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人们的印象中，柳永的政治命运就毁在他的词作上。《能改斋漫录》说柳永在词中大发牢骚，皇室不高兴；《艺苑雌黄》说柳永大量创作艳词，皇室不喜欢；而《渑水燕谈录》卷八则声称是皇上与柳永在填词用字的选择上发生了争论，柳永的失意源于他与皇上在词作艺术上的分歧。据这部野史记载，柳永中进士后，一直没有得到政府任命，潦倒在汴京。当时有位姓史的官员产生了怜才之心，准备帮助他，恰好教坊进献新曲《醉蓬莱》，便将填词的光荣任务交给柳永，有心让柳永大放异彩，博得皇上的欢心。柳永不敢怠慢，屏住呼吸，使出全身气力，交上了一份自以为很圆满的答卷。词作交上来，皇帝第一眼看到“渐”字，脸色一变，心里不太高兴；读到“宸游凤辇何处”一句，发现又与他亲自填写的真宗挽词暗合，情绪顿时低落然；又读到“太液波翻”，终于忍无可忍，批评道：为什么不写“太液波澄”，随手将柳永的词作扔在地上。他的前程就这样毁于填词，《渑水燕谈录》如是说。
也有野史宣扬柳永的前程毁于他的性格，毁于他的傲气。据说宰相吕夷简六十大寿的时候，派人向柳永讨词作。柳永写了二首，一首为《千秋岁》，一首为《西江月》。吕宰相先读了《千秋岁》，倒也喜欢。又看《西江月》，念到“纵教疋绡字难偿，不屑与人称量”，笑道:当初裴度修福光寺，求皇甫湜写文章，每字索绢三匹，看来柳永这小伙子嫌我的酬仪（稿酬）大薄了。等又念到“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时，吕宰相就生气了，大怒道:“小子轻薄，我何求汝耶?”从此衔恨在心。
过了几天，正好翰林有了多余的编制，吏部开了一个推荐名单，其中有柳永的名字。仁宗皇帝曾经见过柳永的词句，对他很欣赏，就问宰相吕夷简道:“朕欲用柳永为翰林，卿可识此人否?”吕夷简道:此人虽有才华，然恃才高傲，全不以功名为念。他担任屯田员外郎的时候，日夜留连妓馆，把大宋政府官员的脸都丢尽了。如果重用他，恐怕会影响官场上的风气，很多人会群起仿效。吕宰相当场还在柳永所写的《西江月》词诵了一遍，仁宗皇帝点头称是，看来柳永词人确实高傲。又早有谏官打听到吕丞相衔恨柳永，也在一旁煽风点火，连章参劾柳永来讨好吕丞相。所以圣明的仁宗皇帝受到蒙骗，最后御笔批了四句:“柳永不求富贵，谁将富贵求之？任他白衣卿相，风前月下填词。”这是另一个版本的“奉圣旨填词柳三变”，只不过批评的对象由皇帝老儿蜕变为奸相吕夷简。直接批评或讽刺皇上，总会有些风险，还是挖苦奸臣更为安全。
皇上对柳永不满意，政府职员们也就不会给柳永好脸色看。张舜民《画墁录》卷一又记载了相关的一则逸闻：柳三变因为填词得罪仁宗皇帝后，吏部不给他的官职。柳三变进退失据，狼狈不堪，有了进士的称号，却享受不了进士的待遇，还是白忙话一场。想来想去，只有腆着脸皮去求人。他找到了政务总理晏殊，晏殊也是个大词人，曾提拔过许多才子，对柳永并非全无好感，于是苦口婆心地说：“贤俊作曲子幺？”言下之意希望柳三变能够收敛一些，只要少写词作，肯定会有好前程的。没曾想柳永竟然是个愣头青，不甘示弱，张口就说：“只如相公亦作曲子。”他竟然质问晏殊，您不也是一个词人，不也是写过许许多多的词吗，为什么可以高坐庙堂之上呢？艺术难道还分高低贵贱吗？晏殊勃然大怒，回击说，我虽然也填些曲子词，但从来不写那些‘彩线慵拈伴伊坐’之类的淫词俗曲。同样是词人，格调上是有巨大差别的，你还是先回去好好反省吧。柳三变只有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初柳永受到非议，主要是所填的词格调太低；今天柳永受到追捧，正是因为他的格调低俗得可爱、真实。唐五代敦煌民间词，原本是歌唱普通民众的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后经文人染指，引入文坛，遂变得文雅起来，甚至成为文人士子抒情写怀之媒介。词在诗客笔下，遂从市井的秦楼楚馆，转移至文人雅士的歌筵酒席，专供官妓或家姬演唱，以便“娱宾遣兴”、“清商自娱”，逐渐成为“吟咏情性”的新型抒情诗。文人词即与民间流行之俗曲风格日远。词的内容日益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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