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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风情 》 名傢走世界:塞納河 萊蒙湖 》
第16節:格朗貝島,大墳島(2)
郭宏安 Guo Hongan
從美洲回來,夏多布裏昂結婚了,然後參加了流亡者的軍隊。行軍中,他們來到特萊夫(今名特利爾,是誕生過馬剋思的德國城市,1815年前曾經屬於法國),夏多布裏昂“看見了俄亥俄的無名廢墟之後又看見了羅馬廢墟”,他稱之為“一大樂趣”。他說:“我在一座羅馬的圓形劇場的殘垣斷壁中重讀並修改一段關於森林的描寫《阿達拉》的一個片段,這樣來準備徵服法蘭西。”他那個時候就想到以《阿達拉》來徵服法蘭西,未免太早了,這顯然是後來寫作回憶錄時的口吻。這支四分五裂的隊伍在第雍維爾遭到重創,夏多布裏昂受了傷,患了病,跌跌撞撞地穿過了比利時。這支小小的部隊由貴族組成,雖然說是勤王,但是也沒有忘記等級,夏多布裏昂不由得感嘆道:“係於同一事業、面臨同一危險的人們仍然繼續着由醜惡的標志表示出的政治上的不平等: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平民百姓,因為他們的犧牲沒有攙進任何個人的利益。”他離開了比利時,來到倫敦,開始了長達8年的流亡生活。他籍籍無名,又身無分文,衹好以翻譯和教授法文為生。於是,他“白天翻譯,晚上寫《革命論》”,日子過得也不無樂趣。他說:“我的貧睏和別人的富有、我的無依無靠和別人的熙來攘往之間的對比,使我感到愉快。”他在小城本蓋的英國牧師艾福斯先生傢裏教授法文,先生的獨生女兒,15歲的夏洛特愛上了他,可是他不能接受,因為他已結了婚。他的心受到了重創,他說:“在我所經歷過的痛苦中,這一次最傷心,最劇烈。”倘若娶了夏洛特,他在人世間的角色就會改變:“隱居於大不列顛某郡,成為一個以打獵為樂的紳士;我的筆下不會寫下一行字;我甚至可能忘記我的語言,因為我用英文寫,我的頭腦中的思想開始用英文形成。”一個法國流亡貴族成為一個英國紳士,對於夏多布裏昂來說,這樣的前景頗具吸引力。他早就想過“平靜的日子”了,他不願過落在他頭上的“動亂的日子”。他問道:“帝國,復闢,分裂,法國的爭吵,這一切與我何幹?”他懷疑:“我肯定有真正的才能嗎?這種才能值得犧牲生活嗎?我能超越我的墳墓嗎?如果我去了冥間,在目前正在進行的變化中,在一個改變了的、忙於別的事情的世界上,還會有一個傾聽我的公衆嗎?我會是一個過時的、為新一代所不理解的人嗎?對於倨傲的後世來說,我的思想、感情、甚至風格會是一種無聊的、陳舊的東西嗎?我的影子可會像維吉爾那樣對但丁說:‘我是詩人,我歌唱!’?”不過,我們得承認,他如果接受夏洛特,他將使英國多了一個默默無聞的紳士,使法國失去一個偉大的作傢,的確會使他的國傢“蒙受很大損失”,至少會使今天的讀者少了許多閱讀的樂趣。在流亡英國的期間,夏多布裏昂寫了兩部著作:《革命論》和《基督教真諦》。在第一部著作中,百科全書式的懷疑主義和模糊的宗教惶惑交織在一起,他一旦得知母親去世,立刻“恍然大悟”,並開始寫作第二部著作:“從《革命論》的懷疑主義到《基督教真諦》的確信無疑,不需要花很大力氣。”母親的死使他又回到了童年時的信仰:“我的信仰發自內心:我哭了,我就信了。”
1800年5月,夏多布裏昂頂着一個假名字,回到了法國。他又見到了先前的朋友德?封塔納、儒貝爾等人,並結識了拿破侖的弟弟和妹妹,更為重要的是,他能與在流亡中認識的德?博蒙夫人重敘友情。女人,或者說沙竜女主人,是革命前的法國的一支重要的幕後力量,足以造成一個人的名氣,足以毀掉一個人的聲望。夏多布裏昂的成名得力於女人不少,其中就有德?博蒙夫人和後來的雷卡米夫人。這種使男人成名的力量來自於貴族的“文雅”,但是,夏多布裏昂後來回憶說,在革命後的法國,“這種文雅已經不復存在,那是教育的結果,經過運用變成了性格的力量”。1801年4月,他出版了《阿達拉》。《阿達拉》原本是《基督教真諦》一個片段,作為試探氣球,夏多布裏昂先把它在法國出版了,結果造成了轟動。“帝國時期的文學本屬古典派,乃是一個返老還童的老太婆,看一眼就讓人夠夠的了,《阿達拉》應運而生,是一種聞所未聞的作品”。總之,“舊時代排斥它,新時代歡迎它”。夏多布裏昂成了名人,出於拿破侖的妹妹的幹預,他的名字也從流亡者的名單上被劃掉了,但是他“生性孤僻”,總是懷疑自己的才能,他竟能夠在“陶醉”之餘保持“謙卑”:“我逃避我的地位,我躲避行人,竭力打掉罩在我頭上的光環。”接着來的是《基督教真諦》,除了復興基督教的意圖之外,這部著作在文學上有它特殊的意義:它提出了浪漫派的文學主張,把“憂鬱”作為文學的第一要素,要求文學表現“模糊的思慕之苦”和孤獨感。他說:“我是在我們的廟宇的殘磚斷瓦之間出版《基督教真諦》的。忠實的信徒以為自己獲救了:當時人們有一種信仰的需要,渴望着宗教的慰藉,因為這種慰藉已被剝奪有年了。為了剋服經受過的諸多對立,需要多少超自然的力量啊!多少被肢解的家庭需要在人類的父親身邊找回失去的孩子啊!多少破碎的心和孤獨的靈魂為了治愈呼喚着一隻神聖的手啊!人們衝嚮天主的傢,就像傳染病流行時衝嚮醫生的傢。我們的動亂的犧牲品(有多少種不同的犧牲品啊!)逃嚮祭壇;溺水者抓住岩石,以圖獲救。”《基督教真諦》所呼喚的輿論有力地支持了拿破侖的意圖,夏多布裏昂也從此開始了他的政治活動。《勒內》(《基督教真諦》的一章)所診斷的世紀病的時代特徵,開創了以憂鬱為靈魂的浪漫派文學,但是,夏多布裏昂對詩人和小說傢們把痛苦普遍化卻感到憂慮:“一群群詩人勒內和散文傢勒內已經泛濫成災:人們聽見的盡是些悲哀的、前言不搭後語的話;除了風和暴雨、對着雲和夜傾訴的無名之痛苦,別無其它。沒有一個無知的學生從學校裏出來不幻想着成為最不幸的人;沒有一個小孩子不在16歲上已經耗盡了生命,自以為飽受自己的天才的折磨;沒有一個不在自己的思想的深淵裏放縱於模糊不清的激情;沒有一個不拍打着自己的蒼白而脫發的額頭,不用一種不幸讓那些目瞪口呆的人吃驚,這種不幸他不知道叫什麽,那些人也不知道。”更使夏多布裏昂感到憂慮的是,拿破侖終於意識到《基督教真諦》所宣揚的宗教觀念與正統的君主專製思想是不可分割的,它們一起來了。夏多布裏昂驕傲地說:“我喜歡感覺到他的利爪。”終於,他在羅馬大使館任職一年之後辭職了,藉口是夏多布裏昂夫人的身體欠佳,實際上是拿破侖處决了一位公爵。對於政治來說,文學是一把雙刃劍。聰明的政治傢理解這一點,所以能趨利避害,一方面藉用文學來打造有利於己的輿論,一方面竭力遏製文學本性的發揮,而文學的本性是自由。但是,聰明的政治傢衹是一時的聰明,當他壓製文學的本性的時候,他就開始走上了失敗的道路。因此,1807年秋,夏多布裏昂在巴黎西南郊的奧爾內村“買了一棟園丁的房子”,在此隱居起來。夏多布裏昂的新住所在一個叫做“狼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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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上海三聯書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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