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黄州时，曾戏谓自己道：“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谁料到，“风流帅”未必名副其实，“风流债”竟然不期而至。
苏轼去逝之后，他的名字被蔡京列上《元祐党人碑》，他的诗文也遭禁毁，甚至连书版都被劈烧，士大夫之间，无人胆敢再言三苏文字。
就在北宋末年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六贼”当道，天下累卵、斯文扫地之时，有一个人站出来替东坡说话，这就是自称为东坡“遗体”（遗子）的“六贼”之一 —— 梁师成。
有关这件事，最早的史料记载见于早已失传了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和王偁的《东都事略》：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又，梁师成累迁河东节度，拜太尉。时上留意礼乐符瑞事，师成善於逢迎，凡御笔、号令，皆师成主之。……王黼以父事之，权势熏灼，嗜进者皆出其门，自称苏轼出子。因诉於上，（苏）轼之文复出人间。
案：《东都事略》《王黼传》：梁师成与黼连墙，穿便门往来，黼以父事之，每折简，必称为“恩府先生”。《梁师成传》：王安中为翰林，每草师成制，必为好辞，褒颂功德，时人谓之“王内相”。……始，童贯自谓韩琦遗腹，而师成亦以为苏轼出子，至诉於徽宗曰：“先臣何罪？”先是，天下禁诵（苏）轼文章，其尺牍在人间者皆藏去，至是始复出。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二》
梁师成是个宦官，死于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生年不详，从文中所述情形看，至少他比王黼要年长一些。王黼生于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那就是说，苏轼去逝时，他至少已经二十余岁；东坡元祐年间在朝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时，他至少也有十余岁。若依其所说，与东坡果有瓜葛，为什么在东坡风光无限时不去认亲，反而自残其身，当了太监？可见，梁师成自称是“苏轼出子”，和童贯“自谓韩琦遗腹”一样，纯系太监们编造，意在攀上名树高枝。南宋后期的周密，首次说梁师成“自谓苏氏遗体”：
及梁师成用事，自谓苏氏遗体，颇招延元祐诸家子孙若范温、秦湛之徒。师成在禁中见其书，为诸人道之。诸人幸其书之出，因曰：“此亦不可不录也。”师成如其言。及败没入，有得其书，携以渡江，遂传于世。
——《齐东野语》卷八《朱墨史》
周密在这段文字中，主要想说明苏轼的著作没有泯灭殆尽，与梁师成的转录、保存不无关系。这种说法有其道理，其证据来自另外两则宋代笔记：
（东坡）先生翰墨之妙，既经崇宁大观焚毁之余，人间所藏，盖一二数也。至宣和间，内府复加搜访，一纸定值万钱，而梁师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桥铭》。谭禛以五万钱辍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于幽人释子所藏寸纸，皆为利诱，尽归诸贵近，及大卷轴输积天上。
——宋·何蘧《春渚纪闻》卷六：苏轼《翰墨之富》
苏子瞻亦喜言神仙，元祐初有东人乔仝自言与晋贺水部游，且言贺尝见公密州道上，意若欲相闻。子瞻大喜，仝时客京师，贫甚，子瞻索囊中得二十缣，即以赠之，作五诗使仝寄贺，子由亦同作。仝去，讫不复见，或传妄人也……余犹及见其与鲁公言从子瞻事，且云海上神仙宫阙吾皆能以说致之，可使空中立见，蔡公亦微信之。坐事编置楚州，梁师成从求子瞻书帖，且荐其有术。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
以上二例，都在说徽宗时期，东坡翰墨书帖极为珍贵，梁师成闻风即动，而且索取有术。其实苏文被禁，反而促使其价格陡增，最喜欢收藏东坡墨迹的，还是蔡京的几个儿子。梁师成豪夺之外，更欲巧取，自称是东坡遗子，便有了更好的借口。经过王偁、周密等人传说，元代脱脱等人编修《宋史》，竟将此事写了进去：
梁师成，字守道，慧黠习文法，稍知书。初隶贾详书艺局，详死，得领睿思殿文字外库，主出外传道上旨。政和间，得君贵幸，至窜名进士籍中，积迁晋州观察使、兴德军留后……至检校太傅，遂拜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换节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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