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 xùn pàn tán zhōng guó shǐ   》 kǒng mèng      huáng rén Ray Huang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孔孟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史学著作,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著。 这是一部有关中国自先秦至元末历史的漫笔集。《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列举了从春秋战国到元顺帝北撤约2000年历史中的几十个重要人物,细致入微的分析了中国历史进程因果。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所包括的内容自先秦至元末。其重点则在用“大历史观”论述中国历史,及表彰中国历史有它的特色,经过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阶段,前后连贯。各篇虽大致以人物传记之体裁为主,所叙事之影响,已远逾当时人之人身经验。 本书和黄仁宇的其他作品一样也较好地体现作者深厚的知识底蕴及其对中国历史的深刻领悟,亦深刻表现了作者的“大历史观”。
孔孟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今人冯友兰,也把孔子比做苏格拉底,孟子却可以比做柏拉图。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赞许。而曾皙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月,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而且“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等辞句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嘴中。 孔没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之中,“仁”之一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的说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值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玻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虽不能确定,但是他最活跃的时间,也是战国时代的前中段。《孟子》一书开场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已67年,又115年之后秦才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也就是说,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点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己甚”是当日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的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性。但战事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日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以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1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间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的那样剧烈——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所以这时已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万”,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记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段话可能反映着当日各国备战的情节,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日国君草菅人命的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既为各朝经筵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形容的影响。而亚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感情性,有时尤任直觉,例如“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之论自由。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也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时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说的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这样一股距离?为什么春秋阶段与战国阶段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别?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早熟——在纸张都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木片传抄之际,即出现至圣亚圣,而且与孟子同一世纪即出现了秦始皇,且对此后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上述诸问题的背景,前人已经说过:是因为华北黄土地带,耕耘容易,农业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业开始通有无,社会的流动性大。加以铸铁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间,影响到农具和兵器等等。这些解答都有根据,但是却没有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统一,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其经过应在下节提到秦始皇的时候追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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