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学界新人来说,未免有些"拔高"。1924年1月1日,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写了篇《读刘叔雅〈淮南鸿烈集解〉》,对刘文典的校勘提出一些补充和完善。十几天后,学界在安徽会馆公开举行戴东原(戴震)诞辰二百年纪念会,杨树达应邀到会,"余初坐东厢听讲,适之见余,邀往演台,并于彼之作序赞刘叔雅《淮南》书有所辩解,盖见余评刘文字也"。辩解归辩解,胡适依然觉得,给予学术新人一些必要的奖掖,并不是什么坏事。
1923年3月,正值学术界"开书目热",胡适应《清华周刊》胡敦元等人的邀请,开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在"思想史"部分毫不犹豫地就将尚在印刷之中的《淮南鸿烈集解》写了进去,并且"加圈"重点推荐。
不出胡适的意料,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刚刚走上书市,就引发了"明星效应"。就连明确表态"不赞成"胡适所开国学书目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在自己为《清华周刊》重新开列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竟也英雄所见略同地推介了刘文典的这本新书,"《淮南子》,此为秦汉间道家言荟萃之书,宜稍精读,注释书闻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颇好"。
鲁迅一向"主张年青人少读中国书的,或者干脆不读",但在听说刘文典的新书正式出版后,也特意跑去买了一套。1924年2月2日的《鲁迅日记》就记载,"往商务印书馆买《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六册,三元"。
《淮南鸿烈集解》的确有过人之处。它博采庄逵吉、王念孙、陶方琦、俞樾等众家校注《淮南子》之长,综合宋本、刘绩本、《道藏》本、庄逵吉本、尤本、俗本等优劣,重内证,辨真伪,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对《淮南子》作了校勘与评述,成为近现代学术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伴随着《淮南鸿烈集解》的出版,刘文典声名大振,一举成名。胡适在后来的代表性作品《中国思想史长编》里,再次不吝笔墨地夸赞了这本书:"近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著最完备,为最方便实用的本子。"周作人后来评价说,"他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甚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刘文典本人对于这本"成名作"也异常看重。《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后,十年间曾三度重印。但是,刘文典并未因此而停歇,继续完善努力。在平常的读书、教学过程中,凡遇到与《淮南子》有关的新材料或新思考,总要记录下来。这些成果在他后来著作的《三余札记》、《宣南杂志》里均有所体现。1948年春天,正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刘文典,趁着课余闲暇,又用红笔将整部《淮南鸿烈集解》重新点校了一遍,留下二十余则眉批文字,都是新的校勘成果,为《淮南鸿烈集解》的传世殚精竭虑。
目前行世的《淮南鸿烈集解》就是由其门生、云南大学中文系张文勋教授根据中华书局版本,结合刘文典的最后校正,增补完成的。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淮南鸿烈集解》的最全善本。
这颗由胡适精心打造的"国学新星",就这样冉冉升起在20世纪初叶的天空中。
"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胡适是"红学大师",刘文典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受其影响较深,但又不完全拘泥于胡适的研究门路,故而有不少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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