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作为一名译介家，给人感觉往往像是电视电影的配音演员一样，重要的，但又是幕后的，就像在中国，知道卡夫卡的人未必知道叶廷芳。但是您好像几乎是跟村上春树一起出名的，我们知道了村上春树，当然也知道了您，您怎么看现在的中国的译介事业？
林少华：的确如您所说，对于一部外国文学作品而言，译者应是幕后人物。而我却从幕后一下子蹿到了前台——就是说读者给了我更多的关注甚至偏爱，这只能解释为一种幸运。就说这次吧，从日本回国后收到满满一纸箱读者来信，以一天一封计，也有三四百封。不少来信索性把我当做知心朋友——尽管我其实是个半大老头儿兼穷酸教书匠——倾诉她（ 他 ）们心中的困惑和苦恼，使我能够直接触摸一颗颗孤独而坦诚的心灵。这确实让我感动，觉得自己前半生总算做了一件多少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事。这是文学的力量所使然，而文学的力量甚至大于政治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
关于中国现在的译介事业，不妨概括为两句话：欣欣向荣，问题多多。好比暮春时节漫步于厦门鼓浪屿，弹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钢琴声此起彼伏，但真正弹好的并不多——大部分人弹对了琴谱，只有极少数人弹出了灵魂的震颤。译坛所以出现类似情形，主要是因为不少译者母语功力和悟性不够。翻译这东西——我是指文学翻译——大体说来，三分外语，六分汉语，一分天赋。在这个意义上，最理想的是一个人既是作家又是翻译家，村上便是这样。我国解放前也比比皆是，如苏曼殊周瘦鹃刘半农周作人郭沫若等等。解放后由于书香门第和家学传统的人为中断等多种原因，再没产生这样的“两栖”人物。这对于译界以至整个文化界是个令人痛心的损失。大学课程充其量只能培养翻译匠，翻译家是培养不出来的，一如大学培养不出作家。
记 者：中国人翻译日本文学大约都有一种文化认同感，您觉得村上的小说里的都市性质，包括音乐、酒吧文化等时尚元素跟中国的城市文化很相似吗？而实际上村上已经是五十出头的人了，中国的“村上迷”却大多是二三十岁的所谓白领阶层，年龄的差异是否也体现一种现代化进程的差异？你怎么看这种差异？
林少华：比之乡土文化的千差万别，城市文化更容易同国际接轨，至少音乐CD、啤酒、威士忌一类小道具同日本的已相去不远。当然，村上小说中打动我们的更是形而上的时尚元素——时尚都市男女心中特有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既非焦大的孤独又不是林黛玉的孤独，只能是公寓套间和空调办公室以至酒吧里的孤独，即所谓村上式的孤独。不过村上倒是孤而不独，他正是用孤独与我们沟通。换言之，非孤独便无以沟通。恐怕这才是村上小说中根本的都市性质和时尚元素。这东西是可以跨越年龄的。其实在村上读者的年龄层上日本和中国差不多。日本时尚杂志《 日经entertainment 》今年3月号做过一次调查，结果表明村上春树仍是20～29岁男女青年最喜欢的作家。村上本人也说过尽管自己的年龄增长了，但读者的年龄没有增长。而这点中国也大体一样，就是说年龄上没有明显差异。有差异的莫如表现在“森林热”上——在日本，《 挪威的森林 》热早已降温，而中国仍“高烧未退”。这一差异应该说同现代化进程的差异有很大关系。至少有一点可以断定：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程度同日本七八十年代有许多相似之处。
记 者：我读您翻译的村上作品，虽然写的是现代都市，但是我也能读到一种中国古典文学的韵味，比如唐诗的意境，有些地方您干脆就用近似古诗的语言进行演绎，这跟您的个人趣味有关系吗？这种带有个人化的翻译方法会不会影响原文？
林少华：是同我的个人趣味有关系。我自小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年轻时喜欢天风海涛无可抑勒的唐诗，进入中年则偏爱低回流连含蓄隽永的宋词。我认为汉语的感染力至宋词已达极致。适当汲取古汉语中有生命力的语汇和行文范式以促进现代汉语的工丽、简约和洗练，可以说是我一个小小的追求。在翻译当中也难免——有意也好无意也好——有所表现，致使译文带上这种个人化烙印。非我狡辩，没有个人烙印的纯净水翻译是没有的，问题只在于分寸的把握，即如何在打有烙印的同时尽可能传达原作的风格和韵致。译笔如水，以其变者而观之，则水质一也；以其不变者而观之，则因地形而异：或飞流直下，或九曲八弯，或平湖万顷，或清渠潺潺。除了村上，我也译过其他作家。细心的读者想必会发现，即使在“林家铺子”里，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也还是各具面目互不雷同的，绝不至于都以村上春树的文体和语调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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