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给朱寿昌的那封信，分明写于元丰三年五月初，文同灵柩将至、子由和家人尚在望中，这里却被“考”为“元丰四五年间”，已是囫囵吞枣，“权发遣”三字，则被解读为“遣返”和送走，更是望文生义。此等考据误导了许多学者，不仅《苏轼词编年校注》以讹传讹，孔凡礼先生在《苏轼年谱》里，虽将苏轼之信予以准确定位，依然未加细辩，误以为“菱翠当为苏轼另一妾之名 ”。
苏轼身在贬所，自称幽人，衣食不继，何由蓄置两三个侍妾、歌女？
关键在于苏轼信中的“云乃权发遣耳”。这里的“云”，确实是指朝云，但“权发遣”三字，决非遗返、遣散之意。请看如下史料：
兵部尚书寇准为枢密使、同平章事，王旦荐之也。准未告谢，命向敏中权发遣枢密院公事。自是枢密皆罢，即命宰臣权发遣如敏中例。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二“真宗大中祥符七年”事
虞部员外郎杜獏权发遣度支判官事，太常博士燕度权发遣户部判官事，仍理本资序，毋得差出，俟三年有劳，令三司保明，当议升陟之。权发遣三司判官始此。獏，镐之子；度，肃之子，皆王尧臣所荐也。（权发遣三司判官盖始此。治平元年十二月，又命张徽、皮公弼等，然非事始也。《会要》因英录但记徽、公弼而略獏、度，今特著之。度附传在神录熙宁三年八月，亦言权发遣三司判官自度始。）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一“仁宗庆历三年”事
傅尧俞权盐铁副使。尧俞初除服入都，未见介甫，介甫屡召之。既见，语及青苗，尧俞以为不便，介甫即不悦，自是恶之。及此除命，介甫以为资浅，且令权发遣。曾公以为尧俞曾任知杂御史，资不浅，乃正除副使。
——司马光《温公日记》
前一例中的“权发遣”，是暂时兼任之意，而后二例，则因任职者资历不够，暂时充任之意。这里显示，宋代“权发遣”之制，始于向敏中，至杜獏、燕度而成规则。在第三例中，王安石以“资浅”为由，试图阻挠傅尧俞的任命，恰恰是王安石，他在当政之后，大量引进资历特浅的新进，于是将“权发遣”演进成一种官制：
介甫用新进为提转，其资在通判以下则称“权发遣”，知州称“权”，又迁则落“权”字。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六
王荆公喜说字，至以成俗，刘贡父戏之曰：“三鹿为麤，鹿不如牛。三牛为犇，牛不如鹿。”谓“宜三牛为粗，三鹿为细，若难于遽改，欲令各权发遣”。
荆公方解纵绳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据要地，以资浅，皆号“权发遣”，故并谑之。
——邵博《邵氏闻见後录》卷三十
淳熙三年，中书舍人程大昌言：“旧制，选人改秩后两任关升通判，通判两任关升知州，知州两任即理提刑资序。除授之际，则又有别以知县资序隔两等而作州者，谓之‘权发遣’，以通判资序隔一等而作州者，谓之‘权知’，上而提刑、转运亦然……”
——《宋史》卷一百五十八《志》第一百十一
王安石既用“权发遣”遏制持不同政见者，又用“权发遣”来提拔与自己政见相同的人，所以爱开玩笑的刘攽以此来戏谑他的《字说》。此法渐行久之，“权发遣”便成了与“权知”相同的一种官阶，乃至后人对这种混乱的官制颇有微词。
就在苏轼被贬黄州的当天，朝廷便有一例“权发遣”职务之诏，后来这个“权发遣”者又到了他的身边：
诏都官员外郎、权发遣三司度支判官李琮升一任；余减磨勘年，循资堂除，先次优便差遣者二十八人。以根究江东、两浙路逃绝亏陷税役等钱九十九万缗也。
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神宗元丰二年”事
都官员外郎李琮权发遣淮南路转运副使。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二“神宗元丰二年”事
李琮是王安石的得意门生，他的第一个“权发遣”职事发布在苏轼被贬之诏前头，大有“一代新人胜旧人”之意；第二个“权发遣”之地是淮南西路，苏轼被贬的黄州，正在他的管辖范围。严格地说，这里的“权发遣”，就是“暂充任”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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