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这趟航程很有趣。她俩甚至跟一位旅伴交了朋友，此人是个日美混血儿，名叫伊迪陈，艾米丽在《时与地》这本书中有篇文章专门写他，篇名就叫《伊迪陈》。伊迪陈与艾米丽的友谊持续了三十多年，他成了两姐妹此趟日本之行的顾问和导游，他循循善诱，向她们介绍日本文化传统和习俗，且热情洋溢，领着她们去自己的老家──一个叫Jijima的地方一游。关于这个地方，七十年代艾米丽回日本旧地重游，特别去寻访过： 我的游伴对我的激动十分惊奇，他问道：“你以前来过日本？” 我说我来过，“很久以前，”我说，“跟几个朋友一道，他们带我去看祁愿节，他们在jijima有座可爱的房子。” “你说什么地方？” “jijima。”我重复。 他们显得一脸茫然。我便把我记在笔记本上的这个地名拿给他们看，“这是个渔村，你们知道吧，在鎌仓附近。”我说，“大多日子里，从屋子前面的窗户可以望见富士山。” “jijima？”他们互相对望着，慢吞吞地说，语气困惑。其中一位朝我转过来，道：“日本这一地带新建筑特别多，所以一些边界、村庄都消失了。不过，仍然，或许──”他转向前座，问那位司机。但司机也说不知道jijima，他们都从未听说过它。 难道那地方根本不存在？ 有许多种可能。也许真的是那地方太小，消失在新时代的建筑群里，是无数为人遗忘的老地方之一；又也许，是艾米丽的日本记忆与中国记忆相比淡漠得多，因而在她心中都无意识地褪化为朦胧的远景，似有若无，衬托着那些鲜明得几乎不真实的中国记忆。 总而言之，在日本，她们停留了三星期。受到新朋友们友好的接待。要不是有个家庭朋友在上海等着她们，她们还想待更长时间。海伦买好了6月12日回纽约的船票，而艾米丽也想着早日回非洲继续寻梦。派屈克一直在给她写信，现在他请她回去，他告诉她，她在非洲领养的那个孤儿想念她，又说他自己和非洲的丛林需要她。于是1935年4月末，这两姐妹在横滨登上一艘破旧的小邮船，打算去上海见了朋友游历一番之后，就各奔前程。 小邮船名叫“浮华”号，那真的是一艘“开往中国的慢船”。二十年代，美国歌手索尼·罗林斯（Sonny Rollins）有一首爵士乐曲，名字就叫《开往中国的慢船》。他在歌里这样吟唱： 地球仪上黄色的中国， 今后我可能不会去那个地方， 那不是为我而存在的中国。 虽然如此， 我仍会坐在海边的石阶上， 等待着空白的地平线上， 可能会出现的开往中国的慢船。 七十年代，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也许是被曲调里那种凄迷浪漫的情调打动，拿它作了自己一部小说的书名。他也许不知道，早在三十多年以前，就有这么一位美国女子，真的就这样登上这么一艘开往中国的慢船。恰如他这部小说书名暗示的那样： 慢船说是去中国，可它在大海上漂呀漂，它开往哪里，对船上的乘客来说都一样，哪里都可以去，却也许哪里都去不成。 不过这艘名叫浮华的小船最后倒是真的到达了目的地。两个来星期后哈恩姐妹俩终于抵达上海。这趟航程对艾米丽来说却没多少趣味。跟从旧金山到横滨之旅不同，这艘去中国的船旅客不多，除了她们姐妹，多年以后，想得起来的只有一位中国海关官员，一位法国伯爵和他的意大利妻子，还有一位看上去像法国人的波兰人。“其它的我就不记得了，日子过得乱糟糟的。各人有各忙。每个人都有自己赶忙的理由。”艾米丽在《我的中国》中回忆道。她就用这么短短一句话带过了这次航程。以后在她的多部著作中也没怎么提起。镜头从日本一下子就切换到了中国，上海。 所以，艾米丽是在怎样一种心境中看到上海在远方的地平线上缓缓显现？她第一眼看到上海时印象如何？我们不太清楚。在她的多部描写中国的书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漏掉了这一段。她给《纽约客》发去的上海专稿里，也没有有关篇章和文字。 肯恩在他的传记里，写到这个重要时刻，也只有以下短短一段： 她们的船驶进港口，插入那堆由二十多个国家的轮船和军舰组成的船阵中，下船的乘客行列绵延数里。在他们身后，地平线那端，是蓝色的太平洋。而在她们前面，是黄浦江和它岸边的大地。 黄浦江上充塞着中国帆船，它们沿外滩一直伸展过去。外滩是上海一条河滨主要商业街。在这条街上，米奇和海伦看见一长列店铺、西式公寓和商业大厦，大厦里有装了空调机的大班写字楼。哈恩姐妹上了岸，她们顿时被卷进一个声色犬马的大万花筒。 “在外滩的中午，人变成了虫蚁，”一位英国作家哈罗尔德·阿克顿曾这样写道，“每天都是这样……红绿灯下各种车辆来来往往，它们对交通警察视若罔闻。”另一位作家也有类似的描写：“有轨电车、无轨电车，犹如一个个活动房间，相映成趣，汽车和卡车……苦力们扛着体积惊人的货包，还有二轮小货车，车前有六到八名苦力，他们身背粗麻绳，拖车前行，黄包车……自行车、马车、行人──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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