉醉在酒的世界中。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丢掉了一份极为荣耀的体面工作。说到工作，李白似乎总是在饮酒，没见到他处理具体事务，两年的时间内唯一的政绩似乎就是“草答蕃书”，但就是这一政绩也遭到了后人的质疑，觉得可信度不高。后来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先生在编纂《警世通言》的时候，把这个政绩改编成《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看来即使这件政绩，依然是在醉意朦胧的时候完成的。或许，李太白“醉圣”的名号就是这样闯出来的，《开元天宝轶事》说：
李白嗜酒不拘小节，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尝错误，而与不醉之人相对议事，皆不出太白所见，时人号为“醉圣”。
《旧唐书》说，李白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此言自然有偏颇之处。正如同眼光毒辣的王安石，在众人齐声颂扬李太白的时候，冷不丁地冒出一句：太白之诗，十之八九言妇人、酒耳。这话让大伙心里很不痛快，却又一时半会儿找不出反驳的证据。
《青琐高议》记载，离开翰林院的李太白，首先到华山去旅游，骑着一头小毛驴路过华阴县。华阴县令正在审案，抬头突然瞥见一人喝得醉醺醺地骑着毛驴左右摇晃——李白又在喝酒，而且是且行且饮。县令不由大怒，让捕快将其捕将过来，喝道：“尔是何人，安敢无礼？”李太白曰：“给支笔让我写供状吧”。县令看他是个读书人，就答应了，太白也不回报自己的姓名，只写道：“曾得龙巾拭唾，御手调羮，力士抹靴，贵妃捧砚。天子门前尚容吾走马，华阴县里不许我骑驴。”县令一看，大惊失色，满脸羞愧地站起来谢罪道：“不知翰林至此，有失迎谒。”竭力挽留，太白不顾，复跨驴而去。
这样的故事，严肃的读者一般不会相信。研究李太白的专家说，据可靠资料，离开翰林院的李白曾到汴州，与杜甫见面了，这大约是在天宝三载的夏天。学者们齐声欢呼，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时刻。闻一多先生激动地说：“譬如说，青天里的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
两颗耀眼的星星碰面后发生了些什么呢？李白的有关传记自动地把这次伟大的会面过滤掉了，因为当时及当世的杜甫还不足以与李太白相提并论。而《新唐书》杜甫本传比较详细描述了他们的这次碰撞：“（杜甫）尝从（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人莫测也。”看来，李、杜二人与后来加入进来的著名诗人高适聚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在饮酒。两年后，李、杜再次相逢在齐鲁大地，这一次他们又在一起喝了不少酒，因为李白留给杜甫的两首诗提到的都是喝酒这些事。临别之际，李太白对杜甫说：“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很久以后，李白想起了杜甫，又说：“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对于他们的会面，杜老夫子的描述则是“醉眠秋共被，携手同日行”，依然是在一起喝酒。
《旧唐书》曾撷取了一个片段来展示诗人饮酒的风姿：“时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尝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傍若无人。”离开齐鲁后，李白又回到金陵。这时的他名扬天下，前往邀请赴宴的人络绎不绝，李白也展示出了他非同一般的饮酒能力。《旧唐书》叙述的这次饮酒，时间就长达两天一夜，诗人的诗篇《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乘醉着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人棹歌秦淮，往石头访崔四侍御》清晰地记录了这一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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