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老第二次专门去看望沈先生，是在1979年4月。巴金将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法国，10日抵京，住王府井金鱼胡同和平宾馆207室。4月26日起程，5月14日返回北京，住和平宾馆407室。巴老这次出访前后在京停留时间不短，20日才回上海。出访前为准备会议，他随时抽空去友人家里或医院看望。巴老从法国回京后，有天晚上，他活动应酬之后，近8时了，突然问起，从文新近搬的家离这里远不远？我说很近，走过去十来分钟。巴老说，出去散散步，到从文家去看看。我陪他和小林从东堂子胡同走，我指着一座小门说这是上次你来时沈老住的地方。走到赵堂子胡同又告他这是克家家，正巧在克家门口，遇到他的家人，我说巴老临时决定去沈从文家看看，怕晚了，影响克家休息，所以看过沈先生后我就直接送巴老回宾馆。再往前走就是小羊宜宾胡同３号，中国作协的一处宿舍。院子很深，巴老上台阶，下台阶，跨了两道门槛，在昏暗中走进一间东厢房。事先没约，沈老外出了，沈夫人连声抱歉地说：真不巧，从文晚上很少出去。房间很小，布满了东西，一个稍宽敞的坐处也没有。巴老同兆和谈了一会儿就告辞了。
在送巴老回饭店的路上，他说沈家的住房条件太需要改善了，从此常听他谈起沈从文住房问题。据我确切知道，他同胡乔木同志当面谈过，为此事也专门给乔木同志写过信，还向胡耀邦同志谈过、写过信。1986年沈从文的住房问题终于得到妥善解决。据1986年6月14日《文艺报》记者报道：“最近，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自关怀过问下，著名老作家沈从文的生活待遇问题得以妥善解决。不久前，胡耀邦同志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方面了解沈老的生活和工作情况，随后，中组部即下达了文件。文件规定：沈老的住房、医疗和工资按中央副部长级待遇解决。就这样，这对老夫妇终于在晚年搬进了一套五间的新居。此外，沈老获得了近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晋级调资，工资由每月的二百元增为三百多元。社科院还为沈老配备了专车，但沈老的夫人张兆和说：‘目前因为电话一时安不上，所以叫车仍很不方便。’”
巴老在路上还谈到，沈从文已多年不参加文学界的活动，有机会应该请他出来见见朋友，相互谈谈。我记住了巴老的这个提醒。1981年11月13日，《文艺报》编辑部在京召开“散文创作座谈会”，编辑部叫我们登门去请沈先生。11月10日下午，我去沈家，兆和说已收到请柬，从文答应参加会议。兆和还问请了哪些人？沈老高兴地提前到会并在会上发了言。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夏衍、季羡林、臧克家、李健吾、吴伯箫、吴组缃、萧乾、严文井、郭风等，叶圣陶、冰心等写来了书面发言。
1982年，沈老中风过一次。巴金很挂念他的健康。小林多次电话叫我抽空去看看。每次去后均将沈老的近况告她。沈夫人也多次托我转告巴金他们的近况。1983年兆和在转交朱光潜老师送我的《悲剧心理学》一书时附了一封短信：“泰昌同志：昨得朱老太太寄来朱先生赠书，特寄来。从文目前所患系小中风，已见好。特告，即致 敬礼 兆和 四月十一日”。接信后，当晚电话告小林沈老的病况。
巴金在京第四次看望沈从文，是1985年3月28日，他来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这是他们最后的晤面。
我提前去沈家打个招呼。27日下午，我去沈家，沈老正坐在沙发上，他向我招招手，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我同兆和使个眼色，她将我拉到厨房，告她明天上午巴老来看你们。她说我作点准备，先不告诉从文，省得他激动晚上睡不好。兆和问我几点来，我说大约10时左右到，中饭巴老要赶回去。兆和说那我只好准备点水果、点心。约9点半，巴老从北京饭店动身，去崇文门西大街沈老家。小林、小棠和我陪同。关于这次巴老看望沈老的情景，1988年11月沈老逝世后我在为《收获》写的《紧含眼中的泪》文中写着：
“正赶上四五级大风，巴老全副武装：黑呢大衣，花格子呢帽子和围巾。车子在宿舍楼大门口停下，小林扶着行动不便的巴老顶着风走了二三百米路。兆和已在楼门口等候，乘电梯到五楼。巴老是头一次到沈老新居，他进屋后直奔在客厅等候的沈老。沈老从沙发上站起来，紧紧地握着巴老的手，脸上泛起微笑，舒展的微笑。巴老连声说‘你好，你好！’沈老吐词不清地说：‘好，你好！’兆和准备了好几样点心，她一直在忙着招待，一直挂着笑容。两位老友面对面地开始了交谈。巴老说了些问候的话，由于沈老说话不便，嘴唇很吃力地颤动。巴老突然沉默了。在场的人都为两位老友难得相见又不能随意倾谈难受，兆和只好代沈老说了许多话。巴老仔细地问了沈老饮食健康近况。巴老怕影响沈老休息，呆了一个多小时就起身了。告别时，兆和陪巴老参观了新居的各处。巴老和沈老紧紧握手，巴老说：‘下次再来看你，多多保重！’巴老出房门时，沈老还在招手。兆和送巴老下电梯，汽车开动之后她还顶风站在那里招手。在回住处的途中，巴老说沈老身体、精神都不错，比他想象的要好。住房也有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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