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柳永到底喜欢不喜欢功名利禄呢？柳永的这篇《劝学文》，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而词作中的那些飘然世外的宣言，也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哪一种观点更接近柳永的心声呢？这两种观点对立如此鲜明，看来，要么是未成年的柳永欺骗了他周围那些善良纯真的同学，要么是成年的柳永欺骗我们这些纯洁朴实的看官，或者说他一直在欺骗自己，说着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专家们一直认为柳永是诚实的。他们说柳永没有欺骗过淳朴的学子，也没有欺骗我们这些淳厚的看客，更没有欺骗纯真的自己。他出身于奉儒守官之家,在少年时代, 由于深信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信条，所以每夜必燃烛苦读，自然萌发了过“为公卿”的人生理想。后来受到打击，有了那么一丁点挫折感，发现功名利禄并非手到擒来，于是就表现出清高的样子来掩饰自己追逐功名的失利，他的内心其实一直对对富贵充满了渴望，“他何尝不是对功名孜孜以求，柳永的到处打秋风，最终依赖科举晋身，奔走政府之间要求传官等等，都明显地流露出内心的渴望。只不过，柳永生性浪漫。‘偎红翠’的生活又确实给他带来了许多快乐，牢骚汹涌时便口无遮拦。”
总而言之，专家们说，正是因为柳永早年对功名利禄很执着，经受挫折后失望的情绪就十分强烈，他把这种情绪转化为创作的动力，于是便成就了他那些动人的歌词。也就是说，我们所喜欢的那些歌词，都是柳永追逐功名失意后的产物。没有柳永的失意，就没有柳永那些叛逆的歌词，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其实就是建立柳永的痛苦之上。倘若专家们说的都是事实，我们这些热情的看官不就太残忍了么？为了一时的兴致，让我们喜欢的主人公永久的沉沦，永远的处于潦倒状态中，以便他能写出几首飘逸的歌词。倘若专家们说的不是事实，想想一下我们所尊奉的才子曾经是那样俗不可耐，张口闭口都是“好好读书才能做高官”，这又是多么大的打击。
专家声称，柳永由一个热衷仕途的俗人转变为一个飘逸的高人，主要在于他进士科考试的失利以及后来官场的失利，在于政府要员乃至皇上对柳永牢骚之词的误读。阴差阳错的结果，使柳永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眼看仕途无望，后来他索性就“自暴自弃”了。产生误解的根源则是这首《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年轻的柳永几度参加进士科考试，但多次名落孙山，这使心高气傲、自诩为才子的他感到难堪。他一方面以“明代暂遗贤”来直斥科举制度的不公正，来嘲讽考试制度本身，另一方面则以通俗浅近、明白晓畅的语言来抒发他轻蔑名利、傲视公卿的感情，表白自己不合作的态度。而在政府要员看来，考试失利后就应该更加努力，卷土重来。柳永却说他不愿再浪费青春，宁肯在“烟花巷陌”之中去寻找“意中人”，宁肯当一辈子“才子词人”，宁肯“浅斟低唱”也不要那身外的“浮名”。这就是异端思想，具有了极强的叛逆色彩，也是帝王最难以容忍的。倘若才子们都抱有这样的想法，谁还会把满腹才学卖与帝王家，天下英雄又怎能尽入彀中呢——《唐摭言》卷一载: “(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柳永所宣扬的离心倾向无疑是极其危险的，赵宋王朝必须对此表明自己的立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记载：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佑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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